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府志

鄭珍、莫友芝着手修志，始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時上距萬曆年間遵義知府孫敏政修纂《遵義軍民府志》（簡稱《孫志》已逾二百多年。《孫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間，鹹、同間毀於戰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詔令修志，遵義知縣陳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義軍民府志》（簡稱《陳志》），迫於時限，《陳志》三十二卷，倉促成書（只三個月），幾乎盡抄《孫志》，實為搪塞之作。其後一百五十多年毫無記載。修志之難，於此可見。當時的鄭、莫亦茫然無所措手足。鄭珍後來回憶説：“議之始，蓋茫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草志》而 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碑僕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賀長齡《遵義府志序》）。據此可知，鄭、莫得到的現成資料極少，絕大多數資料是從“荒碑僕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中重新蒐集來的。為使資料準確可信，鄭、莫又徵引近四百種圖籍進行考訂，耗去的時間已經兩年多了，動手寫稿的時間僅幾個月而已。編務如此繁重，時間如此短促，鄭、莫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史貫二千餘年，共設四十八卷、計字八十萬言的《遵義府志》成書，一方之全史得以問世。

鄭、莫花兩年多時間蒐集了大量資料，由於蕪雜零亂、真偽莫辯，二君又花極大精力窮源究委，詳加考證，從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適錄用。

《遵義府志》和體例不專仿一家，獨能隨事發凡，篇目據實設置，以總括一府之歷史與現狀而定。

以往的一些方誌，重人文而輕經濟，對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農工、商業記之甚略，往往以“食貨”統而記之，語之不詳。有的甚至失記，而於田賦則唯恐有所漏落。這是為官府的征斂服務的。《遵義府志》卻不同，農桑、物產、木政（為皇室採木）、坑冶（礦業）各佔一卷，農桑、物產篇幅尤多，對生產技術的介紹特詳，如土壤分類、品級，宜種何物；耕牛的識別、飼養以及農具的製作、使用；作物的栽培、收藏，無不細述；對山蠶與家蠶的放養、繅絲、織綢的全套操作規程，介紹得頗為精細。可以説，這是遵義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農桑、物產等卷，堪稱遵義的《農政全書》或《動植物誌》，具有指導生產、發展經濟的實際意義。其中就提到了當時在董公寺一帶釀酒業已具有一定規模，小曲酒作坊處處可見，釀造技藝互通互融，僅董公寺至高坪約十公里的地帶，就有小作坊十餘家。釀造的酒最為出色，被後人命名為“董公寺窖酒”（即如今的國密董酒）。

以往一些史家，常沉湎於所謂“三代盛世”的讚美之中，認為那才是“理想之國”。鄭、莫根據遵義的歷史實際，確認古代遵義地域並無“盛世”痕跡，而是地道的“蠻貊之邦”，一切都處於落後狀態。

凡對百姓做過好事者，不論官職高低，一概錄載其人其事。鄭、莫記述其事，於字裏行間流露出對遭叵運清官的同情和對髒官的憎恨，客觀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殘酷。

鄭、莫二人，既是詩人，又是散文高手，兼因學殖深厚，諳熟前朝掌故，所以寫起志文來，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文筆典雅，敍事生動，總能令人得到美的享受。 ^[1] 

由於時代的侷限，《遵義府志》也難免錯訛之處。但瑕不掩玉，《遵義府志》仍然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史學著作，在全國八千二百餘種地方誌乘中，堪屬上乘佳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