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章五

1931 年任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七師參謀長。同年12 月14 日率第八十八旅參加寧都起義，加入中國工農紅軍。部隊改編成立紅五軍團， 任紅十四軍第四十師師長。

1932 年春經程子華、黃火青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改任紅十三軍第三十九師師長， 率部參加了贛州戰役。7 月調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 後改任教育科科長。10 月調任瑞金紅軍學校軍事教員。同年12 月任東南戰線總指揮部作戰科科長。

1933 年夏任軍委第一局參謀。1934 年6 月改任軍委第五局參謀。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五次反“ 圍剿” 作戰。同年10 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2 月任軍委第五局局長。1935 年9 月陝甘支隊成立， 任司令部（ 軍委） 第五科科長。10 月到陝北後， 任軍委第一科科長。1936 年5 月任軍委第一局局長， 參與計劃組織了紅軍東征西征戰役。同年12 月改任延安城防司令員。1937 年5 月調任紅軍大學第十隊隊長。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高級參謀，兼國民黨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教官，中共中央軍委第四局局長，中央情報部第三室副主任，中央軍委第一局局長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國軍工作部副部長，駐長春軍事調停處分部少將組員，旅大公安總局局長，遼東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參加了八年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

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第一任武官（ 中將） 。1951 年10 月擔任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代表，曾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授予的二級自由獨立勳章和國旗勳章。回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

1954 年2 月9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 

邊章五，又名邊榮誥、邊慎齋。1900年4月29日，邊章五出生在河北省束鹿縣文朗口村。他自幼聰慧過人，性格活潑。在寧晉荊丘高等學校時，他和新河縣的董振堂是同學。二親如兄弟，雙雙立下救國之志。當他們看到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現狀，毅然棄文習武，一起到保定報考了軍官學校。

在軍校中，各門功課都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無論是軍事理論和實戰訓練，他都一絲不苟的認真鑽研。幾年中，他認真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兵書戰策和大量的軍事名家專著，熟練掌握了各種輕重武器的運用和劈刀刺槍摸爬滾打的作戰技術。1922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該校。

畢業後，邊章五被分配到馮玉祥的西北軍，由於他是軍校畢業的，又有真才實學，逐步由排連營團，提升為旅部參謀長。在西北軍中，由於馮玉祥和共產黨早期有過交往，共產黨員劉伯堅、鄧小平等同志都在他的部隊搞過政治工作，使邊章五有機會接受進步思想的影響。

1930年蔣馮閻軍閥混戰，馮玉祥戰敗下野，邊章五所在的部隊被蔣介石收編入二十六路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坐視祖國大片領土的淪陷於不顧，依然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命令孫連仲帶二十六路軍到江西去打紅軍。當時，作為參謀長的邊章五和大部分戰士目睹山河破碎，指望能北去抗日，消滅日寇，不想卻被派到南方去和紅軍打內戰，早就憋了一肚子氣，再加上蔣介石借刀殺人排斥異己，剋扣軍餉，軍隊充滿了不滿情緒。

1931年12月14日部隊開到江西寧都地界，在我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他跟隨趙博生、董振堂參加了震驚全國的寧都起義。這一次起義是我黨繼南昌起義後，又一次最大的起義，帶領17000多名戰士參加了紅軍。從此，邊章五跟着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

起義後，部隊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邊章五先後任紅五軍團三十九師、四十師師長。在改編過程中，他立場堅定，帶領戰士們認真學習紅軍的優良傳統，成為教育改造部隊的中堅。在改編後不久，他就參加了反擊國民黨的戰鬥。

1932年2月，在贛州戰役中，我紅三軍團一個師被敵包圍，他帶領部隊跟隨軍長董振堂手持大刀與敵短兵相接，殺開了一條血路，將紅三軍團這個師救出重圍。同年3月，在毛澤東同志的親自指揮下，部隊攻克福建龍巖。4月12日，攻克漳州。6月下旬，挺進贛州。7月間，在粵北的水口地區，與敵展開了一場激戰。

戰士們連續三四天吃不上飯，喝不上水，餓了嚼生米，渴了喝稻田裏的髒水，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下，邊章五和戰士們一起在陣地上與敵人白刃格鬥，渾身上下血跡斑斑，打退了敵人無數次進攻，保住了陣地。在多次戰鬥中，邊章五不但英勇頑強，而且也顯露出了高超的指揮才能。

在革命陣營中，在戎旅生涯中，他有機會得到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葉劍英、聶榮臻等領導的諄諄教誨，這些同志的高尚品德和對革命的遠見卓識，使他無比欽佩，他自幸如魚得水，深信平生救國救民的志願會得以實現。因此，他更加努力工作，嚴格要求自己。由於他工作積極，戰鬥勇敢表現突出，1932年間，由程子華、黃火青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任中央軍委作戰科科長，1933年任軍委一局參謀長。

長征開始時，由於王明路線的錯誤領導，對起義將領採取懷疑態度，邊章五差一點險遭不測。一天，一位受“左傾”思想影響的領導帶着“內定”材料，來找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同志。原來，“內定”意見是一份處理所謂“犯錯誤幹部”走留名單，上面寫着ABC，一行是要殺的，一行是要留的，一行是可以長征的。

其中被殺的一行中就列上了邊章五的名字。葉劍英看了後説了下面幾句話：“邊章五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學識比較淵博，軍事素養也高，是部隊建設的有用人才”。經過葉劍英力保，才批准邊章五跟隨長征。

邊章五豁然大度，在對敵鬥爭中臨危不懼，在遭到同志誤解時，在受到極左路線迫害時，甚至在生死攸關時，也能夠泰然處之。他以對黨的耿耿忠心接受着種種考驗，而且非常樂觀，他抱着革命必勝的信心走上了長征之路。

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清算了王明極左路線的影響，邊章五繼任軍委五科（局）科長、一局局長。初到延安時，擔任紅軍大學司令部一科科長、延安城防司令員。

1936年9月間，為了爭取東北軍抗日，邊章五多次跟隨葉劍英深入東北軍駐地，做其下層的統戰工作。他們工作的非常細緻，經常穿着東北軍的服裝去活動，對東北軍下屬的番號、任職、主官、歷史、特點、來往電報和其官長的履歷、政治表現、嗜好、特長、個性等情況，都做了周密詳細的調查，還在其部隊中建立了我黨的地下組織。由於統戰工作做的深入，他們和一零七師師長劉翰東和其六二一團代理團長周振生建立了友好關係，還通過周振生打通了十七路軍楊虎城的關係。以後，東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不僅停止了對抗活動，而且和睦相處，互派代表，互通情報，變成了真正的友軍。

為了協助張學良、楊虎城改造部隊，準備抗日，邊章五、彭雪楓、汪鋒、吳自立、潘漢年跟隨葉劍英進入西安。葉劍英出使西安，邊章五也成了張學良的座上客，經過協商，雙方對許多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決定停止內戰，一致對外。11月中旬，他們完成任務，返回中央駐地。

西安事變後，邊章五跟隨葉劍英再次赴西安，協助周總理工作，很快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

“七七”事變後，國共合作聯合抗日，邊章五以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謀、軍事教官的身份，隨同周恩來、葉劍英在中共長江局、南方局工作，擔任軍事組長，曾住南京、武漢、重慶等地。

1938年11月間，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提出：“二期抗戰，游擊戰重於正規戰。”決定仿效共產黨的辦法，在南嶽衡山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打電報給中共中央，要求共產黨派幹部到南嶽訓練班去教游擊戰。中共中央開會討論，認為參加這個訓練班對於團結抗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毛澤東主席説：“去吧，講我們的一篇道理。”

經批准，葉劍英當了訓練班的副主任，邊章五等六人擔任軍事教官。這個訓練班的學員，多是國民黨各戰區派來的軍官。邊章五負責講游擊戰術，講課時他理論聯繫實際，從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到古今中外的兵書戰策，結合抗戰中的具體戰例，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生動形象地闡述了我黨所提出的游擊戰術，並熱情地宣傳了我黨的抗日主張，他的講課給學員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第一期學員畢業之前，遊擊幹部訓練班全體人員進行了一次大型軍事演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致使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訓部專員程兆熊在對遊擊班視察報告中説：“學員曾向我言及游擊戰術一課之實地演習地形，謂決非紙上談兵之可比，該班訓練之切實，當可想見”

南嶽訓練班 ，不但傳授了游擊戰術，而且宣傳了我黨的正確主張，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和欺騙宣傳，一些學員通過訓練班和我黨交上了朋友，以後堅持抗戰，反對磨擦以及後來的解放戰爭中起了積極作用。

邊章五文武雙全，參加戰鬥能夠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參加談判能夠“舌戰羣儒”、讓美英帝國主義的陰謀無法得逞。訓練班結束後，邊章五隨同葉劍英和周恩來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負責軍事組的工作。

1940年，德國希特勒進行閃擊戰，在歐洲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勝利，日本人和漢奸親日派乘機揚言也要在中國進行閃擊，國統區人心惶惶，許多朋友甚至國民黨的軍政要人和軍隊都不知所措，紛紛向我黨請教。為了消除疑慮，邊章五寫了一篇《論閃擊戰》的文章，在《新華日報》上連續發表。他以雄辯的論據，一掃亡國論的悲觀情緒，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1940年秋，日寇在敵後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他根據周恩來副主席的指示和軍事組同志們一起，給新華日報寫了一篇社論，揭露了日寇的滔天罪行，宣傳了我抗日根據地軍民進行堅苦卓絕鬥爭的事蹟，批駁了國民黨反動派造謠污衊十八集團軍“遊而不擊”的讕言，控訴了他們配合日軍襲擊我軍制造磨擦的罪行，對團結各階層人士，爭取抗戰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工作中，周恩來見邊章五為國忘家，個人生活沒時間料理，就把跟隨自己的翻譯兼機要秘書陳婉文介紹給邊章五為妻。陳婉文，畢業於嶺南大學，通曉17個國家的語言，這對以後邊章五開展軍事外交是個有利的助手。

1945年11月，邊章五調任晉冀魯豫國防工業部副部長，這時家鄉束鹿縣已經解放，離鄉十幾年的邊章五帶着夫人陳婉文回過一次老家，看望久別的親人。不久，蔣介石妄圖獨佔勝利果實，國共兩黨又開始談判，他又調長春執行分部中共代表。1946年11月，任旅大公安總局代理總局長兼警官學校校長，中共旅大地委社會部長。

邊章五在旅大工作期間，旅大秩序相當混亂。城市裏還有蘇聯駐軍，還有偽滿時期的軍警憲特在暗中隱蔽，國民黨還一直要接收旅大。邊章五帶領公安幹警對國民黨及其地下武裝給予了及時有力的打擊，與國民黨進行了接收與反接收，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在這種複雜形勢下，邊章五識時局，顧整體，堅持原則，團結幹部，為建設旅大根據地，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時和他共事的人都説：“邊章五為人穩重，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嚴於律己，作風正派，沒有官架子，而且理論水平高。他來旅大時，已身患疾病，但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經常頂着星斗出門，戴着月光回家，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他平時艱苦樸素，不謀私利，以身許國。”

1948年7月，他奉組織調動，任遼寧軍區司令員。接到上級命令，他簡單地整理了一下行裝（帶着僅有的一個皮箱）和家人打了一聲招呼就上任了。

到了遼寧軍區不久，遼瀋戰役開始了。在這東北戰場的決戰時，他顧不得疾病的折磨，晝夜操勞軍務。指揮該軍區所屬部隊，配合主力兵團作戰，直到全部消滅了蔣介石盤踞在東北的主力部隊，解放了東北全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和我國建交，邊章五任中國第一任駐蘇大使館武官。這時，他為治療疾病曾回北京在醫院動過一次手術。疾病尚未痊癒，就參加了改編國民黨董其武部隊，任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

1951年，美帝發動侵朝戰爭，他率兵入朝。在抗美援朝期間，邊章五作為朝中停戰談判代表，赴朝鮮開城（以後移到板門店）與美方談判。

當時，我們的代表團分為前線、中間、後方指揮三線，邊章五在第一線與朝鮮的南日將軍直接出面和美帝國主義的代表接觸，喬冠華等在二線中間站負責傳達和貫徹黨中央的指示，對談判工作提出具體翻案和為談判代表擬寫發言提綱，李克農在後方第三線坐鎮。

代表團的工作非常緊張，通常是白天由第一線的同志與對方周旋，晚上由一線的同志和二線的同志向李克農彙報談判情況，研究當天發生的新問題，李克農對次進行歸納後，立即發電報向國內彙報請示，周總理接到彙報，經過考慮，馬上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研究，做出決定，當夜就覆電，對下一步談判提出新的要求和指示。經過李克農和喬冠華等人傳達貫徹，再交給邊章五等同志到底一線區實施。

在談判桌上，美帝國主義的代表氣勢洶洶打着“聯合國”的招牌，向我們剛建立不久的新中國施加壓力，妄圖憑藉他們有時的軍事力量為他們撐腰。邊章五面對強敵，不卑不亢，拒理直陳，就象前線的指揮員一樣，寸步不讓，嚴厲斥責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他常説：“敵人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也別想在談判桌上得到。”通過談判他們密切配合了前線的戰鬥。直到1953年7月27日，終於迫使美國侵略者在他們所説的“第一個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籤了字，取得了停戰的偉大勝利。邊章五由於談判成績卓著，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所授予的二級自由獨立勳章和二級國旗勳章。

在談判期間，由於工作量特別大，持續的時間也特別長，邊章五的病體越來越嚴重，經醫生確診為肝癌，醫生勸他休息，他説：“停戰協定雖然簽定，但戰爭還沒有結束，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我怎能休息呢？”當醫生把他的病情向中央彙報後，周總理通知他回京治療休養，他仍説：“病不要緊，晚些時候再説吧。”

最後總理以彙報為名，令他立即回京，這才強行進駐醫院，由於勞累過度，耽誤了治療，於1954年2月9日12時，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軍事教官、軍事外交的難得人才，在北京逝世，終年54歲。

邊章五將軍戎馬一生，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輾轉奔波各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踐行了自己的入黨誓詞，做出了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國家的貢獻。

為了紀念這位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革命戰士，優秀的共產黨員，軍事家，外交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在八寶山烈士公墓為邊章五樹立了紀念碑，邊章五將軍的生平事蹟以及為人處世的原則方法，對待工作的態度值得中華民族學習，堪稱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員，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