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救世主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北方小城——古城女刑警芮小丹受好友肖亞文之託，為其前老闆丁元英在古城租一套臨時住房。丁元英利用德國金融公司的資金和自己的頭腦運作私募基金公司，在中國股市進行了掠奪式的經營。可就在私募基金盈利的最高點，丁元英突然以凍結自己資金三年的代價宣佈終止合作，暫時隱居古城。在與丁元英的接觸中，芮小丹被他的叛逆、奇特、不循常規和不可預測的個性深深地吸引，對他產生了眷戀和愛慕。為了明白丁元英所論述的文化屬性，也為了有更多的時間與之相守，芮小丹決定向丁元英要一件特殊的禮物：讓丁元英在貧困縣裏的貧困村——王廟村寫一個脱貧致富的“神話”。就在丁元英用“殺富濟貧”的方式將要完成對“神話”的書寫時，芮小丹在一次與通緝犯的偶遇中被炸燬容，她開槍自殺，而丁元英傷心吐血，最終黯然離去。 ^[6] 

清華大學本科畢業，並取得了德國柏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效力於德國一傢俬募公司，他用超出常人的手段，將從德國募集的資金投進中國股市，用“文化密碼”瘋狂掠奪中國的錢財，後因良心不安退出了公司，選擇回古城隱居。在古城與女刑警芮小丹相戀後，應芮小丹要求對貧困村王廟村展開“扶貧”幫助。 ^[5] 

芮小丹是一個隨性灑脱、獨立自主、沒有世俗貪念嗔痴的女人。她從小在德國法蘭克福長大，具有德國永久居住權，卻毅然回國選擇危險係數最大的刑警作為自己的職業。她受好友肖亞文的委託，在古城幫忙照看其前老闆丁元英。丁芮二人從相識到相知，從一對音響發燒友演變成了一對愛情發燒友。芮小丹最後在與犯罪分子搏鬥中因身受重傷、面部嚴重毀容而選擇自殺。 ^[5] 

肖亞文是芮小丹大學時期的好友，並且在丁元英的私募基金擔任秘書。在幫助丁元英把暫居地定為古城的時候，促成了芮小丹和丁元英的相識。事實上，肖亞文是希望通過芮小丹能保持和丁元英的聯繫。 ^[7] 

林雨峯，樂聖公司的董事長，是一個企業經營管理經驗豐富、邏輯思維能力強，在國內Hi-Fi音響市場中取得成功的一流人物，這樣的形象代表着社會中的商場精英。然而丁元英根據他“只有矛，沒有盾，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的慣性思維而設置了一個陷阱。 ^[9] 

劉冰，格律詩公司的創始股東之一，是一個自私、虛榮、無廉恥之心、道德底線低，在自己不切實際的慾望中迷失的人。在丁元英低谷期間以賣自己心愛的唱片度日時，他極端壓低唱片價格收購，而後在他想入股丁元英策劃的格律詩公司時，竟還自我“寬慰”與丁元英有賣唱片的交情。 ^[9] 

葉曉明，也是格律詩4個創始人股東中的一個，表面上看葉曉明是一個踏實肯幹又能發現和尋找機會，懂基本商務禮儀並知進退的人，給人以聰明圓潤的感覺。丁元英曾評價他是一個聰明人，也因此格律詩總經理自然而然地由他擔任，但是其思維特徵明顯的烙着傳統保守、短視、固化的特徵，缺乏現代化的經營視野和商業知識，在市場開拓方面缺乏進取意識，試圖偏安一隅就能求得穩步發展。 ^[9] 

馮世傑，這個格律詩創始人股東的命運最終與葉曉明、劉冰不同，雖然他也跟隨葉、劉二人一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退股，以他的知識和能力當然無法判斷公司的前途，只能跟隨葉曉明，但他還是感到對不起歐陽雪和丁元英。他也害怕失敗，但在退股事件中還能保持一些理性，並因自身帶有的忠厚特質以及抱有對鄉親們建立一條生產體系不容易的複雜心態，而將自己的全部股金轉而買下幾塊由農户向格律詩公司借款建成的核心機械設備，一定程度上也承擔了公司失敗的部分責任，暗合了敢投入、敢負責的商業精神要求。 ^[9]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愛父母、愛親人、愛朋友，但這樣的愛永遠有一個界限——親友之外，人們毫無所愛。像在丁元英和芮小丹的愛情傳奇中出現拯救農民於貧困之中的濟世情懷實屬罕見。丁元英和芮小丹都是具有大愛情懷的人，對他人、對民族、對國家，他們始終秉持這種關愛之心與責任之心，“私愛”的情愫裏體現着悲憫蒼生的普世情懷。芮小丹是一個人格完全獨立的女人，她愛丁元英，但並不允許丁元英在她的生活裏指手畫腳，支配她的生活。她對愛情有着獨特的見解，她沒想過與丁元英天長地久，古城在她看來也留不住丁元英，她尊重丁元英。也正是基於以上兩點，芮小丹向丁元英要了一個“神話式”的禮物。它既不是珠寶，也不是房子，而是要讓古城王廟村脱貧致富。王廟村的農民對他們來説是陌生人，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卻因為他們都是有着同等生命尊嚴和價值的人而給予善意，給予愛，這才是愛的本質。

丁元英和芮小丹的愛情是與自身現實利益無關的愛情，是思想上的共鳴、靈魂上的交流，是“覺”的愛情。丁元英用“文化屬性”上“強勢文化”的行為邏輯和價值判斷，策劃一場扶貧事件，深層次上是要引起芮小丹更深入的思考。芮小丹是丁元英在精神方面重要的依託，他們的愛情層次和知識底藴使得他們不單單像一般情侶那樣，只是身體上有緊密的聯繫。更加值得稱道的是，他們的思想狀態也緊密相連，兩個獨立的個體已經到了不能割捨的程度。他們二人的愛情不是享受私慾的愛情，而是悲憫人世的愛情，他們的愛裏包含着音樂之情、文化之思、社會之觀、國家之愛，以上種種無不體現出他們愛情品格的超越與傳奇色彩。 ^[5] 

“救世主”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比如，中國人傳統觀念中的“感謝上蒼”“皇天在上”等便是一種對“救世主”的期盼；西方基督教則宣揚上帝創世説，是上帝創造了世間萬物。雖然存在於中西方文化中的救世主文化存在形式上的差異，但它們無不是根植於人類思想中的一個共同要素——期待救主，也就是當人們每每遭遇險境時，總是期盼一種凌駕於自然之上，抑或超出人類本身的外部力量以讓自身脱離險境。這一文化的本源是過去人類對大自然、對鬼神等的崇拜，但這同時也是受人類早期社會生產力不足、思想觀念落後等因素影響，人類對大自然強大力量所形成的一種敬畏之心，並表現出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

而千百年來，絕大多數人都是無神論者，並且在各類典籍中，都難以找到有關於“救世主”救世的記錄。在《遙遠的救世主》中，在幾個音響發燒友聽到丁元英關於組建音響公司，幫助王廟村致富的計劃後，葉曉明信誓旦旦地説道：“丁哥一來，我們哥兒幾個的前途就有救了。”丁元英不以為然，説道：“有了這種想法，就已經沒救了。”在丁元英看來，救世主根本就不存在，倘若要討論救世主這一話題，則反映客觀規律的文化即為救世主。對應到小説中的形勢，救世主就是看清市場，吃別人吃不了的苦，受別人受不了的罪。人必先自救，而後救人。丁元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救不了貧困的農户，自己所能為王廟村做的，就是幫助他們認清市場經濟的生存之道，並且只能是他們自己救自己。小説的最後也是果不其然，完全將丁元英奉為救世主的幾個人物都沒有落得好的結局，而王廟村貧困農户憑藉自己的艱苦、奮鬥，最終在脱貧致富道路上獲得了成功。《遙遠的救世主》也試圖通過此讓讀者知道，世上並沒有救世主，人只有靠自己，或者每個人都應該做自己的“救世主”。 ^[4] 

《遙遠的救世主》對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進行了系統解讀。丁元英認為：強勢文化即為遵循事物發展規律的文化，弱勢即為依賴強者道德期望破格獲取的文化。丁元英便屬於一種強勢文化的體現，在歐洲學習工作期間，丁元英受到了西方文化中規則意識、契約精神等的影響，相較於中國文化中所崇尚的人情世故，他更注重講規則、講事實。無論是丁元英所從事的金融活動，還是他組織的王廟村扶貧計劃，無不秉持的是客觀事實，講求基於對市場規律、法律法規等的掌握運用，進一步開展相應的計劃行動，而遵循客觀規律，凡是講求實事求是，也是丁元英收穫成功的重要原因。

而將丁元英奉為“神”的馮世傑、葉曉明等人，則是一種弱勢文化的體現，他們秉持趨炎附勢、破格獲取的思想，不付諸行動，將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而他們的悲慘結局，無不是該種弱勢文化屬性的最終宿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上升至國家、民族層面亦是如此，小説中丁元英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抨擊，他提出：“中國傳統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從骨子裏就是弱勢文化屬性，怎麼可能去承載強勢文化的政治、經濟？衡量一種文化屬性不是看它積澱的時間長短，而是看它與客觀規律的距離遠近。”

簡言之，丁元英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有一定的弱勢文化屬性，以此影響了中華民族對強勢文化的承載、積澱。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有消極落後的一面，其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已基本失去了生存發展的空間。並且同時隨着進入近代由先輩們所掀起的一次次文化反省、革新運動以來，中國人不斷加強了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摒棄，並在其中遵循社會發展規律，實現了中國文化生命力的顯著增強。 ^[4] 

小説中運用了大量的襯托手法。小説中，女主人公芮小丹美麗善良聰明、思想獨立，作者在描寫她不凡的才貌時，在運用常規手法進行刻畫的基礎上，主要是依託有強烈雄性文化而認定女人難養的丁元英，由排斥到接受，然後到尊重，最終到尊敬的巨大反差進行襯托的。相同的，丁元英的“神”也離不開芮小丹、肖亞文、韓楚風等人物的襯托，以及劉冰、林雨峯等人物的反襯。除去在人物刻畫方面，故事情節、場景敍述上，也運用了大量的襯托手法。比如，各式各樣的音響效果相互襯托，有格律詩公司與樂聖公司的實力相互反襯，等等。 ^[8] 

2007年，由《遙遠的救世主》改編的電視劇《天道》上映。 ^[2] 

2021年以來，一部十幾年前的電視劇《天道》通過短視頻“二次發酵”，帶動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原著《遙遠的救世主》熱銷。據北京開卷監測數據，該書銷量從2021年7月開始陡升，截至2022年底，累計銷量從4.54萬冊陡升至140萬餘冊。 ^[10] 

2005年5月，《遙遠的救世主》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2008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豆豆，原名李雪，當代女作家，處女作中篇小説《死比活着容易》於1993年發表在天津《小説家》雜誌上，同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協會，後轉入中國石油作家協會。已出版小説《背叛》《遙遠的救世主》《天幕紅塵》。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