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海令

清朝初年，滿清統治階級為了對付台灣鄭成功父子領導的東南抗清力量， ^[2]  以及防止沿海人民造反起義， ^[3]  實行了大規模強制遷徙瀕海居民的法令，史稱遷海。清廷正式發佈遷海令是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頒佈了將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的遷海令。 ^[3] 

康熙元年（1662年），輔政大臣鰲拜下令從山東省至廣東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內遷50裏，並將該處的房屋全部焚燬，以及不準沿海居民出海的措施。措施使華東至華南沿海地區的漁業和鹽業廢置、田園荒蕪，沿海居民流離失所，深受遷海之苦。當時不少地方官員，包括廣東巡撫王來任、廣東總督周有德，均極力請求復界。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由於朝廷認為措施已收成效，加上不想繼續影響沿海地區的民生，終於允許復界。

順治十二年，為剿滅鄭成功海上勢力，清廷下令“遷海”：“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在輔政大臣鰲拜的指揮下，當時深圳所處的新安縣原住民被驅趕殆盡。待“復界”後，深圳客家的先民便從閩、贛兩省大量遷入並生根發展。 ^[10] 

清廷對遷界之處作出明文規定：築造墩台，五里一墩，十里一台，開挖界溝設立木樁，以別內外界區，重兵設防，越界者斬，界外的民屋毀為平地。同時，清廷強令界內未納入移民的百姓應參加建造墩台和開挖界溝等勞役，以責任制形式指定某鄉造某墩某台，在材料消耗上每建一墩或台需銀一、二百兩。 ^[7] 

遷界令意圖割斷明鄭的與清朝佔據的中國大陸的交通，目的是讓鄭成功糧餉物資來源枯竭，最後迫使其山路五商、海路五商無法經營。 ^[7] 

遷海令於 順治十八年（1661）頒佈，康熙二十二年（1683）終止。於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頒佈了《禁海令》。嚴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許用大陸的產品、貨物進行海上貿易，有違禁者，不論官民，俱行正法，貨物充公，違令者之財產獎給告發之人；負責執行該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緝，從重治罪；保甲不告發的，即行處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海；如有從海上登岸者，失職的防守官員以軍法從事，督撫議罪。當時，鄭成功一部在東南沿海一帶繼續抗擊清軍。為了最後消滅抗清力量，清廷發佈遷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經山東、江南（江蘇）、浙江，南至福建、廣東省沿海居民均屬遷海範圍。清廷強令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居民，分別內遷30～50裏，商船民船一律不準入海。其中廣東地區曾連續內遷3次。清廷派滿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監督執行，違者施以嚴刑。四省中尤以閩省為最嚴。沿海的船隻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燒燬，城堡全數拆除，越界者不論遠近立斬不赦。凡遷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燬或廢棄，重新劃界圍攔，不準沿海居民出海。遷界之民丟棄祖輩經營的土地房產，離鄉背井，倉促奔逃，野處露棲，“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遷海令的實行，使農業、漁業、手工業及海外貿易都遭受很大的摧殘。人民生計斷絕，流離失所，其間曾不斷髮生激烈的反遷海鬥爭。遷海令的施行，不僅給社會經濟帶來嚴重惡果，而且，由於沿海空虛，海盜乘機活動，造成沿海社會治安更不得安寧。一直到台灣最後被清軍攻陷，康熙二十二年才廢除“遷海”令，前後延續23年之久的遷海苛政亦告結束。

清廷內部也有人一直反對禁海令，因此在長達20年的遷界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局部的反覆。當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台灣鄭氏不足以對清朝統治構成威脅後，開解的問題才再次提上日程。2年後鄭克爽降清以後，清廷決定全面復界，遷界的歷史正式結束。 ^[7] 

參見：展海令

自宋明以來，中國沿海地區的航海貿易相當發達，極大地推動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科技文化進步。而清朝的遷海令卻使得數百年來的航海成就毀於一旦，沿海地區千里無雞鳴，航海貿易一落千丈，遲遲都不能恢復。

這一後果直接導致了近代以來滿清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中國航海技術遠遠落後於西方，最終讓西方的軍艦橫行於中國海上。

在鄭氏收復台灣之初，由於耕地不足、兩岸聯繫不便，鄭氏一度面臨着相當嚴重的糧食危機，他們終結荷蘭殖民者的蔗糖業，轉而開始屯墾，這一舉奠定了台灣日後的農業基調。在這之後，鄭氏充分利用了台灣的地理優勢，鄭氏的船隻絡繹不絕於東、西兩洋進行貿易，與日本、逞羅、安南、菲律賓、柬埔寨等國家都有通商關係，把台灣的土特產，如鹿皮、鹿脯、樟腦、硫磺、蔗糖等遠銷海外，換回鉛銅等所需要的金屬貨物。尤其日本，更是鄭成功從海外貿易中獲得最多收入的一個主要貿易伙伴。可以説，鄭氏對台灣的開發使得明鄭仍然可以以軍屯田自給自足，以貿易往來獲得收入。 ^[7] 

但是對於沿海百姓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世代而居的民眾離開故土倉促奔逃，野處露棲，“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同時，他們的離去致使沿海地帶空虛，海盜趁機活動，沿海社會治安更加不得安寧。 ^[7] 

而且因遷界導致土地荒廢的數字也是驚人的，根據資料可知，廣東、福建兩省就荒廢576萬餘畝土地，浙江省喪失上千畝良田。漁業與鹽場也遭到毀滅性打擊，“漁者賣妻鬻子，究竟無處求食，自身難免，餓死者不知其幾”，福建居民被迫體驗低鹽飲食。 ^[7] 

其實遷界對清朝自身傷害也很大。《清初的遷海》一文指出，界外土地全部拋荒，如果考慮到鹽課、漁課、商税等方面的減額，再加上浙江、江南、山東各省的數字，清政府在賦税方面的損失肯定是相當大的。當時，清朝廷因為連年用兵，財政入不敷出。1661年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響，加賦五百多萬兩。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採取了責令界內居民攤賠的辦法來彌補部分缺額。“其（界外）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共償之。至有所償過於其土著者。……自江南達東粵數千裏，鹽場在界內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賠之”查東山衣魯春秋。“惟以浙、閩、山東等處因遷而缺之課額均攤於蘇、松不遷之地，日攤派，而鹽課之額極重矣”。 ^[7] 

這未損到敵人反而損傷自身的遷界禁海令一直遭到沿海民眾的抵制，畢竟江浙地區需要台灣的糖以及原材料，而台灣的生活用品大多來自江浙，在廈門擁有基地的鄭氏遂克服了制約海峽兩岸海上交通的各種因素，另一方面在台漢人大量增加，兩岸的交通和貿易活動反而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清方守邊將士為求得安靜寧謐則私下放寬禁令：“雖汎地謹防，而透越不時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趕者，明是護送；即巡哨履行，有耀武揚威才出者，明使迴避。故台灣貨物船料，不乏於用。 ^[9]  一位當時的福建鄉紳在詩中不無諷刺地説“閩海昔遷徙，流離我黔首。高棟灰咸陽，寒煙昏白晝。四郡美田園，割棄資通寇。拒門撤藩籬，階除議戰守。羣盜方椰渝，佃漁態奔走。流亡死內地，窮蹙遑相救？” ^[7] 

康熙元年二月廣東遷徙沿海居民，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

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

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4]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後，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放過“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牆，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松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於地上。” ^[4]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築界牆，從江口至楓亭。牆闊四尺，高六尺，每户計築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樓一座，遇海另築界堤。”

“關於沿邊設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稱之為寨、墩，廣東稱之為台、墩。大致情況是：‘界畛既截，慮出入者之無禁也，於是就沿邊扼塞建寨四，墩十數，置兵守之。城外鄉民按户徵銀，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費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於奔命者不知凡幾矣。’‘寨周闊百六十丈，墩周闊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5] 

屈大均《廣東新語》説廣東省的情況，“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里，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中説“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

這一政策實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康熙的統治之下，如果説開頭幾年，和康熙沒有關係，那麼剩下的時間，以及其間的一些強化措施，康熙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