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詩

宋朝是中國精神與物質文明極度發展的時代，但卻國勢衰頹，可謂與內憂外患相終始，致使百姓長期處於動盪不安與憂憤交加的心緒中。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宋與遼、西夏、金、蒙古經過近三百年的南北分治後，終亡於蒙古鐵蹄之下。此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漢人為少數民族所統治，士人在理學重視人格建構、道德修持、行志成聖的教化導引之下，呈現了空前龐大的“遺民” 羣體；同時也造就了遺民歷史與遺民文化，寫下中國歷史與文化史中可歌可泣的一頁。

宋末元初之際，社會的變故造就了一大批遺民詩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文天祥、謝翱、林景熙、汪元量四人。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江西吉水人。是我國曆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同時又是傑出的愛國詩人。文天祥詩原本取法江西，多掉書袋及應酬之作，內容比較貧乏，但是在與元軍談判被扣又脱險之後所作的《指南錄》、《吟嘯集》諸詩，則與以前大不相同。文天祥著名的愛國詩篇有《揚子江》、《金陵驛》、《過零丁洋》，還有最著名的愛國詩篇《正氣歌》；他在獄中時，還曾將杜（杜甫）詩集句成詩。

世人曾對其詩作評語道“自《指南錄》後，與初集格力相去殊遠，志益憤而氣益壯，詩不琢而日工，此風雅正教也。至其集杜成詩，裁割熔鑄，巧合自然，尤千古擅場。”不過，文天祥的“詩不琢而日工”，並非突如其來；他學問淵博，本有江西派錘鍊字句的功夫，後來因遭際相似而沉浸於杜集，忠愛之情，悲憤之氣，無不與杜甫息息相通；所以能集杜句成詩，獨擅千古。

他於展轉兵戈之際，經歷的無窮事變、種種感受，鬱結於胸中，欲吐而後快。這不是為作詩而作詩，而是有感而發，所以不事雕琢，但他滿腹經綸，發而為詩，自是能不期工而自工。

文天祥的詩歌創作有幾下特點：直抒胸臆，不假修飾。他的詩不同於一般的文人詩，而是烈士詩，詩句都是血淚凝成，愛恨情愁自詩人的胸中噴薄而出，不假修飾而能感人肺腑、動人心魄。

文天祥的詩風格多樣。如《過零丁洋》的剛健；此詩慷慨悲壯，氣貫長虹，使人昂揚奮發。又如《金陵驛》的柔婉，全詩沉鬱蒼涼，迴腸百折，叫人低迴感嘆。兩首詩風格迥異，卻都感人至深。他的《正氣歌》熔經鑄史，中間大段議論，在今天讀來卻並不覺得有高頭講章似的腐氣，只覺得氣厚筆健，渾浩流轉，其議論發自胸臆，凜凜而有生氣。另外像抒情與敍事結合，形象的比喻，以口語入詩，用典貼切等，也是其詩歌的特色。

謝翱，字皋羽，一字皋父。文天祥死後，他痛哭祭奠，作《登西台慟哭記》。《宋詩鈔》評他曰“每執筆遐思，身與天地俱忘，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謝翱師法李賀、孟郊，其奇崛處可追步孟郊，幽險處可頡頏（xie hang均陽平音）李賀。他的詩以意勝，例《秋夜詞》：“愁生山外山，恨殺樹邊樹。隔斷秋月明，不使共一處。”這樣哀痛悲憤的境界，是李賀、孟郊的詩中所沒有的。

林景熙，字德陽，號霽山。温州平陽人。《宋詩鈔》稱其詩“大概悽愴故舊之作。與謝翱相表裏。翱詩奇崛，熙詩幽宛。”他的詩還頗受陸游詩的影響，其中的雄深雅健之作，可追蹤放翁，至於有些詩句若放到《劍南詩稿》中幾可亂真。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子。汪元量的詩，渾厚不及文天祥，崛強不及謝翱，而纏綿悱惻，則與林景熙相似。宋遺民詩人中，論敍事當推汪元量第一。他的《湖州歌》98首，《越州歌》20首，還有，《醉歌》10首，以七絕組詩的形式，把宋亡後前後耳聞目睹和北上親身經歷的種種事件生動地記錄下來，每首詩寫一個畫面，一組形成一個立體畫面，來描寫亡國 之痛的真切。李珏在《湖山類稿跋》中曾説“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評論的的確很中肯。

家國的滄桑之變使遺民詩人放眼現實，與江湖派相比，他們的詩取境更為恢宏。宋詩自永嘉四靈以來，不能自振，至此再度振起。此外，由於復國無望，遺民們避居山中，因此也有一些反映他們不食周粟，保持氣節之作，這也是遺民生活的寫照。

宋遺民詩派是在宋元易代的社會變革中毅然崛起的創作羣體。宋元易代後，在異族政治統治和中原文化淪喪的雙重失落之下，遺民詩人產生了對故國濃重的依戀情懷，並通過文學創作及行為方式等形式表現出來，形成了此羣體獨有的“臨安情結”，在遺民史上具有其特殊性。此情結在歷史、文化及心理諸多內外力綜合作用下而形成，逐步成為遺民詩派自我靈魂和創作靈魂的主宰，不僅制約着詩人們的思想及行為，同時使其作品成為愛國主義文學的經典範例。

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右丞相伯顏率軍駐於臨安東北的皋亭山，宋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國亡，大批儒士等紛紛成為遺民。是年遺民無學祖元50歲，遺民鄭思肖36歲、汪元量約36歲、謝翱28歲。

無學祖元（1226～1286），俗姓許氏，字子元，出生於明州慶元府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的一個士大夫家庭，13歲遭父喪，祝髮臨安（今杭州）淨慈寺。後去南宋禪宗五山之首的徑山禪寺，拜聲名遠播的無準師範為師，無準園寂後，祖元遍參當時臨濟宗大慧、虎丘兩法系名僧，參悟大進，聲名漸播。元兵南下，避亂於雁蕩山能仁寺，一日有元兵入堂，加劍於其頸，祖元神色不變，且誦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對於元兵的殺掠暴行敢於正面斥責，表現了一個愛國僧人不屈服於蒙元政權的意志。元至元十六年（日本弘安二年，1279年）日本鎌倉幕府執權北條時宗所遣日僧使者慕祖元之名到達天童山景德禪寺，祖元帶着遺民心緒應聘赴日。同年六月到達日本，聽説該地有徐福祠廟，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拜謁，並當場題吟《徐福祠獻晉詩》一首：

先生採藥未曾回，故國山河幾度埃；

今日一香聊遠寄，老僧亦為避秦來。

詩中表達了對徐福當年東渡背景及心理動機的理解和自已望六之年國破後遠蹈海東的複雜心緒。

鄭思肖（1241～1318），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之陳福康校點《鄭思肖集》的前言中所述：“鄭思肖出生於臨安（今杭州），……從小侍父讀書，十四歲那年，家由臨安遷居吳門（今蘇州），從此他一直居於吳下。”又據元盧熊《鄭所南小傳》：“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父震，字叔起，為安定和靖書院山長，卒於吳。母樓氏宋侍從樓鑰之族。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在園橋北。元兵南下，叩閽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每聞北語，輒掩耳疾走，坐卧不北向，匾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於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畫蘭不畫土，根無所着。人問其故，則曰：‘地為番人奪去，尚不知耶？’”鄭思肖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感人的忠義氣節、對蒙元政權堅定的抗爭意緒，是公認的吳下著名遺民，他在宋亡後創作的《一百二十圖詩集》中有一首名曰《徐福採藥圖》的配圖詩：

仙藥長生不易求，仙山可在海東頭？

祖龍滅盡諸侯後，徐福卻來贏一籌。

詩作將複雜的遺民意緒以借詠方士徐福為秦始皇採長生仙藥的故事出之，含意曲折深沉。

汪元量（約1241～1317），在元軍進逼臨安，謝太后苟且偷生出賣民意卑屈降元時，曾將一腔憤慨、萬般沉痛寄泄於詩，把批判的鋒芒直指謝太后，其《醉歌》中一絕曰：

亂點連籌殺五更，熒熒庭燎待天明。

侍兒已寫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另有一首，紀述杭城破後情狀的詩中還涉及到了徐福故事：

錢塘江上雨初幹，風入端門陣陣喧。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

童兒剩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

若説和親能活國，嬋娟剩遣嫁呼韓。

當年徐福攜三千童男女出海避秦，本是呼告無奈的事，於此元軍肆暴殺掠之際，童兒為求活路，竟欲冒蹈海之險，有幸一登“徐市出海樓船”。詩筆直抒百姓痛楚之深。

謝翱（1249～1295）在與慶元、台州聯合羣互動期間（1283～1288）（謝翱年在三十五至四十歲間）曾寫有涉及徐福故事之詩兩首。一首是《採藥候濤山宿山頂精藍夜中望海詩》：

蛟門南去島，此地望迢迢。

積濕侵幡裏，生寒入夢飄；

見燈歸舶夜，聞偈解衣朝。

土植皆為藥，山枝不滿樵。

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

擬候槎回漢，寧甘客老遼。

卻尋徐福島，因問世皇橋。

於彼看日出，羽旌焉可招。

又一首是《望蓬萊》，是在登達蓬山時所作（山在今浙江省慈溪市境），此詩收在《四明古蹟》書中時題目為《達蓬山》：

青枝啼鳥波延延，方士指海談神仙。

五雲垂天光屬夜，老父相傳税車駕。

千官此地佩宛宛，舟發黃門上供頓。

繞檣赤日護龍旗，西北驛書馳羽箭。

百年塵空滄海晚，月落無人渡灞滻。

雞鳴白石爛如銀，蓬萊不見亶州遠。

以上兩詩對徐福避秦海東表示了讚羨之情，對蒙元貴族集團的暴政以秦始皇暴政比之，予以遣嘲。

中國古代的遺民詩歌，以宋元之際、明清之際這兩個時期最為突出，其特點有三：一是隊伍龐大，人數眾多。二是所面臨的易代政治狀況比較特殊，恰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民族侵略和民族壓迫的歷史前提下，漢民族的愛國主義感情十分強烈。三是藝術成就、審美價值特別高。其間尤以明清之際的遺民詩歌更為突出，它不僅是前代詩歌的悲壯結束，更是新朝代詩歌的輝煌起點。

把清初明末遺民這一特定歷史時空出現的文人視為一個詩人羣體進行整體觀照，從文學角度探討這一羣體的文化性格及其構成，勾勒出清初特定歷史情境中遺民詩人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地域分佈狀況、生存方式、人生價值取向、人格結構特徵以及詩歌創作盛況，拓寬了清詩研究領域。另外，遺民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雖是特定的歷史時空中的特殊產物，但正確闡述其思想、氣節、人格、志趣，亦有補於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魯迅先生在《花邊文學·讀書忌》中曾説：“明人小品，好的；語錄體也不壞，但我看《明季稗史》之類和明末遺民的作品卻實在還要好,現在也正到了標點、翻譯的時候了：給大家來清醒一下。”遺民詩歌的研究，正是從一個最主要的層面上對遺民人格進行剖析，其必有補於世道人心。

中國詩史流衍發展至明清，已積累了一份極為厚實的詩學遺產。因此，與唐宋詩人相較而言，明清兩代詩人大都在復古與求變的詩學命題前徘徊，學習前人，甚至模仿前人的痕跡要明顯得多。但明清易代之際卻不同，眼中流淚，心底流血，每位詩人筆下，尤其是遺民詩人筆下，隨感而發，真情流溢，學唐也罷，宗宋也好，均能各出機杼，自具面目，很難看出其模仿跡象。

由於地域、家庭、個性諸因素的影響，清初遺民詩人在審美趣味上千差萬別，但共同的時代苦難、相近的人生境遇與處世態度又使他們在審美選擇上有着基本一致的趨向。屈原、陶淵明、杜甫，以及以宋遺民詩人為代表的宋詩，不僅在清初遺民詩人那裏得到基本一致的肯定，而且往往成為他們效法的對象。由人品而及詩品，從詩學精神到詩藝、詩風，浸染薰陶，沾溉良多。另外，在清初實學思潮的大背景下，遺民詩人大都能對前代詩學遺產進行理性反思，盲目崇古好古者少，辯正分析、批判繼承者多。因此，那種單一的詩學偏嗜被時代的、理性的、自覺的審美風尚所取代，專主一家一人者少，轉益多師、廣泛學習者多，形成多樣兼容的特點。

清初詩歌 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在當時漢族人民和清朝統治者之間存在尖鋭的民族矛盾的情況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遺民”詩人，他們有的直接參加抗清的政治、軍事鬥爭，甚至以身殉難。有的以流亡隱居或削髮為僧保持氣節，志行皎然。他們寫了不少表現民族大義、閃耀戰鬥光芒的詩篇。有的詩篇因受禁錮而失傳，但流傳下來的還是富有反抗精神的。這些詩人，主要有顧炎武、閻爾梅、傅山、黃宗羲、錢澄之、歸莊、吳嘉紀、王夫之、呂潛、呂留良、屈大均、陳恭尹等。

顧炎武，字寧人，別號亭林，他學問淵博，並在明清之際以品行高潔而著名於世。明末清初是社會動盪的時期，顧炎武親身經歷了這些滄桑之變，並將它們寫進了自己的詩中。顧炎武的詩非但記錄了一代歷史的變遷，而且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在明清易代之際，他時時眷念故國，至死不事清廷，體現了凜然的民族氣節。他對一些堅持抗清和被清政府殺戮的仁人志士深致敬意，如陳子龍抗清被俘，寧死不降，投水自盡；顧炎武聽説後寫下了悲憤感人的《哭陳太僕子龍》。反之，他對投降清廷的官僚深惡痛絕。

顧炎武還有不少擬古、詠史之作，往往通過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而表述出自己的抗清復明志向。有些詠物詩運用了託物寄興的手法，也都是言志抒情之作。他一生足跡遍天下，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歌頌祖國山河壯麗的篇章，然即使在寫景遊記之中也時時流露出故國之思，並非泛泛的寄情山水。他的許多酬贈之作也寫得感情深摯，聲請具見，這類作品常融家國之痛於朋友私情之中，成為對抗清鬥爭中志同道合者的勉勵和安慰，讀來惻惻感人。

顧炎武的詩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思想內容而言，顧炎武的詩以高尚的民族氣節、鮮明的時代特徵立於明末清初詩壇，他繼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為後世所崇敬。就詩風而言，他專宗盛唐，後黃宗羲等人力倡宋詩，開始了有清以來的唐宋詩之爭；而顧炎武作為清初的的主唐音者，居於開一代詩風的地位，林昌彝在《射鷹樓詩話》中稱他為“前明之後勁，本朝詩家之開山”。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三位著名文學家錢謙益（牧齋）、龔鼎孳（芝麓）和吳偉業（梅村）。所謂“江左”，地理上是指靠長江下游左面的一些區域，在那時的政治地理上屬江南省，東晉渡江後這一地區一直名為江左。因三人都是江左人，故有此稱。

他們三人的詩歌有一個共同點，即宗唐，對於宋詩、以及宋、元、明以來的擬古剽古的萎靡詩風持反對態度。他們與顧炎武及其他幾個重要詩人，可視為清詩的開山闢道者。

錢謙益崇尚杜甫、元裕之，其作品集之一的《投筆集》中幾乎全是杜甫《秋興》八首的和韻，是最代表其工力的作品。龔鼎孳的詩和錢謙益、吳偉業有相似之處，但在當時及後世的影響卻有所不及。

吳偉業的詩在三大家中，成就和影響都是最大的；他的詩辭藻優美、音調鏗鏘，尤擅長七言歌行，他學習白居易的“長慶體”而能自創一格，後人稱之為“梅村體”。《圓圓曲》是其詩歌作品中擁有讀者最多的一篇，也是在清詩中享有最高聲譽的七言歌行。

《圓圓曲》所書的歷史背景是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變，以吳三桂和陳圓圓的悲歡離合構成全詩的敍事情節。詩中把吳陳情事從初識、定情、分離、被掠到團圓，做了生動的描繪和渲染；同時一個嚴肅的主題始終貫穿着全詩，即對於吳三桂叛明投清所懷的激憤與諷刺。

從藝術方面來看，自唐代白居易《長恨歌》、韋莊《秦婦吟》以後，還沒有一篇歌行能象《圓圓曲》那樣與之相媲美。吳偉業雖然被認為繼承了白居易的長慶體，但他並不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在對個人的模擬上，而是集合了眾多的方面；像《圓圓曲》中作者所屢屢採用的蟬聯句法，這在初唐詩人盧照鄰、劉希夷的詩中已有出現，使詩歌顯得更富有音樂感，也樹立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宋、明遺民是中國遺民史上的兩個黃金高峯。兩朝遺民產生的時代背景頗為相似，都是在外來民族的入侵下亡國。同樣是以衣冠自許的漢民族被一向鄙夷的以擅長弓馬的“夷狄”民族所征服，於是在一家一姓的興亡之中又都交織着民族的衝突和矛盾。兩朝遺民的不仕二姓，在維護君臣綱常的同時又反抗着民族壓迫和歧視，在某種程度上比一般忠於故國不仕新朝的遺民有了更深層次的涵義。

宋、明兩朝遺民的文學創作也歷來是文學史研究上不可忽視的對象。尤其是他們在詩歌史上的貢獻，後人評價甚高。由於宋、明兩朝遺民所處的歷史時期、社會環境、新朝統治政策、社會思潮等方面的不同，他們的創作心理和精神狀態上也都出現了迥然不同之處，從而導致了他們詩歌基調的差異。

宋、明遺民雖有相似的社會背景，但由於社會思潮的不同，對於君國與民族大義理解的不一，使他們的創作心理也趨向分化。相較於宋遺民，明遺民為今天的我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對民族精神的深思與堅持提供了更理性的典範。

錢澄之（1612～1693）初名秉鐙，字飲光，一字幼光，晚號田間老人、西頑道人。漢族，安徽桐城（今樅陽縣）人。明末愛國志士、文學家。錢澄之自小隨父讀書，十一歲能寫文章，崇禎時中秀才。南明桂王時，擔任翰林院庶吉士。詩文尤負重名，與徐元文有書信往來，《與徐公肅司成書》曾披露顧炎武偏激的一面。王夫之推崇他“詩體整健”。著有《田間集》、《田間詩集》、《田間文集》、《藏山閣集》等。錢澄之在當時更以詩文著稱。韓炎説他“詩歌古文滿天下。”（《田間先生八十壽序》）他有《藏山閣文存》六卷，《藏山閣詩存》十四卷，《田間文集》三十卷，《田間詩集》二十八卷，還有《田間尺牘》《所知錄》等，數量眾多，為時人稱譽。當時諸選本，如錢謙益《吾炙集》選澄之詩獨多。陳維菘《篋衍集》開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卓爾堪《明遺民詩》錄詩百首以上者僅杜浚、屈大均、錢澄之三人。後來雍、乾時，劉大木魁選《歷代詩約》，於清初只錄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稹數家，而澄之也被選入。由於澄之詩中多記清初史實，特別是南明隆武、永曆兩朝的時政，對清廷多有揭露、攻擊，因而在編集時，許多已不敢收入。即使如此，已刊行之《田間詩集》等書，在乾隆時仍被列入禁燬書目中，因此其流傳大受限制。詩話行也很少有人提及。道光年間陸鎣《問花樓詩話》中有一條説：“‘誰憐靈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鵑。’潘次耕贈桐城錢飲光句也。飲光着有《田間易學、詩學》，蓋詩人邃於經者。其書東海公（徐幹學）為刊傳之，版久逸也。”是因潘耒詩而提到澄之，又僅僅提到澄之的經學，可見其詩文久已無聞於世了。到了光緒末年，才有人從傳抄本的《藏山閣集》謀付印，於宣統年間刊行。因此，許多文學史著作根本不提錢澄之一字。近年來專論錢澄之詩文的文章有了幾篇，但有的論定澄之為清初“次要的作家”，有的會把《藏山閣集》誤以為就是《田間集》。這種狀況顯然與錢澄之在清初詩壇上應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稱的。

王夫之，又稱王船山，漢族，湖南衡陽人。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居南嶽衡山下的石船山，著書立説，故世稱其為“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著述甚豐，其中以《讀通鑑論》、《宋論》為其代表之作。晚清重臣曾國藩極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於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廣為流傳。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澤東、譚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薰陶。王夫之一生主張經世致用的思想，堅決反對程朱理學，自謂：“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黃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黃尊素長子。漢族，浙江餘姚人。字太沖，一字德冰，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長、古藏室史臣等，學者稱梨洲先生。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國思想啓蒙之父”之譽。

顧炎武（1613年—1682年）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繼坤，改名絳，字忠清；南都敗後，改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俑，漢族，南直隸蘇州府崑山（今屬江蘇）人。明季諸生，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並參加崑山抗清義軍，敗後漫遊南北，曾十謁明陵，晚歲卒於曲沃。學問淵博，於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其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主，合學與行、治學與經世為一。詩多傷時感事之作。

明遺民詩歌總集《遺民詩》。清卓爾堪選輯。

卓爾堪，清代詩人。字子任，號鹿墟，一號寶香山人。江都（今屬江蘇）人，一作仁和（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詳。幼習武藝，未及弱冠之年，即隨李之襄軍攻打耿精忠，官右軍先鋒，屢立戰功。後因母病乞還，母亡守喪，再未出仕。

卓爾堪之詩，曾與宣城梅文鼎、曲阜孔尚任，同郡張潮等人互相唱和。其詩作輯有《近青堂詩》。其詩多寫軍旅生活，如《桃花嶺》寫軍中的所見所感：“丘壑含兵氣，當關烏道斜。銜枚超夜月，拔幟入朝霞”。他還有一些詩作描寫邊塞風情，“多雄奇慷慨之音”（阮元《淮海英靈集》），如《題咎抱雪塞遊圖》：“新詩吟罷勸金盃，萬里風沙吹雨來。跨馬欲沿荒草去，塞垣直北李陵台。”

又如《寧羌將軍行贈高枝升》、《所聞》等詩作，就很有些唐代邊塞詩的遺響。他的寫景、抒懷、題詠等詩也別有一番風貌。如《江月》：“江色茫無際，空明一片寒。不知孤月上，但覺夜潮寬。沙鳥棲難定，蓬窗夢未安。幾番圓與缺，只共傍人看。”又如《送孔樵嵐河南看花》：“大梁千里路，風雪擁徵鞍。落日孤村宿，明星野店寒。歲殘將柳折，春暮得花看。四月揚州好，歸來對藥欄。”又如《題石公別園》：“開闢蓮峯日，聲名中外聞。遐荒歸大乘，瘴海起慈雲。舟楫天風待，■幢花氣燻。送歸猶問法，應使手難分。”再如《彈琴》：“破寂藉孤琴，揮手發奇響。何來南音繁，起身掛壁上。”

卓爾堪性喜雲遊，平定耿精忠的戰役過後，他就遨遊四海，且多與明遺老交遊，多方網羅、搜索其詩而刊刻之，遂輯為《遺民詩》十六卷，並將《近青堂詩》一百四十首附於卷末。本集共收作者五百多人，錄詩近三千首，每卷卷首有或簡或繁的作者小傳。本集本來刻於康熙年間，題為《遺民詩》，乾隆年間曾兩度被列入禁燬書目之中，故而流傳很少。直到1910年，上海有正書局據原刻本影印，印數很少，故而流傳亦不多。這次影印，改題為《明末四百家遺民詩》，不妥。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有正本斷句鉛排，改題為《明遺民詩》。

此書所選近三千首詩中，那種慷慨悲歌、反抗異族壓迫的愛國詩歌，以及那些揭露明末政治腐敗、賦税繁重、官吏貪暴、兵士擾民的篇章，表現了廣大人民在兵荒馬亂的現實中苦不堪言，痛苦到極端的艱難生活，描繪出整個社會在經歷了戰爭劫難後滿目瘡痍、荒涼破敗的景象。孫兆祥《禾已黃歌》雲：

國柄胡為歸大?，囹圄湯鑊闐忠良。

顛倒綱紀民罹殃，上帝震怒星生芒。

地軸撼城覆其隍，伏屍百萬魂飛揚。

青白骨化為蝗，蝗兮蝗兮禾已黃。

思斯勤斯非爾糧，何不往齧彼宵小之肝腸。

崇禎期間，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建州女真又屢屢犯邊，朝廷處於內外交困的兩難境地，只得不斷地加派軍餉，強抽壯丁。

張炳的《癸未夏日》即事感懷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悲慘生活：兩月全無雨，秋禾半已枯。況當軍餉急，無日不追呼。剛了添丁欠，旋催隔甲逋。心頭肉已盡，能復顧臀膚？

語極沉痛，“心頭肉已盡”一聯尤為動人。周歧《官兵行》雲：賊近苦賊來，賊至恐賊去，賊來避有時，賊去官兵至。官兵畏賊如畏狼，但行賊後勢莫當。鳴鎮擊鼓入村裏，馬索芻豆人索糧。不擇雞與豚，更驅牛與羊。傾倉倒甕恣搜刮，排牆墮壁掘餘藏……東家少婦已被污，西家兒女終夜啼。丁男殺盡丁女擄，揚旌奏凱唱功成。君不見賊去人歸猶炊食，官兵所過生荊棘。痛哉良民至死不為非，無如官兵勢逼民為賊。

清軍渡江南下後屠滅數城，其殘暴兇惡令人髮指。吳嘉紀《李家娘》詩序雲：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婦被掠。掠者百計求近，不屈。越七日夜，聞其夫歿，婦哀號撞壁，顱碎腦出而死。時掠者他出，歸乃怒裂婦屍，剖腹取心肺示人，見者莫不驚悼。

同詩之開頭説：“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兵燹之後，一片廢墟，呂大器《昭化縣》雲：不堪百戰後，寥落兩三家。白骨堆荒草，青??亂晚葭。高城行鳥雀，古廟困蒹霞。羣盜中原遍，愁心未有涯。

葛一龍《新豐曉行》雲：“隔江兵燹地，一邑幾家存？”劫後餘生的人們，生活更加艱辛，費經虞《亂後還家成都饑民無粒食三年取草根為食》雲：“亂林深處絕鴉棲，虎豹聲高夏日低。留得殘生無食物，青山白日鑿黃泥。”

集中大量的作品表現了漢人的亡國之痛和故國之思。梁以樟的《清明日雨北奠感懷》雲：“飄零華表處，令節忍思家。萬井龍蛇雨，三春杜宇花。禁煙猶冀北，宿草已邊沙。椒醵南天土，乾坤淚眼遮。”陳恭尹的《秋日西效燕集》雲：“黍苗無際雁高飛，對酒心知此日稀。半生歲月看流水，百戰山河見落暉。欲酒新亭數行淚，南朝風景已全非。”復國的希望日見渺茫，漢人的心是沉痛的。但他們仍相信朝代雖已更換，但大好河山仍屬漢家，不會就此變為滿清的江山：“人間甲子更新朔，江上峯巒未改青”（胡香昊《漫興》）。他們要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作殊死的一搏。堅持抗清，最終以身殉國的傅鼎銓在《憶劍》詩中説：“陵社沉淪喪北極，孤提一劍答君親。丈夫有血終成碧，痛灑青編照古人。”有些人以氣節自許，拒絕與滿清統治者合作，徐宗麟《辭徵》雲：

天縱深林老櫟樗，驚看雲壑駐安車。

餐松只合潛鶯谷，扈臣何緣來鶴書。

好爵豈移泉石性，幽情偏適薜蘿居。

餘生得遂巢由志，小艇煙蓑獨釣魚。

他們有的哀悼歷史上的愛國英雄或在抗清鬥爭中犧牲的英雄，以此來寄託自己的一腔愛國之情。如《真州拜文丞相祠》（顧夢遊）

揚子江頭丞相祠，春帆弔古獨看碑。

中興百死猶思濟，正氣千年儼在斯。

風雨如聞九合語，乾坤又見陸沉時。

吞聲野老偷生久，未薦蘋蘩淚已垂。

又如劉城《哭史公》：

大臣誰死國，賤子哭燕台。

力竭告無罪，魂招誓不回。

到今真取義，自古所難才。

南渡從前有，惟公獨可哀。

他們有的放浪形骸，縱情詩酒，長歌當哭以傾瀉胸中塊壘，如黃周星的《楚州酒人歌》：誰知一朝乾坤忽翻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嶽自峨峨，眼底九州何蹙蹙。還願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大夫獨醒空憔悴，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罵聊快意。

有的歸隱田園，浪跡山水，追求寧靜的超塵絕俗的生活，然而根本不存在世外桃源，吳拱宸在《豐城兵火後荒涼竟無容舍》詩中感嘆道：“乾坤何處不幹戈？四海難容一客過。縱有桃園千百里，也應無地避風波。”昔日的王侯淪落到社會的底層，他們既然不願在異族統治者手下為五斗米而折腰，當然也就失去了優裕閒適的生活，不得不躬耕謀生，費密的《種蔬》雲：垂老資無計，江城宅累耕。自移村落住，日上野塍行。土瘠深難耨，溝長雨易平。妻孥皆菜色，留得灌園名。

因此他們更加留戀故國的繁華，如《初聞燈船鼓吹歌》追述了萬曆年間的盛世景象，楊焯的《金陵雜感》描寫了南京城的繁華地帶由盛而衰的過程等等。

以上介紹的幾類作品在集中並不是很多，但可以説是全書的精華，而多半的作品還是有一種無可奈何和悲觀絕望的心情。如徐芳《踏月行》：昔年此地月明中，短笛輕箏處處逢。把臂踏歌觀不足，憑高一笑生長風。此地今年此夜月，照人憔悴鬢如雪。空階獨影最銷魂，淚灑溪梅幾樹血。血染溪梅花滴亂，花開能有幾人玩？忽然野火噴空來，此是愁腸寸寸斷。斷絕愁腸只自憐，寒宵過半未成眠。……隔江啼鳥如解語，繞盡長林不肯棲。……暗霜遍結沾衣露。撩人山影伴人行，回首寒江生白露。

此詩意象清冷，情調幽怨，當為懷人、自憐之作。他們有的寫景、抒懷，能抒發個人的新鮮感受，值得一讀。如魏士傑的《偶興》雲：獨立清風過，蒼崖百丈懸。長林帶落日，高柳動晴川。山鳥如相識，巖花已不言。歸來懸木榻，小月滿前川。

又如江國茂《山行》：“淙淙長瀑瀉晴峯，雲裏晴山掛白龍。想象故園巒壑似，寺門不見萬株松。”

本書乾隆年間曾兩度被列入禁燬書目中，是因為有的詩表現了漢人的亡國之痛和故國之思，觸犯了滿清統治者的忌諱，而且因為有的詩人其作品在清代已遭禁，如屈大均，所以牽連到整部書也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