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餉

遼餉亦稱新餉，明朝後期加派的税賦名。

始徵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於遼東的軍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徵銀九釐，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天啓時，並徵及榷關、行鹽及其他雜項銀兩。崇禎四年(1631)，又把田課由九釐提高到一分二釐，派銀六百六十七萬餘兩，除兵荒蠲免，實徵銀五百二十二萬餘兩，另加關税、鹽課及雜項，共徵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

《明熹宗實錄》：“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己丑,督理遼餉户部右侍郎畢自嚴言‘遼東運道險遠，登萊假途便捷’，乞速行該撫（袁可立）按轉行道府及時措置海運事宜，章下該部。 ^[2] 

明初正統時，諸邊的年例只有二十二萬兩。到萬曆時，年例便增至三百八十萬 兩。遼東戰起，自萬曆四十六年四月開始，到天啓元年，前後不到四年時間，遼餉用銀即達一千七百二十萬兩，平均每年支遼餉四百多萬兩。前三次遼餉加派共九釐，合計加徵銀兩四百八十多萬兩，其中扣除北直隸和地方其他用途，尚餘三百萬兩不到，而山海關一地，即年需支銀四百萬兩。因而遼餉一項，已經弄得全國民不聊生。

那麼多餉銀，不可能足額髮放到前線，發放到士兵手中，用到作戰的需要上。各級官僚和將領，都在軍餉的收支上貪污和剋扣。所以明末的户部尚書畢自嚴稱：“即令東奴戀棧長伏穴中，不向西遺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3]  楊鎬的戰役部署是在萬曆四十七年二月，而畢自嚴也就是在那時特設户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這是通過從登、萊海運到娘娘宮登陸，然後陸運到廣寧、遼陽，每一石軍糧費一金，故他對明末軍餉的窘迫感觸最深。

“遼餉”、 “剿餉”（用於鎮壓農民起義）和“練餉”（用於操練地方武裝），合稱三餉。三餉加派的總額超過明朝正賦的一倍以上。農民常常是傾家蕩產，也交不完這些“皇糧國税”。

在這種情況下，使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或淪為佃户、奴僕，或成為流民、饑民。明末的農民起義，終於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