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達烏德·汗

1921年，穆罕默德·達烏德·汗在法國上中學，1929年回國，在外交部任職，後入喀布爾軍事學院學習，1931年畢業後，在陸軍任職。

1933年在東省司令部任職，後任布格哈拉省省長兼駐軍司令，1935年晉升為中將，任坎大哈和法拉省省長兼駐軍司令。

1939年，任喀布爾中央軍團司令兼軍事院校院長。

1951年任駐瑞士和比利時大使，不久回國，任中央軍團司令。

1953年9月出任首相，到了1963年辭職，因與蘇聯關係密切，而被稱為“紅色親王”。

1973年7月，在蘇聯的支持下發動政變，成立“阿富汗共和國”，出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國防部長以及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1977年2月出任總統。

1909年，達烏德生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他的家庭屬穆沙希班王室家族。

1930年，達烏德的伯父穆罕默德·納迪爾將軍為阿富汗國王，成為他的家族登上阿富汗最高統治地位的開始。

達烏德的父親叫穆罕默德·阿齊茲，是國王納迪爾的兄弟。納迪爾稱王后，任命阿齊茲為駐德國大使。1933年6月6日，阿齊茲在柏林遇刺身亡。

1921年，達烏德在法國上中學。

1929年回國，在外交部短期任職後，進入喀布爾軍事學院學習。

他同他的堂弟默罕默德·查希爾在這個學校同學，他們在家裏又一起聽叔父哈希姆講述阿富汗歷史和阿富汗的政治現實狀況。這位查希爾，於1933年11月8日繼承父位，成為穆沙希班家族第二代，也是最後一代國王。

1931年，達烏德畢業於軍事學院，並在陸軍中任職。

1932年，在東省司令部工作。

1933年，他被任命為南格哈爾省省長兼駐軍司令。

1935年，晉升為中將，任坎大哈和法拉省省長兼駐軍司令。

1939年，被調任喀布爾中央軍團司令，兼任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團司令（普什圖語是“達·馬卡茲·昆瓦爾”），這對於任何一個想要奪取和保持政權的人，是一個關鍵性職位。但是，當時阿富汗的政局使得到這個重要職位的人還不能發揮重要作用。

因為查希爾國王在他即位的前二十年中，不理政事，是位“統而不治”的國王。

兩位叔父牢牢掌握着權力。1933—1946年，他的叔父哈希姆任首相。1946—1953年，另一位叔父馬茂德任首相。

達烏德在1946年參加內閣，擔任了國防大臣；1948年兼任財政大臣。這些職位比中央軍團司令的職務重要得多，即使這種重要職位，也不能使達烏德有所作為。

他反對叔父的親西方政策，反對在邊界問題上的軟弱政策，對社會、經濟改革緩慢和對興修水利工程停滯不前也極為不滿。

然而，他的對抗手段只限於爭論，並於1951年退出內閣。

以後被調任駐瑞士和比利時大使。

不久回國，又任中央軍團司令。

1921年赴法國巴黎留學，從中學讀到大學，在法讀大學期間主修政治學。

1929年回國，在外交部短期任職後，按王室傳統在喀布爾皇家軍事學院學習，1931年畢業後在陸軍中任職，此後庇廕於王族特權而一路官運亨通。

1932年晉升為陸軍中將。

1934——1935年和1938——1939年任東方省省長，併兼任該省駐軍司令。1935——1938年任坎大哈、法拉兩省省長兼駐軍司令。1939——1945年任喀布爾衞戍軍團司令兼軍事學院院長。

1946年首次進入內閣，任阿富汗王國內政大臣。

1947年任駐法國公使，併兼任駐比利時和瑞士公使。

1948——1951年任阿富汗王國國防大臣兼內政大臣。

1951年晉升為陸軍上將，任阿富汗中央軍團司令。 ^[1] 

達烏德在阿富汗素以維新派著稱，多次發表講話，主張阿富汗實行現代化政治，對社會和經濟進行激烈的改革；在外交上阿富汗在平衡其與東西方的關係中，堅持偏向鄰國蘇聯的政策，以求保證國家的安全和取得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他的主張獲得一部分左翼人士的支持，特別在年輕知識分子和武裝部隊年輕軍官中得到支持，而且蘇聯對他的政治主張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因此，達烏德享有“紅色親王”之稱。

當時的首相沙阿·馬赫穆德·汗親王是達烏德的叔父，他激烈批評達烏德的激進思想，反對進行任何改變阿富汗傳統的改革，反對與蘇聯建立密切的關係。達烏德利用他掌握的軍權和在社會的影響，於1953年脅迫查希爾國王解除了沙阿·馬赫穆德·汗的首相職務。 ^[1] 

1953年9月7日被查希爾國王任命為阿富汗王國政府首相，希望協助他推行社會經濟改革。

達烏德上台後，對政治、社會和經濟進行了某些改革，如實施土地改革、解除傳統習俗對婦女的束縛、實行税收改革等措施，雖然步伐不大，卻已觸犯了阿富汗王室、部落頭人、宗教集團、封建地主、大商人等傳統勢力得利益。在宗教和部落勢力的壓力下，查希爾國王在改革的道路上退卻了，但達烏德首相的政府仍堅持推行維新改革。 ^[1] 

在達烏德主持朝政的十年間，阿富汗的外交路線的變化比較顯著。他任首相期間曾四次訪問莫斯科，並兩次邀請赫魯曉夫訪問喀布爾。蘇聯給予阿富汗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蘇聯的武器裝備、軍事教官和顧問源源進入阿富汗，阿富汗對蘇聯的依附關係日益明顯。阿富汗的民族主義者對這一現象深為憂慮，王室、部落首領和宗教界對達烏德的內政外交的抨擊不斷加劇。同時，查希爾國王與達烏德首相之間的政見分歧不斷擴大，查希爾害怕達烏德的勢力擴大而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1963年3月，查希爾國王藉修改後的憲法規定：王室成員不得參政，迫使達烏德辭去首相職務，提前退休。達烏德親王與國王成為勢不兩立的對頭，他採取韜光養晦的策略，暗中積蓄力量，等待阿富汗政局變化。 ^[2] 

1953年9月20日,查希爾國王任命達烏德為阿富汗王國的首相。這次事件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令人吃驚的、突如其來的、但經過大多數王族成員同意的“宮廷政變”。實際上這是哈希姆、馬茂德兩屆內閣政策失敗的必然結果。從1953年9月到1963年3月,達烏德一直任阿富汗首相，成為阿富汗內外政策的決策者。這個時期,在阿富汗當代史上,被稱為“達烏德的十年”。

在這十年中，達烏德極力加快赫爾曼德河谷水利工程的建設。這項工程開始於1946年。興建這項工程的目的,是為了把赫爾曼德河變成易於管理的運河,迅速發展該河谷地區的農業。具體的預期目標有三個:種植經濟作物,定居牧民和建立糧食基地。1945年末,阿富汗政府開始同美國摩利遜·納德森公司談判,成立摩利遜·納德森阿富汗公司。在1946—1953年建設期間，貪污舞弊事件迭起，工程陷於停滯狀態,引起國內普遍不滿。截至1949年9月，就有2000萬美元流入了摩利遜·納德森公司的錢櫃。為此,阿富汗政府欠了美國一億美元的貸款。達烏德譴責前政府的弊政，從執政起便開始了這項工程的第二階段(1953—1963年)。他重新組織了工程行政管理機構,以便逐步用阿富汗的技術人員代替美國人。他主持建築了許多水壩、在河谷地區建立了一些居民點。1961年,他領導下的阿富汗技術專家小組提出有關河谷地區的農業、灌溉、排水、植物保護計劃。但整個説來，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維修工作很差，許多計劃不能落實,加上該河谷鹽鹼性太大，施工地點不適當，農業受益並不顯著。

在這十年中,達烏德為加快阿富汗經濟發展的速度,推行“國家主義”政策。這種政策是由國家指導和計劃經濟發展的政策,是受了土耳其凱末爾的“國家主義”原則和蘇聯計劃經濟的影響。達烏德在上台前，曾反對馬茂德的親西方政策,因而在上台後發展了同蘇聯的關係,1956年他曾對蘇聯作了國事訪問。達烏德因此獲得了“紅色親王”的稱號。1956年,達烏德政府制訂了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1956年9月—1961年8月)。計劃的重點是發展農業,相應地發展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為了實現這個計劃,它加強了全國交通事業的建設(如修公路、飛機場、內河港口、電訊網等),並且爭取外國貸款和技術援助。1954年1月,蘇聯貸款給阿富汗350萬美元。1955年,阿富汗和蘇聯簽訂了商品交換貨物議定書,規定阿富汗用羊毛、棉花和獸皮換取蘇聯的石油、軋鋼和建築材料。達烏德首次訪問蘇聯時,雙方簽訂了長期等量換貨物資償還的貸款協定。這個五年計劃是在蘇聯的一億美元貸款的情況下開始的。達烏德也爭取美援,1956年同美國達成了修建坎大哈國際機場工程的貸款協議。在達烏德的政策影響下，蘇聯不斷擴大在阿富汗的經濟勢力。1956—1968年，蘇聯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達11億美元,其中3億為軍事援助。

1962年,阿富汗開始執行第二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的重點是發展工業，修建大小工廠40個,修建公路兩條,大小飛機場8個。農業主要投資水利工程和推廣新技術。這個計劃是達烏德1960年夏訪蘇時得到3億美元貸款的許諾下開始的。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期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初期，達烏德企圖繼續二十年代阿馬努拉國王失敗了的社會改革。他的社會改革主要包括，鼓勵婦女去掉面紗，創辦男女合校;實行男女在政治、職業和社會地位方面平等;宣佈政教分離；取消教產；選舉民主化。為了實行這些改革,達烏德決定從打破阿富汗的舊習慣為突破口。1959年8月25日,在阿富汗獨立節的慶祝會上，達烏德和他的副首相、王族成員、高級軍官的妻子、女兒們出現在觀禮台上。這些婦女都沒有戴面紗。這個破例的行動，使喀布爾市民大為吃驚。他任命婦女做播音員，派阿富汗婦女代表團出席亞洲婦女大會，派一名婦女參加聯合國的阿富汗代表團。在徵得家長同意後，他讓40個六年級女學生進入陶瓷廠和男工一起勞動。他為婦女在醫學、理工、法律、語言等各類學校學習創造條件,還讓她們去國外受高等教育。在改革之風的吹拂下，一批反映現實、揭露社會黑暗、伸張正義的文學藝術作品相繼問世。對於反對改革的頑固派,他採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他説:“世上無難事，只要努力，總會取得成績。”但他在封建神權勢力的壓力面前，並不堅定。1960年以後,實行收縮政策，放緩了改革步伐。

普什圖尼斯坦問題是達烏德統治十年期間最尖鋭的問題。普什圖尼斯坦指位於阿富汗以東、印度河以西、帕米爾以南的山區。這裏居住着七、八百萬普什圖人(或稱巴克同人或帕坦人),同阿富汗人同屬一個民族。1893年,英國強迫阿富汗政府簽訂了名為“杜蘭線”的國界協定,將這個山區劃歸英屬印度。1921年阿富汗和英印政府簽訂的條約中,重申“杜蘭線”為國界。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在英國支持下,通過“公民投票”將這個山區劃歸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認為這是非法的。因而不承認這次投票。1949年，長期居住在阿富汗的加法爾·汗回到普什圖尼斯坦，領導了這個山區的紅衫黨,開展所謂獨立運動。阿富汗政府支持這個運動。1955年,巴基斯坦政府把西部諸省區(包括普什圖尼斯坦)合併為一個省，即所謂“一體化計劃”。達烏德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巴基斯坦認為是干涉它的內政。雙方互相指責，發展到兵戎相見。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政府，都曾出面調解,但未能解決兩國邊界糾紛。1961年兩國宣佈斷交。從1961年到1963年,達烏德宣佈封鎖兩國邊界使阿富汗經濟蒙受損失，引起國內不滿。

穆罕默德·達烏德(7張)

達烏德用“巴·塔拉非”(“不偏不倚”)來命名他的對外政策,意思是在大國的“冷戰”對抗中,對任何一方都持中立的和不結盟立場。他在1955年一次答記者問時説:“中立的定義不言自明,阿富汗不想跟隨任何軍事集團。”他歡迎蘇聯、美國、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等國的不附帶政治條件的經濟援助,但聲明不參加任何外國軍事防務條約。1955年達烏德政府拒絕加入美國控制的巴格達條約組織。他作為不結盟國家會議的創始人之一,出席了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第一次會議。阿富汗在1950年承認我國。在他的任期內,阿富汗於1955年1月20日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一直同我國保持着平等的經濟往來和友好關係。1957年,達烏德首相和周恩來總理互相進行了友好訪問。陳毅副總理兼外長於1960年8月訪問阿富汗,兩國在喀布爾簽訂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達烏德為解決兩國邊界問題談判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兩國政府於1963年11月22日簽定了中阿邊界條約。

達烏德執政期間，阿富汗於1955年1月20日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一直同我國保持着平等的經濟往來和友好關係。1957年達烏德首相和周恩來總理互相進行了友好訪問。陳毅副總理兼外長於1960年8月訪問阿富汗,兩國在喀布爾簽訂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達烏德為解決兩國邊界問題談判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兩國政府於1963年11月22日在北京簽定了《中阿邊界條約》，併成立了中阿聯合勘界委員會。自1956年第十一屆聯合國大會時起，阿富汗一直主張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3] 

1963年,阿富汗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查希爾和達烏德爭奪權力的鬥爭明朗化了。達烏德是一個專斷獨裁、不容異議的家長式人物，他發展個人權勢使查希爾深懷疑懼。他們兩人在政見上的分歧發展到政治上的決裂。查希爾不同意達烏德的對外政策,反對達烏德同巴基斯坦搞僵。因此，在1963年趁阿富汗同巴基斯坦斷交之機，將達烏德趕下台。查希爾國王用“王室成員不得參政”的修改憲法條款，迫使達烏德辭職。辭職後,達烏德發表了《告國人書》，仍“向普什圖尼斯坦的同胞們致以最誠摯的同情”,“希望普什圖人民勝利地實現他們神聖的民族願望”。

20世紀70年代以後，阿富汗經濟狀況繼續惡化，廣大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王國政府並沒有採取有力措施來解決經濟危機和緩解人民的困苦。這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社會上的抗議和示威遊行增加，有時轉變為暴力行動。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年輕軍官認為為由推翻封建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制或實施社會主義才能使阿富汗走上進步和繁榮的道路。同時，在蘇聯和美國的影響和滲透下，阿富汗內部出現親蘇派和親美派之間的爭吵，查希爾國王傾向於美國，這更加劇了阿富汗政局的動盪。查希爾國王提拔自己的女婿、喀布爾衞戍司令兼宮廷侍衞長阿卜杜勒·瓦利·汗親王，瓦利親王又大量安插親信，這種任人唯親的做法，特別在武裝部隊中引起強烈不滿，傾向於“紅色親王”的人數不斷增多。 ^[2] 

1973年7月初，查希爾國王出國赴意大利治病和休養，王儲艾哈邁德攝政，但艾哈邁德缺乏威信，難以駕馭武裝部隊。達烏德親王及其同謀者決心利用這一機會發動政變。參與政變的有穆斯塔加尼中將、海德爾中將和庫馬中將以及50名年輕軍官。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也向達烏德表示支持他的反國王行動，並參與了政變。根據政變行動計劃，採取出其不意的突襲戰略。

1973年7月16日晚，由謝里夫丁·奧馬拉尼將軍指揮的首都裝甲師和傘兵部隊，從距喀布爾50公里的哈爾卡沙夫基地向喀布爾秘密調動，由於傍晚時分，軍事機構的大部分工作人員已下班休息，軍事戒備最為鬆懈。政變部隊未遇到任何阻攔查詢，徑直進入首都。到晚上10時，政變部隊佔據了喀布爾市各要道口，封鎖了首都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包圍了電台、政府大廈和王宮。17日凌晨2時，政變部隊開始行動，首先逮捕軍事司令部的負責人、喀布爾衞戍司令以及政府大臣，隨後開始向王宮進攻。政變部隊襲擊並逮捕了國王的女婿、中央軍團司令阿卜杜勒·瓦利·汗元帥和王族的重要成員。經過激烈的交火，政變部隊擊潰了王宮衞隊和喀布爾警察部隊的抵抗，控制了整個首都和佔領王宮。達烏德曾表示應儘量減少流血，不應無故屠殺反對派，必須善意對待王族成員。因此，這次政變的傷亡人數不多。

1973年7月17日的軍事政變，一舉推翻了查希爾·沙阿國王，宣佈廢除君主制，成立阿富汗共和國。政變成功後，即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國中央委員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達烏德親王自任國家主席兼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1] 

阿富汗貨幣上的達烏德(6張)

達烏德上台後，即在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1）徹底廢除君主制的一切形式。新政權宣佈沒收王室的一切產業，特別是佔有的土地，並宣佈剝奪王族享有的一切特權。達烏德本人宣佈取消其親王封號，表示他推翻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制的決心。（2）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將私營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國有化，強調國營經濟將在阿富汗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實際上限制了私營經濟的發展，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3）強調惟有發展工業才能根本改變阿富汗的落後面貌，擬定了工業化七年發展計劃（1976~1983）。但達烏德政府把實現工業化的希望寄託於外國，首先是蘇聯的援助。（4）積極推行土地改革，同時組織農業合作社。一方面，為了解放農業的生產力，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則為了打擊部落和宗教勢力的經濟基礎和他們對農牧民的控制。（5）強調保障工人的利益，制訂新的勞動法。這項立法主要來自人民民主黨的壓力，卻遭到企業主的反對。（6）限制城鄉高利貸，宣佈取消部分貧困者的債務。長期以來，阿富汗城鄉的民間高利貸對勞動人民的盤剝非常殘酷，令不少借貸者家破人亡，成為人們最憎恨的公害。但這條法令的執行卻遇到很大的困難，大部分借貸者出於諸種原因，仍私下歸還債款。同時，大多數高利貸者停止借貸，影響到城鄉的經濟活動。這也嚴重損害了封建主階級的部落上層、地主和牧主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 ^[2] 

此外，達烏德政府使阿富汗政治現代化的另一個主要措施是，加強中央集權和地方當局的行政權力，以此削弱部落、宗教等封建的傳統割據勢力。特別以擴大國家軍隊實力來抑制部落武裝力量。這些都與部落和宗教傳統勢力發生直接衝突，出現了抗拒達烏德政權的鬥爭，有的地區出現了反政府暴動。在軍事方面，達烏德政權實施軍隊現代化的計劃，除配備飛機、坦克、火箭炮等新式武器外，對軍隊進行政治教育，肅清官兵中的忠君思想和部落歸屬意識。這是阿富汗軍隊出現了政治化的傾向，使軍隊與政局的變化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增加了阿富汗政局動盪的新因素。阿富汗軍隊的現代化計劃，主要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不但大量接受蘇聯的武器裝備，還大批聘請蘇聯軍事教官和顧問，這造成了蘇聯對阿富汗軍隊的控制，影響了阿富汗政局的發展以及阿富汗的外交政策。達烏德政權實施傾向蘇聯的外交政策，與蘇聯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和軍事協定，嚴重破壞了阿富汗的中立和不結盟的立場。這使阿富汗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其周圍鄰國的關係緊張。 ^[2] 

達烏德領導的“七·一七”軍事政變對阿富汗政局的發展有着很大影響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它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君主統治，從此在阿富汗土地上結束了封建政治體制。雖然以原國王查希爾為首的王族和保皇派仍存在復辟君主制的打算，但也只是一種願望而已。因此，這次政變具有推動歷史前進的進步意義。

第二，政變後推行的社會“革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觸及到阿富汗以部落和宗教為主體的傳統社會的權力和利益，於是爆發了一場現代政治與傳統社會結構以及兩種意識形態之間激烈的衝突，出現了部落與宗教相結合“穆斯林抵抗運動”。加強中央集權而產生的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政權（不論是哪個人或哪個集團掌權）之間的武裝衝突，形成了阿富汗的長期內戰，給整個阿富汗民族帶來不幸的災難。

第三，達烏德推行的軍隊政治化，對阿富汗政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因為軍隊與政治相結合，一旦阿富汗的政局發生動盪，軍隊就必然參與其中，軍人集團特別是年輕軍官們就會參與到政界的鬥爭中去。 ^[2] 

達烏德下台後,阿富汗政局長期動盪不寧。從1963—1973年的十年中,更換了五屆首相,平均兩年發生一次內閣危機。達烏德似乎無聲無息地蟄居了整整10年,實際上卻在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時機終於來到了。1973年6月25日,阿富汗國王查希爾到英國和意大利治療眼疾。達烏德在青年軍官集團的支持下,於7月17日2時30分發動政變，推翻了查希爾王朝,宣佈阿富汗為共和國。

8月1日，宣佈組成新內閣,他一身兼任四職: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和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他任命了一個主要由青年軍官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來協助他工作。政變發生時,查希爾正在羅馬治病。消息傳來,這位阿富汗當代史上在位四十年(1933—1973年)的君主，於8月宣佈引退，從而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廢黜國王的行列。

1977年1月,阿富汗進行了選舉,通過了新憲法。同年2月,達烏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國總統。他重新掌權後,在經濟上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發展工農業生產的政策。例如增加發放農業貸款,，提高一些農產品的價格,擴大種植面積,恢復倒閉的工廠,將國家部分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鼓勵私人投資,加強外匯管理,限制進口商品,等等。同時,通過政府貼現,加強市場管理,控制物價上漲幅度,統一重量單位。他還開展了反貪污、反走私鬥爭,實行銀行國有化,收回私人侵佔國家的土地。由於實行這些政策,阿富汗的經濟狀況有所好轉,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金迅速上升。收支順差從1972年到1973年度的220萬美元,一躍而為1976年到1977年度的650萬美元。在同一時期,可兑外匯從180.9萬美元增至12,847萬美元。1976年3月開始實行的第一個七年計劃,要求到1983年國民生產總值增至1,476.9萬阿富汗尼，,國民生產總值增長53.4%,平均年增長率為6.3%。政府國庫在實行七年計劃初期,剩餘的阿富汗尼,達到歷史上最高水平。達烏德經濟政策上的不當之處在於七年計劃的重點仍然是發展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在一個可耕地面積只有4%的農業國度裏，不去發展農業，卻去優先發展工業，結果不得不從國外進口糧食。

在社會改革方面,達烏德還繼續他1953—1963年的工作。他頒佈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如土地改革法、文官法、刑法、民法等。文官法中規定了政府官員必須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必須遵守的其他道德規範,目的在於提高官員文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在長達四卷的民法中,涉及到社會和司法的所有領域,如婚姻、繼承、契約、不動產、交易、抵押、動產等。達烏德用這些法典代替了伊斯蘭教的法典,從而在法制上最後完成了二十年代阿馬努拉國王開始的社會改革工作。

達烏德決心進一步解決普什圖尼斯坦的問題。1976年，他和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進行了互訪,雙方同意在1955年萬隆會議宣佈的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來解決政治分歧。兩國關係從此有了改善,邊境局勢有所緩和。布托急於同阿富汗簽訂一個協定。達烏德認為布托反對普什圖尼斯坦自治，簽訂協定的條件尚不成熟，而且布托政權並不穩定，因而對布托的建議反映冷淡。他只是説,關於簽訂協議一事,等1977年3月巴基斯坦大選以後再説。這次大選，釀成布托的被捕。1977年10月，穆罕默德·齊亞·哈克 訪問喀布爾,同達烏德的會談沒有成功。普什圖尼斯坦問題，作為兩國懸而未決的問題拖了下來。

在對外政策方面,達烏德重新執政後繼續奉行不結盟的原則。1973年至1975年,他先後親自出訪或派特使訪問了蘇聯、印度、伊拉克、伊朗、中國等十幾個國家。他同蘇聯和美國保持着大致對等的關係。在經濟援助上,蘇聯佔第一位,美國佔第二位。蘇聯曾力圖用它的經濟力量影響達烏德。但在1975年以後,達烏德感到他的地位已經穩固,便力圖擺脱蘇聯的影響。為了得到宗教界支持,達烏德加強同穆斯林國家的關係。他得到了伊斯蘭開發銀行、科威特基金會的貸款和沙特阿拉伯的贈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為阿富汗提供了850萬美元,以建立一座糖廠。伊朗於1975年提供20億美元,超過了蘇聯對七年計劃提供的全部援助。在達烏德任總統期間,同我國保持着友好關係。1974年他派伊納姆作為總統特使訪問我國,在北京簽訂了新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達烏德上台一開始,就受到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封建神權勢力的攻擊。達烏德吸取阿馬努拉改革失敗的教訓,一方面打擊反改革派勢力,一方面安撫一些宗教首領。為其到處修繕、建造清真寺,拜謁聖裔陵墓,參加聽經。為防止王族叛亂,在政變當天,就逮捕了前內閣成員及其他官員4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堂弟,中央軍團司令阿卜杜爾·瓦利少將。1974年,審判了一批“穆斯林兄弟會”成員。1975年7月下旬,鎮壓了“穆斯林兄弟會”在北部帕爾旺省潘傑爾山谷發動的叛亂。

達烏德推行的國有化、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會—經濟改革的措施，超越了阿富汗極端落後的國情，嚴重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使阿富汗經濟每況愈下，人民生活進一步惡化，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新政權打擊部落和宗教傳統勢力，引起部落首領們的對抗和宗教集團的反對。在伊斯蘭教團的支持下，出現了部分部落武裝的叛亂，使全國的政局出現混亂。 ^[2] 

達烏德的施政遭到部落和宗教傳統勢力、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的強烈反對，在中央政權面臨威脅時，達烏德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他的政治主張發生變化，開始後退和向右轉，停止或緩和了某些改革措施，企圖改善與部落和宗教集團的關係。這遭到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為首的左翼力量的抨擊。達烏德還意識到他的親蘇政策，使阿富汗與伊朗、巴基斯坦、海灣產油國和西方的關係疏遠了，它們所給予的援助大幅減少了，而國內親蘇勢力的擴大，威脅到他的政權，決定改變親蘇的路線。努力與伊斯蘭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並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1977年2月14日，達烏德正式就任阿富汗共和國憲法總統，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同時籌組“國家革命黨”（又稱“民族革命黨”）以增強自己的勢力。同月，達烏德宣佈解散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中以親蘇分子為主的中央委員會和政府內閣，撤換人民民主黨人的官員和親蘇的軍官。 ^[1] 

達烏德的這一轉變，遭到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猛烈抨擊，蘇聯也表示極端的不滿。達烏德與人民民主黨的合作關係破裂。由於人民民主黨向阿富汗武裝部隊的大力滲透，以及蘇聯克格勃的幫助，一部分阿富汗軍官，特別是曾受過蘇聯培訓的年輕軍官陸續加入人民民主黨，或表示對該黨的支持。達烏德感到事態嚴重，決定加強防範。1978年2月，大規模對政府和軍隊中的左翼分子及其同情者進行清洗。1978年4月1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主要領導人之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米爾·阿克巴爾·希貝爾在喀布爾遇刺身亡，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為其舉行葬禮，塔拉基、卡爾邁勒、阿明等領導人發表演説，指責這次暗殺事件是達烏德所策劃的，進行了激烈的譴責。4月19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發動羣眾上街示威，遭到軍警的鎮壓。達烏德政府逮捕了該黨領導人以及200多名參加反政府活動的軍官，這使矛盾進一步激化。1978年4月27日，在蘇聯的支持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發動軍事政變，政變行動得到蘇聯克格勃的協助，除了提供武器和資金外，蘇聯還利用克格勃掌握阿富汗當局的情報部門，將達烏德清洗左翼分子和鎮壓計劃的情報轉告人民民主黨。 ^[2] 

1978年4月27日清晨，以阿富汗空軍副司令兼參謀長阿卜杜勒·卡迪爾上校和坦克部隊指揮官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指揮的政變部隊陸續開進首都喀布爾，切斷了首都與外省的聯繫。上午10時，達烏德按原定計劃正在總統府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商討鎮壓反對派的措施。據透露，在政變前夕，一些西方使館的情報官員已獲悉人民民主黨準備發動政變的消息，並立即將這一情報通知了喀布爾當局，但卻被有關人員忽視了。當坦克部隊陸續開進喀布爾市時，達烏德才感到大禍臨頭，立即命令國防部長鬍拉姆·海德爾·拉蘇利將軍離開會場組織部隊抵抗，達烏德不聽從下屬的勸告拒絕離開總統府，只是命令總統衞隊加強戒備。然而，海德爾·拉蘇利將軍的座車駛出總統府，見到街上武裝部隊往來眾多，司機驚慌失措下將汽車撞到了路邊的電線杆上，海德爾·拉蘇利將軍受傷動彈不得。這失去了召集救援部隊的機會，註定了達烏德政府的命運，達烏德坐困總統府更加是犯下了致命性的錯誤。 ^[2] 

4月27日革命(2張)

1978年4月27日中午12時，政變部隊開始行動，首先搶佔電台、國防部、內政部等要害部門，在國防部、內政部、空軍司令部和國際機場等地均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政變部隊攻佔了監禁政治犯的監獄，救出了塔拉基等人民民主黨領導人，並將他們護送到設在電台的政變總指揮部。包圍總統府的坦克開炮轟擊。總統府即舊王宮，是一座四周高牆的堡壘，周圍佈置了高射炮，總統府衞隊是一支1800人的部隊，裝備精良。達烏德總統全家都居住在總統府。政變軍隊的進攻遇到總統府衞隊的激烈抵抗，坦克被阻於總統府圍牆之外。政變部隊佔領了俯瞰總統府的後山，也未能打啞總統府向外掃射的機槍和火箭炮。 ^[2] 

喀布爾周圍已被政變部隊控制，達烏德只有命令距喀布爾800公里外仍忠誠於他的信丹機場的空軍前來支援。由於航程遠、往返的耗油量大，戰鬥轟炸機只能在喀布爾上空停留十多分鐘，又因未能與地面取得無線電聯繫，未投擲一彈而返。因為無線電聯絡設備已被克格勃暗中破壞。下午3時後，支持政變的空軍部隊的米格戰鬥轟炸機從臨近機場起飛，向總統府俯衝，總統府的高射炮因操縱機械被事先破壞而失靈，只能任憑飛機轟炸，密集的炸彈摧毀了抵抗的據點。至當晚總統府被攻佔，總統達烏德等被俘。 ^[2] 

政變領導人對失敗者採取了肉體消滅的血腥手段。被俘的達烏德總統和他的弟弟納伊姆·汗拒絕勸降，政變部隊當着他們的面槍殺其親屬，達烏德的3個兒子和兒媳、孫子和孫女被殺後，再槍殺其本人。達烏德一家30餘口，除一孫女倖免於難外，全部慘遭屠殺。達烏德罹難時終年68歲。

在政變成功後，政變領導人仍命令大批屠殺被俘或投降的前總統府衞隊、警察部隊和其他治安部隊人員。據保守的估計，在這次政變種，死亡人數達2000人。達烏德政府的副總統賽義德·阿卜杜勒·伊拉以及國防部長、內政部長、空軍司令等軍政高官也被殺害。 ^[2] 

隨着總統府的陷落，阿富汗各地駐軍相繼宣佈效忠人民民主黨新政權，但仍有一部分忠於達烏德的部隊拒絕效忠，出現了局部的戰鬥。蘇聯政府在政變當局宣佈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的當天，就宣佈承認這個新政權。塔斯社評論這次阿富汗政變時説，阿富汗新政府的誕生是“阿富汗民族解放運動史的轉折點”。

但是，阿富汗“四·二七”政變中這種喪心病狂的暴行無疑是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它使阿富汗的政局發展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從某種程度上説，它嚴重敗壞了共產黨人的聲譽和國際形象，使國際共運名譽掃地。更加諷刺的是，在“四月革命”一年多後，塔拉基就被自己的“得意門生”阿明所殺，阿明當政百日，全家被克格勃殺害，蘇聯大舉侵略阿富汗，扶植卡爾邁勒，六年後又踢開卡爾邁勒，卡爾邁勒1996年因癌症死於莫斯科。

對達烏德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宗教和王族右翼勢力,而在於蘇聯操縱的、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現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人民民主黨創建於1965年1月,它的主要領導成員是穆罕默德·塔拉基(曾任阿富汗官方巴赫塔通訊社處長)、巴布拉克·卡爾邁勒 (阿富汗國民議會議員)和哈菲佐拉·阿明 (阿富汗國民議會議員)。兩年以後,黨內分裂為兩派:塔拉基的“人民派”和卡爾邁勒的“旗幟派”。這兩派在六十年代末，都在阿富汗軍隊中發展黨員,擴大組織。達烏德在1973年發動政變時，得到了兩派的支持。政變以後，兩派在軍隊中,特別是在高級軍官中繼續發展黨員。阿明在塔拉基的直接領導下，在軍隊中“開展”黨的工作。

達烏德意識到人民民主黨兩派在軍隊中活動的危險性，也看到這批“左”派人物已成為蘇聯的代理人。加上宗教界人士強烈反對親蘇，而達烏德本人也需要英美支持，因而決定清洗政府中的親蘇派。人民民主黨兩派的活動有着複雜的國際背景。蘇聯霸權主義者一直把阿富汗作為同美國爭奪的重點地區。他們除了經濟滲透和政治干預之外,還不斷在阿富汗培植代理人,以便破壞阿富汗的不結盟政策。人民民主黨兩派,都是親蘇派。兩派雖然支持過達烏德上台,但發現達烏德排除蘇聯干涉並堅持不結盟政策時,便起而持反對立場。為了統一反達烏德政權的力量,1977年蘇聯出面,兩派合併為人民民主黨,把顛覆達烏德政權作為共同的主要目標。

達烏德政權在1978年遇到巨大的困難。經濟發展因資金短缺、人力物力不足而停滯不前。土地改革受到封建地主的頑強反抗,以至無法進行。人民生活空前困苦。面對着這些困難,達烏德放棄了早期標榜的“民主”、“自由”許諾,加強獨裁專制統治，結果,人民對立的情緒更加強烈。人民民主黨決定利用這些情況，推翻達烏德。1978年2月,達烏德清洗了政府中的親蘇派。人民民主黨決定在5月27日動手。1978年4月17日，人民民主黨的著名政治家、工會領導人米爾·阿克巴爾·卡比爾被暗殺。這件事引起了社會上的不滿,從而成為人民民主黨行動的導火線。他們抓緊時機,於4月19日在喀布爾組織了15,000人的遊行示威。4月25日,達烏德政府開始大逮捕。4月26日，逮捕了塔拉基、卡爾邁勒和阿明等7個人民民主黨領導人。人民民主黨決定提前實行原來計劃。4月27日晨,當達烏德在內閣開會,討論處置塔拉基等人的問題時,一場歷時24小時的政變發生了。 軍隊背離了達烏德。阿卜杜勒·卡迪爾空軍上校和阿斯拉姆·瓦坦賈爾陸軍少校率領軍隊進攻總統府。總統衞隊抵抗失敗。達烏德全家躲在地下室裏拒絕投降。結果全家30餘人被當場打死,只有一個孫女倖免。

阿富汗和外國輿論幾乎一致認為，蘇聯人不但是這次政變的支持者，而且是發動政變的幕後參與者。在“紅色親王”達烏德執政期間，蘇聯與阿富汗簽訂了從政治、經濟、文化到軍事等各方面的協定。大批蘇聯軍人被派遣到阿富汗，滲入到國防部和各軍兵種部隊。另一方面，蘇聯扶植極端親蘇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勢力。蘇聯已精心地建立起它對阿富汗的控制地位。 ^[2] 

當達烏德激進的內外政策面臨來自部落、宗教等傳統勢力的嚴重威脅後，他的國內改革放慢或停頓了下來，開始向右轉，清洗蘇聯的盟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達烏德政府改變傾向蘇聯的外交路線，開始努力改善與伊斯蘭鄰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嚴重威脅到蘇聯對阿富汗控制的計劃，而且影響到蘇、美在西南亞和西亞地區的爭奪。最後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作出剷除達烏德政府的決定，由蘇聯駐阿富汗最高使節、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維·帕普京中將負責執行決定，克格勃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就着手活動。一方面製造輿論，在阿富汗左翼力量中煽動反達烏德的情緒，指責達烏德已揭去了掩飾其親王的面紗，轉向阿富汗保守傳統勢力、伊朗和巴基斯坦反動政權和美帝國主義，達烏德政府已全面向右轉。另一方面，蘇聯還積極支持人民民主黨反達烏德政府的活動，調解阿共以塔拉基為首的“人民派”和以卡爾邁勒為首的“旗幟派”之間的爭鬥，促使兩派聯合制訂推翻達烏德政府的計劃。 ^[2] 

阿富汗情報部門的克格勃人員將達烏德的一切行動和安排告知人民民主黨，並控制了一切通訊手段。蘇聯軍事顧問團協助人民民主黨擴大在阿富汗軍隊中的勢力，最後協助政變軍隊準備武器彈藥。當政變軍隊久攻總統府不下時，達烏德向忠於他的部隊不斷髮出求援的呼號，命令他們急速馳向首都喀布爾鎮壓反叛部隊，人民民主黨的政變有失敗的危險。在蘇聯軍事顧問控制的巴格拉姆機場的空軍，出動米格噴氣式戰鬥轟炸機轟炸總統府，摧毀了總統府衞隊的抵抗。據事變後透露，對總統府的轟炸中就有蘇聯飛行員駕駛的飛機。 ^[2] 

阿富汗有關人士説，如果沒有蘇聯幕後的支持，達烏德總統掌握軍權並擁有一部分忠誠部隊，加上裝備精良實力的總統府衞隊，人民民主黨發動軍事政變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達烏德被殺後，阿富汗新政權並沒有立即公佈其死亡，而是宣稱其“因健康原因辭職”。

2008年6月28日，阿富汗前總統穆罕默德·達烏德的孫子馬哈茂德·加齊説，工作人員在兩處大型墳墓中發現了達烏德及家人的遺體。

加齊説：“我們發現了兩處大型墳墓……通過辨認，墳墓中埋葬着達烏德、達烏德的家人以及阿富汗前內閣成員的屍體。”

此前，在達烏德親屬要求下，阿富汗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下令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搜尋達烏德下葬之處。 ^[4] 

達烏德及其大部分家人被殺之後整整三十年，一直被秘密掩埋在喀布爾市普勒-查克希區的兩個獨立的“萬人坑”中。據初步報告顯示，一個墓坑裏有16具遺骸，另一個墓坑裏有12具遺骸。

2008年7月，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下令成立專門的鑑定委員會，展開對遺體身份的鑑定工作。專家採用了一系列鑑定方法，不過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在遺體身旁的一本金色古蘭經。

2008年12月4日，阿富汗衞生部正式宣佈，達烏德的遺骸基於其牙模和遺體旁的一部小型黃金《古蘭經》得以確認，黃金古蘭經是沙特阿拉伯國王贈予的禮物。 ^[5] 

達烏德的葬禮(4張)

2009年3月17日，阿富汗政府為達烏德舉行國葬，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內閣成員和各界人士，以及達烏德的孫子加齊等家族成員參加了葬禮。 ^[6] 

親王出身的、具有維新思想的達烏德在其執政期間致力於改革，希望把阿富汗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但沒有考慮到這個國家宗教和部落強大的勢力、經濟和文化極端落後的特殊狀況，使他的改革計劃無法實施。他盲目傾向蘇聯的外交路線反而使自己成為蘇聯擴張主義的犧牲品。 ^[1] 

達烏德·汗1934年與國王查希爾·沙阿的妹妹查明娜公主（1917—1978）結婚，夫婦兩人育有四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其中次子哈立德·達烏德·汗、三子瓦什·達烏德·汗、四子穆罕默德·烏馬爾·達烏德·汗、次女查蘭斯特·哈努姆、三女辛凱伊·拜古姆和四個孫輩在1978年政變中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