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慕尼黑陰謀

慕尼黑是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首府。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首腦張伯倫、達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這裏舉行會議,在沒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簽訂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割給德國的“慕尼黑協定”,作為交換德國向蘇聯進攻的條件。歷史上把這種犧牲弱小國家利益、企圖引開禍水的做法稱為“慕尼黑陰謀”。 ^[2] 

從此，慕尼黑協定、慕尼黑政策、慕尼黑陰謀等不同的説法，便成為苟且偷安、犧牲他國利益、縱容侵略的代名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前後，英、法、美等國為了保護他們在遠東的權益，籌劃了對日妥協、犧牲中國利益的遠東慕尼黑又稱東方慕尼黑陰謀。

歐洲戰爭爆發前後，英法等國無暇東顧，曾幻想以對日讓步，緩和同日本的矛盾，並設法促使日本北進，將矛頭指向蘇聯。因此，美、英、法在遠東積極推行綏靖政策，策劃遠東慕尼黑陰謀。

遠東慕尼黑陰謀的策劃有其經濟、政治、文化歷史背景。首先是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美英法擔心對日侵華進行干涉和制裁會影響同日本的貿易，損害本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並可能使自己捲入戰爭。當時美國的對日貿易非常活躍，英國當時也擔心對日製裁會導致日本對東印度、香港、菲律賓的報復性打擊。同時，美、英、法等國對日本政府內部的所謂温和派存有幻想，希望日本的侵略行動能自動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其次，是維護歐洲這一戰略重點的需要。英、美、法外交政策的重點都在歐洲。在德國法西斯迅速崛起之時，英、法、美都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歐洲，而在遠東採取守勢。特別是1940年德軍席捲西歐，法國崩潰、英國面臨本土作戰、美國加緊防禦大西洋海岸之時，英、法、美都無力在遠東與日本抗衡。這在客觀上也迫使英美法對日本作出一些讓步。再次，是考慮到消極厭戰思想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平主義、厭戰怕戰的情緒在西方社會普遍流行。英法美不擇手段維護其霸權地位，把中國當作他們爭霸鬥爭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日本從慕尼黑協定的簽訂中受到鼓舞，意識到可以利用英、法、美對中國的影響，壓迫國民黨政府屈服，因而表示願意接受第三國的“善意斡旋”。這更助長了遠東慕尼黑策劃者們的樂觀情緒。加之，國民黨方面對英美的出面調停也十分樂意。 ^[3] 

遠在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之時，英美的遠東政策就帶有綏靖色彩。他們除了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上作出決議，對日本加以譴責外，並未採取任何制裁措施，相反還提出要由國聯共管中國東三省，實際上是要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共同宰割的地區。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華北、華東地區，直接侵害到英美的在華權益。為此，英美對日本擴大侵華戰爭表示了進一步的關切和譴責。但是，英美此時的遠東政策仍然以妥協綏靖為主。

7月13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在中日大使分別向美國政府通報盧溝橋事變情況後向日大使表示：“美國對中日兩國持公正友好態度。”8月27日，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致赫爾的密電更明白地表示了美國的立場，這顯然是在“中立”“不干涉”的旗號下，縱容日本的對華侵略。

為了謀求同日本的妥協，英美等國積極籌劃並進行了一系列幕後外交活動。1938年6月，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同日本外相宇垣會談時提出，如果日中雙方願意，英國可以出面對日中衝突進行調停。自從1938年9月英、法、德簽訂慕尼黑協定以後，英美就積極地開展外交活動，籌劃遠東慕尼黑陰謀。 ^[3] 

1938年廣州、武漢等地失陷後,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停止戰略進攻勢頭的日本為了儘早從中國戰場脱身,開始調整對華侵略方針,將其主要軍事力量用來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而對國民黨政府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與此同時,英美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懷着同樣的目的,企圖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用犧牲中國、扼殺中國人民抗戰的手段緩和與日本的矛盾,促使日本從遠東進攻社會主義蘇聯。 ^[2] 

1938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英國駐華大使卡爾頻繁奔波於上海、重慶之間，多次同蔣介石密談，勸説國民黨政府同日本進行和談。1939年，英美通過報紙大量散佈關於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以“和平解決遠東衝突”的論調。1939年7月，日英達成《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承認日本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戰爭時，日軍有權剷除任何妨礙日軍或有利於敵人之行為和因素，“英國政府無意贊助有礙於日軍達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為”。這一協定是英國犧牲中國主權與日本妥協的產物，是遠東慕尼黑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

歐戰爆發以後，英國政府已無力更多地顧及遠東，因而更希望對日妥協，以保護其在遠東的利益。1939年9月5日，英國政府為討好日本，將在押的刺殺漢奸涉嫌的4名中國人引渡給天津偽地方政府交日軍處置。

美國也熱衷於遠東慕尼黑活動。1939年秋，美英大使一起到重慶，再一次策劃召開“太平洋會議”，對國民黨進行勸降，企圖以犧牲中國的利益謀得美日之間的妥協。但是，由於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未能調和，計劃中的太平洋國際會議終於流產。

1940年6月20日，已在德國法西斯的大舉進攻面前可恥投降的法國政府，屈服於日本政府的威逼，開始封閉給中國運送武器物資的重要國際交通運輸線——滇越鐵路，並同意日本軍事監視團進駐中國與印支接壤地帶。6月24日，日本政府又威逼英國政府禁止把軍用品由香港及緬甸輸入中國，並封鎖對中國抗戰至關重要的另一條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7月18日，英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與日本正式簽訂了《關於封閉滇緬公路的協定》。《協定》規定英國政府從即目起的3個月內，禁止武器、彈藥和鐵路器材等通過緬甸和香港運往中國。這樣，英、法兩國便適應日本的需要，切斷了中國西南的兩條主要國際通道。至此，美、英、法的對日綏靖政策達到了頂點。 ^[3] 

1941年3月至12月,美國同日本在華盛頓舉行了60多次秘密會談,妄圖犧牲中國部分主權,避免過早地同日本發生直接武裝衝突,一度陷於破產的“遠東慕尼黑陰謀”死灰復燃。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夏威夷珍珠港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太平洋戰爭爆發,使再度醖釀的“遠東慕尼黑陰謀”在炸彈聲中宣告結束。 ^[2] 

遠東慕尼黑最終沒有變成現實，中國也沒有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被可悲的出賣和肢解，固然是由於日本侵略者要獨佔中國的企圖和美英爭霸亞太地區的陰謀有着根本的利害衝突，因而雙方難以達成全面的妥協。同時也是因為蔣介石並不真正願意對日投降而是想達成有限度的妥協。而另外一個重要因素便是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反對遠東慕尼黑陰謀，對制止投降妥協活動起了重要作用。

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雖然執行親英美的政策，對遠東慕尼黑的醖釀也曾抱以積極的態度。但他們終究還是和賣國投敵的汪精衞有着根本的區別。雖然他們一度對堅持抗戰出現動搖、信心不足，但對英美法企圖犧牲中國利益同日本謀求妥協時，他們也表示憤怒，提出了抗議。因為他們不能容忍英美法和日本妥協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地位。一旦出現這種危及到根本利益的情況，即使英美政府施加壓力，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也不會輕易屈服。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集團的抵制，也是遠東慕尼黑陰謀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當然，這也與全國人民的堅持抗戰，包括廣大國民黨愛國將士的浴血奮戰是分不開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人民堅持抗戰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戰鬥力，和中國共產黨對遠東慕尼黑的堅決揭露、批判，也是國民黨當局不敢輕舉妄動的重要原因。 ^[3] 

中國共產黨在高舉抗日大旗，堅持持久抗戰的同時，對國內外的妥協投降傾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進行了及時的揭露和鬥爭。1939年初，英美輿論大肆宣揚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以調解中日戰爭時，國民黨政府極感興趣。孔祥熙和國民黨政府外長王寵惠曾公開發表講話，表示歡迎美國出面調停。國民黨的刊物也紛紛發表依賴英美製裁日本的文章，主張召開國際調和會議解決問題。為此，針對國內外出現的這種投降妥協傾向，針對英法美策劃的遠東慕尼黑陰謀，中國共產黨給予了堅決的回擊。

首先，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高度警惕遠東慕尼黑陰謀。1939年6月中旬，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揭露了英、美、法策動的遠東慕尼黑陰謀。毛澤東指出英美法等國對於侵略國家所進行的侵略戰爭所取的放任態度，不是由於他們力量不足，也不是單純的由於他們畏懼革命，而是由他們“坐山觀虎鬥”的陰謀計劃，他們大量供給日本以軍需品，使日本有可能進行消耗戰爭。

其次，抗議英美對日談判，謀求妥協，出賣中國。1939年7月，英日談判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犧牲中國主權，承認日本侵華現狀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國共產黨於1939年7月29日發出《中央關於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指示》，表示了中國人民對於英國張伯倫妥協派向日投降、犧牲中國利益的嚴重抗議，對任何形式的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堅決反對。1941年3月，美國和日本代表擬定了《日美諒解方案》。鑑於美國企圖在美日談判中犧牲中國部分利益以求得與日本妥協，毛澤東5月2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的指示。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也連續發表社論，揭露遠東慕尼黑策劃者的陰謀。

再次，表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到底毫不動搖的決心。1939年7月7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兩週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指出：日寇政治誘降的惡毒陰謀；中國投降分子的投降與分裂的罪惡活動；國際東方慕尼黑的暗中醖釀；“三者匯合，便造成今日抗戰形勢中的兩種最大危險，即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的危險。這就是今日政治形勢中的重要的特點，可能的趨向。”《宣言》認為，“東方慕尼黑即令與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實質亦將毫無二致。”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堅決反對投降妥協分子的罪惡活動！堅決反對國際反動派的東方慕尼黑陰謀！ ^[3] 

日本侵華期間英美在東方策劃對日綏靖，犧牲中國利益的陰謀活動。因沿用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會議方式，史稱“遠東慕尼黑”。“歷史上是否存在遠東慕尼黑陰謀”，這是研究太平洋戰爭前中美日關係的一個熱門話題。學術界對此的爭論有,如何看待美日談判?美國是否以犧牲中國來實現對日妥協?爭論觀點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 ^[4] 

一部分學者認為“遠東慕尼黑陰謀”是不存在的，對日妥協並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傾向。鄧蜀生認為，羅斯福雖出現過綏靖傾向，但“整個説來”，不是執行的像張伯倫那樣的對德投降妥協的慕尼黑政策，他在根本問題上沒有打算把中國出賣給日本，“慕尼黑”遠東沒有出現。王斯德、李巨廉指出，綏靖不是美國對日政策的主要內容，亦非占主導地位的因素。太平洋戰爭前夕美國對華政策有雙重性，但主要傾向不是犧牲中國，不是害怕中國革命力量興起。1940年下半年起，美國逐漸在財政和軍事物質上加強對中國的援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國各種抗日，因此總在某種程度上反對蔣介石挑起內戰，1941年日美談判中，美國始終堅持日本必須從中國撤軍，不能獨佔中國的立場。可見太平洋戰爭前美國援華制日的傾向大於勾結日本犧牲中國的傾向。金燦榮認為，“七·七”事變後，美國立場由在中日之間搞平衡轉為支持中國，以後援華抗日逐漸取代了綏靖主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抗戰起了積極作用。考慮到美國的全球戰略與當時國內的孤立主義勢力，就可知羅斯福政府推行的是一項現實主義政策。朱聽昌認為1941年日美談判，美英動機是出於“先歐後亞”的全球戰略下的策略性考慮。而當美國得到德國進攻蘇聯的確切消息後，更不願讓步，對日態日趨強硬，並1941年於7月開始了對日全面經濟戰爭，1941年談判不是“遠東慕尼黑”而是美國全球戰略制約下的產物。這與慕尼黑陰謀有質的區別。 ^[4] 

一部分學者承認美國雖非一味退讓，但主要是推行對日綏靖的外交政策。胡之信認為美國1937年-1941年採取了對日姑息和贊助中國統日的兩面派政策。美國為了在中日戰爭中獲得更多利潤和自身安全，在這一階段大部分時間內，對日姑息是主流。只有在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抗日助華方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方面。而即使如此，美國仍未完全放棄對姑息。王開琚認為1941年美日談判是美國對日實行“綏靖政策”，美日間互相矇蔽，爭取備戰時間或推遲戰爭爆發的外交鬥爭。綜觀美日談判，從局部和暫時意義上講存在“綏靖”性質，有遠東慕尼黑傾向，但未變成事實。丁則勤指出，從《日美諒解方案》意在推動美國與日本共同策劃遠東慕尼黑陰謀。“美國朝野一部分強烈的孤立主義者的言行具有明顯的遠東慕尼黑性質，從美國政府支持兩國私人接觸和姑且同意以《日美諒解方案》作為談判基礎等處來看，也有某種東慕尼黑傾向。他們指出，歷史情況表明1941年上半年，美國政府加強援華制日政策和本國軍事力量同時，也推行“先歐後亞”戰略，對美日談判達成妥協抱有熱切期望。中國問題是美國對日妥協的重點。美國作法是對日本侵略中國既得利益作可能的讓步，而遏制其進一步推行“大東亞共榮圈”和武力南下。美國政府對美日談判的態度是積極主動的，説它力圖在這一階段會談中謀求與日妥協，並不過分。 ^[4] 

仍有學者堅持1941年美日談判乃是遠東慕尼黑的見解。任重認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後，美英政府在蔣介石進行勸降活動。而最終美日矛盾無法妥協，遠東慕尼黑陰謀未能得逞。1941年美日談判是“遠東慕尼黑陰謀”的繼續。黃德祿論述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日對中國一直勾心鬥角的爭奪，兩面三刀的勾結。美國為了避免捲入戰爭或儘量推遲遠東慕尼黑陰謀，以犧牲中國，姑息日本達到妥協目的。劉甫武説，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對日妥協求和的願望，始終改變不了他所推行的日美妥協、犧牲中國的“遠東慕尼黑”政策，這與張伯倫出賣捷克來維持其歐洲利益如出一轍。太平洋戰爭前，確有一個遠東慕尼黑的陰影徘徊在中國的天空，所謂日美談判不是遠東慕尼黑的説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