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論

還原論的思想在自然科學中有很大影響，例如認為化學是以物理學為基礎，生物學是以化學為基礎，等等。在社會科學中，圍繞還原論的觀點有很大爭議，例如心理學是否能夠歸結於生物學，社會學是否能歸結於心理學，政治學能否歸結於社會學，等等。

從實在論和唯名論的區分出發，有三種類型的還原：

第一種是唯名論的還原：劉易斯把因果還原為時空之中馬賽克微觀粒子之間的關係，即把因果諸事實還原為基本物理事實的集合。馬福德把因果還原為事物的能力或傾向。把因果關係還原到世界中的物理事物的互相聯繫之中。

第二種是實在論還原：麥基等把因果還原為規則或自然律，用自然律解釋因果關係，自然律比因果關係更實在。

第三種是工具主義還原，用反事實條件句刻畫因果關係， 或者用概率來刻畫因果關係。

第一種的唯名論還原須和第三種工具主義還原結合在一起才具有價值，單單説因果不過是自然界中的事實或物理事物的能力並不能對認識因果有更多的貢獻。從經驗和概念的角度來理解還原，概念的還原主張因果關係和因果律邏輯隨附於世界中的物理事實。經驗的還原主張因果關係是物理事物之間的能量傳遞。雖然角度不同，但都是從物理學出發來理解因果 ^[1]  。

生物學研究中的還原論表現最為明顯，有人試圖把生命運動形式歸結為物理-化學運動形式，用物理-化學運動規律取代生物學規律。20世紀初的還原論者把人類社會運動還原為低等動物的運動，把生物學規律還原為分子運動規律，再繼續還原為物理-化學過程。現代生物還原論借用分子生物學取得的成就，認為就像遺傳過程可以還原為化學相互作用一樣，所有生物現象都可歸結為物理-化學運動。生物學中的還原論還主張學科之間的還原，如果一門學科的理論、規律可以説明另一學科的理論、規律，則後一學科可以向前一學科還原。

科學哲學還原論的著名代表為德國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R.卡爾納普。他應用還原論研究邏輯語言的分析問題，主張可以從直接觀察到的物體來給一切科學理論下定義或進行解釋，複雜的知識經驗體系都可分解為簡單的因素，科學規律等同於許多觀察報告的組合。

心理學研究中的還原論痕跡十分明顯。心理學獨立後的第一個心理學派—構造心理學認為，心理學應該用實驗內省的方法分析意識經驗的內容或構造，從而找出意識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及它們連接成為各種心理過程的規律。E.B.鐵欽納反對機能心理學派重視意識功用的特點，他只對確定組成意識經驗的心理元素感興趣，至於這樣做有什麼用處，他並不進行回答。鐵欽納在經過所謂分析之後，找到能意識到的44000-50000種最簡單的感覺元素，這些感覺情感這兩種最基本心理元素範疇內。顯而易見，構造心理學元素分析的方法與還原論顯然是同出一轍的。

20世紀前半期風靡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也採用了還原論立場。行為主義的創始人J.B.華生認為，心理學應以客觀的、可觀察的行為為研究對象，放棄對捉摸不定的主觀心理狀態或意識狀態進行探討。行為主義者眼中的“心理”就是有機體的肌肉收縮或腺體分泌，“心理學規律”就應用S-R聯結對行為的不同描述。實際上行為主義者在反對“心理”存在的過程中早已把“心理”還原為物理-化學變化了，因此行為主義被譏笑為“沒有頭腦的心理學”。行為主義者在對本能、習慣、情緒、動機、語言、思維的解釋中貫穿了還原論的基本觀點。例如，華生認為，言語動作就像打球、游泳一樣，只不過是喉頭內部一組肌肉的協調動作；言語習慣只不過是動作習慣的縮短或代替，嬰兒學習言語的過程和養成其他動作習慣的過程是一致的。對於思維，華生也把它歸結為細小的肌肉運動。華生還原論的最終歸宿必然是將心理等同於身體變化的心身同一論。

還原論者看到了事物不同層次間的聯繫，想從低級水平入手探索高級水平的規律，這種努力是可貴的。但是，低級水平與高級水平之間畢竟有質的區別，如果不考慮所研究對象的特點，簡單地用低級運動形式規律代替高級運動形式規律，那就要犯機械論的錯誤。在心理學研究中，面臨的研究對象十分複雜，而研究方法又很不成熟，在某種程度上，對研究對象進行科學分解，在更適合於研究水平上進行研究，對提示心理學規律來説，不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需的。但這種分解必須考慮心理學科的特殊性，不能在分解中丟掉原有心理現象的特殊意義，而將生動豐富的心理現象變為毫無意義的元素的集合體。

還原是一種思維由整體到部分，由連續到離散的操作，這種“分解性”在很大程度上與人類主體思維的割離本性緊密相關。人類思維正是在這種連續與離散的矛盾中行進的。黑格爾在分析芝諾悖論時説：“芝諾認為只是限度、分割、時間和空間的點積性環節就其整個[抽象孤立的]特定性而言是有效準的；因此發生了矛盾。造成困難的永遠是思維，因為思維把一個對象在實際裏緊密聯繫着的諸環節彼此區分開來。思維引起了由於人吃了善惡知識之樹的果子而來的墮落的罪惡，但它又能醫治這不幸。這是一種克服思維的困難；但造成這困難的，也只有思維。”列寧在此基礎上更明確地指出人類思維的割離本性：

“如果不把不間斷的東西割斷，不使活生生的東西簡單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麼我們就不能想象、表達、測量、描述運動。思維對運動的描述，總是粗糙化、僵化。不僅思維如此，而且感覺也是這樣；不僅對運動是這樣，而且對任何概念也都是這樣。這裏也有辯證法的本質。對立面的統一、同一這個公式正是表現這個本質。”

這一思維的割離本性表明，人類對世界的理性把握總是非連續性的。科學理性的基礎在於一階邏輯，它是人類思維中演繹推理的系統化展示和形式化思考的完備形式，“正是依靠以演繹推理為核心的演繹邏輯，人類思維的偉大結晶——科學成果才可能嚴格地系統化、精確化。然而，一階邏輯也典型地表明瞭人類思維的一種割離本性。”理性只有找到存在的不變性才能在思維中建構出離散的思考“邏輯點”，才能把面對的對象與自我區別開來，把對象與其它對象分離開來，使它們分別成為思維邏輯上的“原子對象”，也才具有進一步深刻把握事物的可能。所謂“邏輯點”是指在一階邏輯中，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方面(範疇)對一定的對象下非真即假的點判斷，違反這其中任何一種設定，就會出現思維中的矛盾，這便是亞里士多德的同一時間、同一方面、同一對象的“三同一”理論。張建軍對此的分析是：“實際上，這種規定已經把本來相互聯繫、相互過渡的對象離散化、割離化了，既不涉及對象內部的任何結構與關係，又不涉及對象之間的過渡和連接。‘同一時間’，體現了思維的縱向割離；‘同一方面’，體現了思想的橫向割離；由此確定的‘同一對象’，自然只能是一種離散的思維抽象……這種割離性乃植根於作為一種宏觀生物的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之中。”

在此情形下，思維上邏輯點所要求的思維割離性必會與實在對象的內在統一性發生衝突、矛盾，因為我們每一刻只能形式地思維，辯證法的意義就在於認識到了這一點，而且自始至終地力求更好地逼近實在。為了“逼近實在”，辯證法要求我們必須辯證地把握研究對象的內在矛盾性，這一把握就是一個不斷打開邏輯點，又不斷形成新的邏輯點的過程。莫蘭所倡導的，在認識與應對複雜性時採用“二重性邏輯”，也是這個原因。他認為新的複雜性科學將建立在“想象與驗證、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兩重性邏輯基礎上。”得出這一認識結論對超越還原論及複雜性的思考極為重要。這意味着，世界一定是經我們思維割離後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是因人類主體思維的本性才被解釋(分解)為支離破碎。我們只能在這些支離破碎的思維邏輯點中重新拼合世界。

由複雜性的視野看來，邏輯點就是思維中的定態、“可區分態”，只有充分認識這些客觀存在的“可區分態”才能走向深入，從定態中認識不定態。對複雜性的一個流行誤解是，複雜性就是混亂性。然而，如果研究對象只有混亂性，無法找到實在的“可區分態”，就根本無法形成思維的邏輯點，形成理論。不可區分在科學上就近乎等同於“不可認識”。霍蘭（John Holland）在《湧現》一書中指出：“在研究湧現現象的過程中，可識別的特徵和模式是關鍵的部分。除非一種現象是可以識別的並且重複發生，否則我是不會稱這種現象為湧現現象的。”複雜性理論的任務在於充分揭示出“可區分態”的複雜性，而不是接受其混亂性。因此，面對複雜對象，“還原”依然是複雜性科學研究中的一個不可迴避的主題。

還原論的致命之處，主要不在於它反對現代自主論的原則，而在於反對現實的生物學理論的形式和內容去追求一種不太切合實際的理想。面對現代生物學的成功、還原所難以克服的諸多困難以及現代自主論強有力的批判和否定，現代還原論發現，剩下唯一可依賴的是哲學意義上的依據，即“生命來自於無機界”這一命題。我們不應“以‘生命’解釋生命”，也不應“以‘生命’解釋物質”，合理的方向應是“以‘物質’解釋生命現象”。在這裏，“生命現象”是一個很不具體的抽象概念，實際上可具體為被“約束”或“規範”的物質行為表現和“約束”或“規範”機制本身，這是真正的解釋對象，也是理論自主性的實在性基礎。因而，對於還原論來説，追究“基因”或“遺傳信息”的起源和分子進化機制已成為其最後的堅守陣地，而且當代自組織理論和超循環理論的盛行，似乎為還原論帶來了令人振奮的希望。

邁爾曾將生物學理論劃分為功能生物學與進化生物學，在功能生物學中，基因所攜帶的遺傳信息是生物學一切功能和目的的基礎和源泉，只要突破這一點，即能夠用物理——化學的語言演繹地描述形成遺傳信息的分子進化機制，那麼，還原論至少在原則上取得了勝利。但是，通過以下分析，這種希望似乎又是水中之月。

前面説過，“自主性概念”之所以“自主”，是由於它直接對應於生命現象或認定“生命的實在”，它反映了生命特有的本質，因此，它作為理論的起點，不必給予也不可能進行物理——化學的描述。還原論否認存在生命的特質，把所謂“自主性概念”或直接來自生命現象的概念看成是“複合性”的，可分解為諸多物理——化學的術語和概念，與此相應的試驗上可操作性依據是生物化學對生命有機體的組成還原。但是，組成上的還原雖然可作為生命與無機界密切聯繫的依據，但也沒有否定現代自主論的“用物質的原因解釋生命不等於還原”的命題及所堅持的原則。否定“自主性概念”的充分條件不僅僅是把它看成“複合性”的，而且要以物理——化學的術語和概念邏輯地導出它的內涵。如果只滿足於組成上的還原，結果只能是以“自主性概念”為核心來賦予生物大分子及其行為以生命意義。與邏輯導出相對應的試驗依據不是組成上的分解還原，而是與邏輯導出同向的試驗可操作性，説白了，就是由無機要素合成生命，哪怕是最簡單的生命現象。例如，對於超循環論來説，就是生物大分子超循環耦合能否在試驗條件下發生，這涉及到“生命來自無機界”這一命題由哲學化向具體的科學化的過渡，關係到還原論在科學上能否真正站穩。

第一，由無機到生命，經歷了漫長時間，並且，生命的產生和演化是在十分優越的條件下選擇了唯一快捷的途徑而發生的。以人類的有限生命和歷史是否有能力進行這種操作呢？這就象大海里的沙子，原則上是有限的，如果想數清楚有多少粒，則在實踐上是一個無限的問題。

第二，自組織理論本身的結論——非線性過程的不可逆性，使這種操作不可能。從無機到生命的歷史過程，其中有許多偶然性或隨機因素起了決定作用並已作為“信息”儲存於生物大分子的結構中。由於偶然性或隨機因素的不可重複，使時間不可反演，因而整個過程無法進行重複操作。

第三，自組織理論和超循環論的非線性動力學過程的不確定性，使從無機到生命的演繹過程不可能。儘管自組織理論及超循環論這一新物理科學曾經被討論的熱火朝天，由於它在分子自組織領域內就已經在邏輯上不確定了，因而，至今為止它對生物學的影響只限於描述性地説説而已，至多提供一個框架式的思想啓示。

最後，用《上帝與新物理學》中討論整體論與還原論的一段話結束這篇文章：“過去的三個世紀以來，西方科學思想的主要傾向是還原論。的確，‘分析’這個詞在最廣泛的範圍中被使用，這種情況也清楚的顯明，科學家習慣上是毫無懷疑地把一個問題拿來進行分解，然後再解決它的。但是，有些問題只能通過綜合才能解決。它們在性質上是綜合或‘整體的’。”

分割論（Reductionism，或譯為還原論）是西方認識客觀世界的主流哲學觀，認為萬物均可通過分割成部分的途徑瞭解其本質。東方文明整體觀則認為這種認識論只可用於簡單事物，對於複雜事物（例如人體生命）而言，一旦被分割，將會因此喪失許多信息而失真。事物的複雜程度越高，因分割而失真的程度就越嚴重。中華原創醫學（中醫）即依此而形成，而西方醫學則以分割論為指導。

中華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對還原論和整體觀兩種方法論有所認識和比較。在《老子》第一篇中對此有精彩論述：“有欲觀”（即還原論）對事物的認識由“形”（徼）而及於“神”（妙）；“無慾觀”（即整體觀）則由“神”而及於“形”。兩欲觀法互相配合，由“徼”及“妙”，又由“妙”及“徼”，互為體用、反覆驗證，直至完美獲取宇宙真實的神形全貌。故爾，老子強調，“有欲觀法”和“無慾觀法”並無此厚彼薄之分，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即此兩種方法論均為揭開宇宙奧妙之必不可少的方法，而且都源於人類的智慧，殊途而同歸，並無高低的區別，只是應用範圍有所不同（見附圖），越是複雜的事物，整體觀的優勢愈加明顯。老子認為這兩種觀法皆俱有極高的發幽解昧能力，故曰：“同謂之玄”。事實上《老子》八十一章，無處不閃爍着“有欲”和“無慾”觀法相輔相成的光彩：時而見“有欲”觀鋒芒畢露之灼見，但卻隱隱涵括“無慾”觀靈感的真悟；時而感“無慾”觀精妙絕倫的展現，卻又深深反映“有欲”觀研究的精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然一體。這兩種研究方法，各自己經十分超羣（玄），兩種方法出神入化，天衣無縫地配合，更是妙不可言（玄之又玄）。因此，是認識宇宙，解開一切奧妙的鑰匙（眾妙之門）。

林中鵬、張超中等學者認為，整體論（Holism）和整體觀（Holistic Views）雖然僅一字之差，然而仍然有不小的區別。整體論是西方百年來少數傑出科學家個人在分割論哲學觀的重圍中衝殺出來的結果，所以稱之為“論”。在他們的輝煌成就中，多少還殘留着還原論桎梏的痕跡；此外，還多少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與此相反，中華文明整體觀則是數千年億萬人原創發明的澱積，並非一人一時之所作，所以稱之為“觀”。鑑於整體觀和整體論混用的現狀，特冠之以“東方文明”以示區別，即東方文明整體觀（Eastern Holistic Views）。整體觀在以中醫（中華原創醫學）為代表的養生文明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附：道德經第一章原文（馬王堆帛書版）

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

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恆無慾也，以觀其妙；恆有欲也，以觀其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