邢士貞

邢士貞(1903—1929年) ，山西省汾西縣人。 十月革命後馬列主義在中國傳播，邢士貞從《平民週報》、錳新青年》等書刊中接受啓蒙教育。民國14年(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邢士貞在“太原市民滬案後援會”領導下，在汾西參加支援活動，登台演講，組織遊行示威，並籌建汾西農民協會。在北伐戰爭迅猛開展的形勢下，8月，邢士貞參軍南下，1927年在漢口參加中國。翌年四五月間以江蘇省委軍科幹部的身份來到吳淞主持兵運工作。七八月間，在吳淞舉辦兩期軍事訓練班，訓練兵運幹部。邢士貞還在炮兵中聯絡感情，開展工作，提高士兵覺悟，爭取轉變，他通過已在部隊的黨員江儒田以結拜兄弟方式，團結了一批士兵，並吸收符合條件的士兵入黨，壯大了南炮台的黨組織。他還把兵運工作的範圍擴大到北炮台和獅子林炮台，注意分化瓦解反動軍隊的內部。1929年，邢士貞任中共江蘇省委軍事委員。8月24日，在上海新閘路經遠裏參加省軍委會議，由於叛徒告密被捕。在獄中，他與彭湃等同志寫信給黨中央説：“我們已共同決定臨死時的演説詞了。我們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們努力在這裏作黨的工作，向士兵宣傳、向警士宣傳、向獄內羣眾宣傳，同志不要為我們哀痛，望你們大家努力!”8月30日下午，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邢士貞等。臨刑前，邢士貞和同時殉難的同志一起唱着國際歌、高呼口號，表現了人的英勇氣概。邢士貞犧牲時年26歲。 ^[1] 

1914年進縣城讀初級小學。1918年入縣高級小學，受進步教員影響，經常閲讀進步書刊。1921年，考入太原私立新民中學，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常與同籍學生談論民族革命運動。1924年，報考北京民國大學未果。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邢士貞積極參加了太原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在中共太原支部的領導下，太原的學生到山西各地發動羣眾，深入開展聲援五卅運動的鬥爭。邢士貞與幾位同學到汾西，發動汾西中小學師生舉行遊行示威，並在此基礎上籌建汾西農民協會。

1925年8月下旬，邢士貞跟隨同學王耀星南下漢口參加革命工作。1927年春，他在漢口加入了中國。1928年初，他歷經艱難，輾轉來到上海，與上海中共組織接上關係，被分配到中共江蘇省委軍科工作。不久，即與中共吳淞區委取得聯繫。

吳淞是上海的海上門户，國民黨駐有重兵。為此，中共江蘇省委以此作為兵運工作的重點。1928年初，中共吳淞區委創建，就根據江蘇省委的有關指示，指定專人負責兵運工作。由於缺乏經驗，工作開展不力。1928年夏，江蘇省委軍科重組，確定邢士貞為兵士運動委員會負責人。通過對吳淞區駐軍情況的實地調查，邢士貞總結了以往兵運工作的教訓，全面改進了兵運工作的方法。他與中共吳淞區委負責兵運工作的同志通過深入細緻的工作，壯大了吳淞南炮台的黨組織。在邢士貞的指導下，南炮台黨組織團結廣大下層士兵，靈活而巧妙地開展了反對吳淞要塞司令鄧振銓的鬥爭，對國民黨吳淞駐軍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在當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時許，邢士貞與彭湃、楊殷、顏昌頤、張際春等在上海新閘路經遠裏參加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會議，因叛徒告密，被公共租界帝國主義的武裝巡捕和國民黨上海公安局的包探逮捕。抓到彭湃、邢土貞等，國民黨當局自然大喜過望。因25日是星期日，租界臨時法院不辦公。26日，在沒有任何外人旁聽的情況下，法庭裝模作樣地通過了一下審訊的形式，便匆匆引渡給了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局將彭湃、邢士貞等人用鐵甲汽車武裝解人城內北門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當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就迫不及待地開庭審訊。

為了開展被捕以後的鬥爭，彭湃、邢士貞等及時地交換了應付敵人審訊的對策，決定儘量不暴露真實身份，利用一切可能與敵人周旋，爭取保存生命。因此，在審訊中，邢士貞自稱名叫郭瑞生，是到上海報考學校的學生。因為朋友介紹，才到新閘路李家借宿的，其他情況一概不知。彭湃等人在法庭上也都一問三不知，使滿懷期望的審問官一無所獲。27日下午，重新作了一番準備的敵人第二次開審。由於曾任國民黨汕頭市市長的方乃斌的出庭作證，彭湃、楊殷的真實身份已無從隱瞞。他們就索性將敵人的法庭當作了宣傳革命的講壇，嚴厲聲討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罪行。而邢士貞等則仍然堅持原來的口供，拒不承認是員。在長達四五小時的審訊過程中，敵人沒有任何收穫。二審以後，國民黨上海公安局深恐發生意外，於28日清晨將彭湃等人轉押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得知戰友被捕，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心急如焚，於24日晚即召開中央特科緊急會議，研究營救辦法。根據得到的情報，決定趁被捕同志轉押龍華之機，沿途武裝劫車。周恩來下令特科所有會打槍的同志全部出動，裝作是拍外景的電影工作者，趕往囚車必經之地楓林橋。但因事情過於倉促，臨時發生了技術上的意外事故，延誤了時機而使計劃未能實現從而失去了唯一的營救機會。在被捕人員中，邢士貞年紀最輕，但他與彭湃等一樣，始終保持着高昂的革命鬥志。敵人的嚴刑拷打，只能殘害他的肢體，卻絲毫折損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他的英雄行為，令敵人束手無策，驚恐萬狀。

被押解到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後，邢士貞明白自己已必死無疑。在死亡面前，他面無懼色，依然談笑自如。儘管手銬腳鐐，鐵鏈釘鐺，彭湃和邢士貞等人在獄中沒放過一刻機會，不斷向在獄羣眾與司令部內的士兵作宣傳。與士兵談至痛切處，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淚，痛罵國民黨軍閥非殺盡不可。當他們説到激昂處，便齊唱《國際歌》與《少年先鋒歌》，士兵與獄中羣眾亦高呼口號和之，於是愁苦慘淡的獄中，一變而為激昂慷慨的沙場。有些因貧窮而走人搶劫的盜犯，他們都感動而覺悟道：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是我們窮人的正當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入獄的羣眾乃更加堅決地説：“我們今後只有革命的一條路了!”被革命者們的英雄氣概嚇得心膽俱裂的敵人終於黔驢技窮了。8月30日，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決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人。他們四人慷慨地向土兵及在獄難友説了最後的贈言，唱着《國際歌》，呼着口號出了獄門。敵人為了保證萬無一失，在30日晚秘密行刑。他們甚至不敢將邢士貞等四人解至刑場，就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內的空地上加以槍殺。死後，敵人又秘密地把他們掩埋，以圖滅跡。

彭湃、邢士貞等被害的噩耗傳來，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反對國民黨屠殺工農領袖宣言》，憤怒聲討國民黨屠殺革命領袖的滔天罪行，沉痛哀悼為革命犧牲的四位烈士，號召人民為完成烈士未竟的事業而繼續努力奮鬥。周恩來一邊起草，一邊流淚。他對機要處的同志説：文告要馬上發出去，馬上發出去!又説：我們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幹掉!

邢土貞等犧牲後，1929年9月14日，周恩來撰寫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一文，刊載於193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1930年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在題為《彭楊顏邢四同志被屠殺一週年》的社論中也指出：“邢士貞是上海吳淞羣眾鬥爭的領袖。”邢士貞的英雄業績已陳列於龍華烈士紀念館中，上海人民永遠懷念這位革命烈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