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密碼

正在巴黎出差的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蘭登午夜接到匿名電話，得知盧浮宮博物館館長雅克·索尼埃被害，於是應召來到博物館，對一系列與達·芬奇的藝術作品有關聯的神秘符號進行分析和調查。在與索尼埃的孫女、密碼破譯天才索菲·奈芙聯手對諸多奇形怪狀的符號及密碼進行整理的過程中，他發現一連串的線索就隱藏在達·芬奇的藝術作品當中。他發現了能解開歷史上難解之謎的一把鑰匙，並與奈芙跟一位神秘的幕後操縱者展開了鬥智鬥勇的角逐，而他自己也因此成為一名被追逐者。除非他們能解開這個錯綜複雜的謎，否則，郇山隱修會苦心掩蓋的驚天大秘密以及令人震驚的古老真相，終將永遠消失。 ^[2] 

小説是20世紀後期對諾斯提教派興趣復興的一部分。小説的素材主要來自《聖血和聖盃》（原文版小説的第253頁區別於其它素材來源，特別提及了這本著作的名字）。有人聲稱《達·芬奇密碼》就是取材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英國廣播公司（BBC）播放的一組短片的《聖血和聖盃》的傳奇演繹版本。兩者相同之處包括將抹大拉馬利亞描述為活着的聖盃、對法國王朝的神聖起源的描寫、書中涉及的神秘論、古埃及聖賢、教皇制度中的陰謀、以及隱寫術的應用等。在《聖血和聖盃》一書中，油畫《阿爾卡迪的牧人》（“Et in Arcadia ego”。譯註：中文的畫名採用的是較熟知的翻譯，但並不準確，西方美術史上對該畫的拉丁文名字的含義以及畫中隱匿的內容有一些不同的解釋。）的法國畫家普桑扮演了後來被《達·芬奇密碼》一書的作者布朗賦予達-芬奇的角色（多年後，《聖血和聖盃》一書的作者之一向新聞界公開承認，整個故事都是虛構的）。關於《聖血和聖盃》一書的作者之一 Baigent，布朗的故事中人物提賓（Teabing）的名字是把 Baigent 的字母重排了順序而來的。

以下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幾位主要角色。人物的名字裏含有雙關語、變位字、或暗藏線索似乎是丹·布朗的風格。（劇透注意）

羅伯特·蘭登（Robert Langdon）——哈佛大學宗教符號學教授、學者。（PS：羅伯特·蘭登患有幽閉恐懼症。影片中羅伯特·蘭登多次地方出現幽閉恐懼症症狀）小説開篇時，他正在巴黎講學，並和盧浮宮的館長雅克·索尼埃約定見面，卻突然發現法國刑警出現在旅館房間的門口。警察通知他，索尼埃被人謀殺，希望蘭登能去盧浮宮協助警方破案。事實上，蘭登已經是謀殺案的主要嫌疑人，但他一直被矇在鼓裏，警方將他弄到犯罪現場，是希望獲取蘭登的供詞。

雅克·索尼埃（Jacques Saunière）——盧浮宮的館長，郇山隱修會的大師（秘密首領），索菲·奈芙的祖父。在被塞拉斯（一個患白化病的僧侶）於博物館裏謀殺前，雅克·索尼埃給了賽拉斯修道院拱頂石的錯誤訊息，據説修道院拱心石包含了關於聖盃正確所在的暗示。在被子彈擊中腹部後，雅克·索尼埃用生命中最後的時間為關係疏遠的孫女索菲·奈芙留下了一系列的線索，索菲·奈芙可以利用這些線索解開他的死亡之謎，同時保護郇山隱修會所保守的秘密。

雅克·索尼埃的名字可能是由Bérenger Saunière而來，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曾經在《聖血和聖盃》（Holy Blood, Holy Grail）一書中被廣泛提到。此人的中文譯名叫做貝朗熱·索尼埃，他是一名法國的神父，據説在他的領地法國南部的雷恩城堡內發現了聖殿騎士守護多年的“偉大遺產”的秘密，他也因此獲得了當地的大主教一職與一大筆財富，他用這筆錢修建了一所教堂，而這所教堂叫做“抹大拉的瑪利亞教堂”。他死後為世人只留下了兩張拉丁文手稿，至今無人破解。

索菲·奈芙（Sophie Neveu）——雅克·索尼埃的孫女。她是法國政府的一位密碼員。年幼時，父母因交通意外而去世，後由她的祖父撫養長大。她的祖父通常叫她“索菲公主”，並且教導她如何解決複雜的文字謎題。在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她曾經在祖父的房間裏發現一把神秘的鑰匙，上面刻着兩個大寫字母“P.S.”後來，當她在寄宿學校讀書的時候，在一個週末，她沒通知祖父，早些回到家，卻發現祖父在參與一個神秘的宗教性儀式。這次意外後，她開始疏遠祖父，直到祖父的去世。

貝祖·法希（Bezu Fache）——法國刑警偵查局長。強悍、精明、堅定的他被派來負責索尼埃的調查。從死去的館長留下的線索來看，法希相信殺手是羅伯·蘭登，於是把他叫到盧浮宮來招供。但索菲·奈芙偷偷通知了蘭登，因為她相信蘭登是無辜的，這給法希帶來了阻礙。在小説裏，法希都在偷偷的追蹤蘭登，因為他相信，放過蘭登就意味着他職業生涯結束。但到後來，在阿林加洛沙主教給他打電話告訴他他知道的內容後，立刻聯繫蘭登和奈芙，希望他們處於警方的保護下，但被拒絕，因為貝祖·法希的一系列舉動使蘭登和索菲懷疑他就是隱藏在幕後的神秘導師。在最後阿林加洛沙主教找到了他，法希將他的主教戒指還給了他，他與阿林加洛沙主教的關係很特殊，但在書中沒有表述。

貝祖不是一個普遍的法國名字，而是一個城堡的名字。貝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頭瘤牛，因為貝祖是法語裏瘤牛（zébu）的諧音。法希是法語裏憤怒的諧音，但本身也是個普遍的法國名字。

塞拉斯（Silas）一個患有白化病的主業會獻身者，嚴格遵守肉體苦修的修行戒律，年輕時在馬賽成了孤兒，此後便開始了罪惡的一生，他一直被監禁在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爾，直到一次因地震導致監獄部分倒塌才逃出來。他受到一位名叫阿林加洛沙的年輕的西班牙牧師的庇護，此人給他起名叫塞拉斯，後來此人成為主業會的首腦。在小説情節開始以前，阿林加洛沙讓他與導師聯繫，並告訴他，他將接受一個對挽救真正的聖道（the true Word of God）至關重要的使命。按照導師的命令，他謀殺了雅克·索尼埃和其它三位郇山隱修會的領袖，為的是得到郇山隱修會的拱頂石（法語為clef de voûte；英語為keystone，意思是“拱頂的關鍵”）的下落。後來他發現上了假消息的當，便為了得到真正的拱心石而追殺蘭登和奈芙。他並不知道導 師的真實身份，而只是個協從的殺手，他明白這是罪惡的事，但只因他堅信自己的行為能拯救天主教會，還是做了這些壞事。

曼努埃爾·阿林加洛沙主教（Bishop Manuel Aringarosa）——主業會的全球領袖、白化病僧侶賽拉斯的恩主。在書中故事開始的五個月前，他被梵蒂岡教廷（Holy See）召回，參加在意大利地區的阿爾卑斯山的一座天文台召開的一個會議，被大吃一驚地告知，在六個月內教皇將 撤回對主業會的支持。由於他相信主業會是維持教會不被分裂的力量，因此他認為忠誠要求他必須採取行動來挽救主業會。在會見梵蒂岡官員後不久，一個自稱“導師”的神秘人物和他聯繫，該人瞭解了這次秘密會議的內幕。導師告訴阿林加洛沙，他可以把一件對教會非常有價值的石像交給阿林加洛沙，這樣能幫助主業會在梵蒂岡爭取到極大的優勢。

“阿林加洛沙”的名字似乎是“紅色的鯡魚”（red herring）一詞在意大利語的（近似的）字面譯法（“aringa rossa”、“aringa rosa”的字面意思就是“粉紅色的鯡魚”），儘管在意大利語中其實並非用這種説法來表示“紅鯡魚”。

導師（The Teacher）——一個貫穿整個故事的人物。他不只知道主業會的部分陰謀。也知道郇山隱修會的四大長老，那四位知道拱心石所在的人。他利誘阿林加洛沙並且保證會讓他得到主業會里最大權力，而那拱心石中的秘密一旦被揭發，則會摧毀他的教會。阿林加洛沙同意他的提議，被指使去保護主業會和教會。導師利用了賽拉斯和阿林加洛沙的影響力，去完成他的計劃。他十分痛恨郇山隱修會，狂熱想知道聖盃中藏着的秘密，認為他們沒在應該的時間揭露秘密，後來因迫切的想要除掉蘭登而被發現真實身份。

安德烈·韋爾內（André Vernet）——蘇黎世存託銀行（Depository Bank of Zurich，似為虛構）巴黎分行的總裁。當納芙和蘭登來到銀行並告訴他該銀行的一位長期客户雅克·索尼埃已經去世、其帳户的鑰匙已由納芙擁有時，他非常驚訝。在奈芙和蘭登試圖用那把鑰匙來開啓銀行保險箱、卻不知道後帳户的號碼後，韋爾內產生了懷疑，説他們在銀行沒有合法的業務。在他看到報紙的報道説懷疑奈芙和蘭登是索尼埃謀殺案的逃兇時，他又回來找他們，卻發現兩人確實輸入了正確的帳户號碼並取走了索尼埃保險箱裏的物品，便意識到按照銀行嚴格的規定，兩人確實是銀行的合法客户，於是認為自己有義務幫助兩人逃生。他假裝成一個銀行司機，欺騙警察放過了躲在一輛銀行卡車後部的蘭登和奈芙。後來他改變主意，試圖阻止兩人，但蘭登偷走了卡車，帶納芙逃到附近蘭登的朋友雷·提彬爵士的城堡，挫敗了韋爾內的陰謀。

雷·提彬爵士（Sir Leigh Teabing）——英國皇家史學家，皇家騎士，聖盃學者，（同時他的真實身份就是導師）也是羅伯特·蘭登的朋友，一位獨立的富翁，居住在巴黎外的一座城堡中，在蘭登和納芙帶着裝有拱心石的紅木箱從蘇黎世存託銀行逃出後來到這裏躲避。他對奈芙説出了聖盃的“真實”釋義（參看下文）。在塞拉斯和法國警察同時在爵士家裏發現他們後，三人和爵士的司機雷米一起乘坐爵士的私人飛機逃到蘇黎世。當納芙解開藏密筒，取出其中的拱心石後，爵士解釋了其中的謎語含義是他們應去倫敦的聖殿教堂（Temple Church）尋找打開能幫他們打開拱心石的第二道組合鎖的隱藏的線索。但真實地點卻不是那裏。

要注意的是，雷爵士的名字是《聖血和聖盃》一書作者中的 Michael Baigent 和 Richard Leigh 兩位的名字通過字母順序的變化和重新組合而來的，該書中的觀點和雷爵士的觀點非常相近。

雷米·萊格魯德（Rémy Legaludec）——雷·提彬的僕人。在和提彬、蘭登及奈芙一起逃到英格蘭後，他把他們載到倫敦的聖殿教堂。然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是，他實際上為導師工作。當他們在聖殿教堂裏時，他和得到導師指示來這裏的賽拉斯會面。在其他人找到並解開可能藏在教堂裏的秘密之前，他帶着一支手槍進入了教堂，將提彬押作人質，要求蘭登交出拱心石。蘭登把拱頂石交給他後，他和塞拉斯帶着作為人質的提彬開着他的車逃走了。

雷米·馬丁（Rémy Martin）其實是一個著名的科納克白蘭地的品牌，而科納克白蘭地也影響了雷米的命運。最後被導師利用白蘭地和他的過敏症殺害。

羅斯琳禮拜堂的講解員（The docent at Rosslyn Chapel）——監管着禮拜堂的基金會的頭腦，當他看到蘭登和奈芙攜帶的紅木箱、並意識到這似乎和他的祖母所擁有的另一個箱子是完全相同的一對時，他正在為兩人蔘觀羅斯琳禮拜堂進行導遊。

羅斯琳信用基金的監護人（Guardian of the Rosslyn Trust）——她實際上是雅克·索尼埃的妻子、索菲·奈芙的祖母。那位導遊則是索菲的弟弟。她與雅克·索尼埃認為他們由於瞭解了郇山隱修會的強大秘密而成為教會刺殺的目標。她和索尼埃都認為索菲的弟弟應該秘密地居住在蘇格蘭。儘管人們猜測的是索菲全家都在車裏，其實當時車裏只有索菲的父母。索尼埃對官方聲稱索菲的祖母和她的兄弟也在車裏。這位監護人告訴奈芙和蘭登，雖然聖盃和秘密文件曾被埋在羅斯琳禮拜堂的地下宮殿中，但幾年前郇山隱修會已把它們轉移到了法國。在看了第二塊拱頂石裏面的羊皮紙上的內容後，她明白了聖盃的藏所，但拒絕告訴蘭登，只對蘭登説他自己會想出來這個地點。她認為郇山隱修會絕無意圖在任何預定時間公開聖盃的秘密。她認為就算是秘密被公開，這種公開也是沒意義的，因為即使沒找到真正聖盃的地點，世界也正呈現出聖盃的真正本性及其精神力量。她還對索菲·奈芙説明了索菲的真實血統。

作家在作品裏援引了大量相關的藝術史、宗教知識及歷史掌故或野史，但不是簡單的引用，而是進行了自我化的改造，使它們獲得了新的生命。“正如宗教及道德的權威已遭到破壞那樣，藝術的權威也被削弱了。以往為大家所接受的標準已不能滿足不斷變化的時代的需要。”這種挑戰傳統的做法最初源於現代主義作家，但在後現代派小説家那裏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小説中最耐人尋味的是作家對達·芬奇的藝術作品——如《蒙娜麗莎》《達·芬奇自畫像》以及《最後的晚餐》——進行了“顛覆性”的解讀。作者先是借小説人物之口，對《蒙娜麗莎》中的人物性別提出了置疑，繼而指出蒙娜麗莎其實就是達·芬奇本人。而《達·芬奇自畫像》裏的畫家肖像，實際上也是一個“雌雄同體”。在作家眼中，這兩幅畫已不是簡單的獨立存在，而是兩個相互關聯具有相互指射意義的個體。最有意思的是作家對《最後的晚餐》的註釋。且不説將人們傳統上認為畫中皆為男性的十三人説成是十二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就連一向為世人崇拜不食人間煙火的耶酥基督，也被作家從“神”還原為“人”，並聲稱他結了婚，留下了後代。而耶穌的妻子，就是被他救贖的抹大拉的瑪利亞。

這些言之鑿鑿的解讀，無疑是對歷史、對傳統文化的挑戰、篡改與顛覆，並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混淆視聽”的作用。在其新近出版的《破解達·芬奇密碼》中，美國神學博士達雷爾·博克教授針對“耶穌結婚並留下後代”一説進行了否定：“耶穌結婚的可能性有多少？此處的回答再簡單不過了：絕無此事。”或許討論耶穌究竟結婚與否本身並無多少意義，重要的是作家達到了對傳統文化進行顛覆的目的。 ^[2] 

在小説《達·芬奇密碼》中，故事圍繞着各種文化符號不斷展開，一開場便是藝術聖殿盧浮宮、達·芬奇名畫、斐波那契數列，解密途中死海古卷、希伯來編碼、郇山隱修會、天主事工會等又讓人目不暇接，文化藴涵了藝術、文學、數學、化學、歷史學、社會學、宗教等眾多領域。此外，小説中還使用了不少的雙關話，文字遊戲的方式增添了故事情節的神秘感，故事人物解讀雙關語、重組字母的環節充滿了智慧與幽默，皆提升了文本的藝術價值。如雅克·索尼埃館長的遺言：“0，Draconian devil！ 0h， Lame Saint！”，其意思絕不是“哦，嚴酷的魔王!哦，瘸腿的聖徒”，而要將打亂的字母重新排列“Leonardo da Vinci！ The Mona Lisa！”（列昂納多·達·芬奇！蒙娜麗莎！）

然而，丹·布朗卻並非簡單的引用藝術史、宗教史等內容，而是在援引中作了適當的改造。儘管各界對達·芬奇畫作《蒙娜麗莎》的原型人物眾説紛紀，但普通認同是一位女性的肖像畫，而《達·芬奇密碼》中蘭登卻對《蒙娜麗莎》的人物性別提出了疑問，大膽推測《蒙娜麗莎》其實是達·芬奇的自畫像，甚至説畫中人是“雌雄同體”。而達·芬奇的另一名作《最後的晚餐》，小説中的雷·提彬爵士更是否定了人們普遍認同的十三個男性，言之鑿鑿地向索菲解釋是一個女人和十二個男人，甚者這位女性是耶穌的妻子還孕育了後代，而其真實身份就是《聖經》裏抹大拉的瑪利亞，教會為隱瞞他們的真實關係而編造謊言詆譭她。這些驚人的解讀，是將部分史實與小説家的虛構混雜起來營造一種虛構的真實，其間雜揉了懸念、兇殺、言情等通俗小説敍事元素，滿足了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 ^[3] 

小説《達·芬奇密碼》使用了後現代派小説的非線性敍述模式，蘭登和索菲的解密之路是主線，警方、“天主事工會”、提彬三方的阻撓行動則是三條副線，在多視角轉換閃回的敍事中所有人物在同一時間內的共時性行動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現，情節緊湊，懸念交迭。小説第一章寫到蘭登看到了一張極其驚悚的照片時突然結束，而第二章則不顧讀者的獵奇心理，將視線轉換到副線殺手身上，濃墨重彩地講述着兇手的自虐式苦修，但又不説原因，而第三章卻又將視線轉回到蘭登身上。如此，每章都似是而非地透露着一些秘密，又斷斷續續地拋出新的謎題，直到第六章照片的謎題被詳細解開時，讀者卻還不能長吁一口氣，因為此時故事中的謎案更多了，一個又一個的懸念促使讀者迫不及待地繼續閲讀着。

後現代小説家非線性敍述模式的成功，得益於其敍事中懸念與交迭技巧的運用。在小説文本中，懸念即懸而未決的謎雲，代表的是結局難料，使得故事情節愈發的引人入勝，勾起了讀者進一步閲讀的慾望與對結果的急切期待。然而懸念的設置，也不宜過分集中，否則便會位讀者在閲讀中神經一直緊張，極易產生疲憊感。因此，丹·布朗在《達·芬奇密碼》採用了交迭的敍事技巧，在故事的緊張進行中，時不時地穿插一些干擾事件或人物回憶，配合主、副線交替行進，在表面上緩和了衝突的節奏，卻是暗流湧動，使得情節在下一刻更加緊張。於是，在懸念設置與交迭敍事的相輔相成下，故事情節張弛有度，讀者時而精神緊張，時而暫時放鬆卻好奇心更盛，胃口被作者高高吊起。 ^[3] 

《達·芬奇密碼》的文字簡約而乾淨，即使是描寫愛情，也顯得含蓄而隱晦，這是某些單純依靠火爆場面或以驚險刺激的情節取勝的西方通俗作家所無法比擬的。看慣了謝爾頓、柯林斯、華萊士之流作品的美國讀者們，或許已經厭倦了那些單純追求感官刺激的暴力或色情性的文字、庸俗無聊卻又譁眾取寵的噱頭、下流以及充滿挑逗性的情景與場面。

這是因為“生理快感與審美快感之間存在十分明顯的區別。審美快感的器官必須是無障礙的，他們必須不隔斷我們的注意，而直接把注意引向外在的事物……”因而“審美快感的地位較高和範圍更大……而生理快感所喚起的一般是比較卑賤的聯想。”如在小説最後，羅伯特·蘭登與索菲“雖然終因患難與共而萌發了愛情，然而兩人卻即將面臨別離。索菲·奈芙飽經磨難之後，終與失散多年的奶奶及弟弟——她在世上惟一的親人團聚。心力交瘁的她，決定與親人好好相聚一番，以彌補多年的缺憾。但羅伯特·蘭登卻因要事在身得立刻趕回巴黎。夜色籠罩着他們並肩而立的懸崖，兩人難分難捨，欲言又止。 ^[2] 

《達·芬奇密碼》以750萬本的發行成績打破美國小説銷售記錄，全球累積銷售量更已突破6500萬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1名達76周，譯成42種語言，銷售上甚至可與廣受歡迎的英國暢銷作品《哈利·波特》叢書相匹敵。這本書集偵探、驚驚和陰謀論等多種風格於一體，在《紐約時報》《人物》雜誌以及《華盛頓郵報》上受到熱評，同時它還重新燃起了對天主教會歷史的興趣”。簡言之，該書結合了密碼學、數學、宗教、文化、藝術與符號學等諸多方面的知識，作者在傳統的推理情節之中，添加特定的科學背景，因而有些書評家稱此類作品是“必須拿着百科全書對照參考”的推理小説。

截至2007年，該書共有兩個中譯本，一為中國內地版，另一為台灣版。內地版由朱振武、吳屈、周元曉合譯，名為《達·芬奇密碼》，上海人民出版2004年出版，台灣版也於2004年出版，由尤傳莉譯，名為《達文西密碼》，出版商為台北的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兩個版本都十分暢銷。內地版本現已重印26次，銷售逾120萬冊，台灣版本於2004年8月正式上市，截至2004年12月底，印行量已達30萬冊，2007年2月進行了第77次印刷。 ^[4]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納米爾·德米耶：“《達·芬奇密碼》比起其他以智慧著稱的恐怖小説來要高出好多層次。這真是天才之作。” ^[2] 

由於此書開篇宣稱：

“本書中所有關於藝術品、建築、文獻和秘密儀式的描述均準確無誤。”

許多人認為《達·芬奇密碼》曝光了基督教正統過去的真相。但其結果招致了來自天主教和其它基督教團體，歷史學家，藝術史家及其它抱怨其研究粗糙的讀者們的負面批評。有歷史學家認為丹·布朗歪曲——有時甚至捏造了——歷史。另一方面，包括作者在內有人指出開篇的聲明並沒有聲稱小説中的人物所提出的關於抹大拉的瑪麗亞，耶穌及基督教歷史的理論是都準確的。

批評包括：

325年之前基督的追隨者認為他僅僅是一個“凡人先知”，是君士坦丁通過政治手段，在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上微弱優勢的選票才使得基督教接受了基督的神性：有許多作者引證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以前的聖經和教父中大量材料揭穿了這一點。（見例, 另見 Olson 和 Meisel （2004）, 引自 Philip Hughes 着《The Church in Crisis: A History of the General Councils, 325——1870》（1964）.）在第一屆尼西亞會議上，問題的中心在於基督與上帝是否一體，或者説基督是否首先被造，是否是僅次於父而高於其它被造物（參見阿里烏教派）。而此書的中心議題為女神和男女兩性的聯合，這是現代新紀元運動中異教巫術的要務，從未成為早期基督教的議題。丹·布朗沒有引用正典內外的根據以支持其論點。可以認為抹大拉的馬麗亞在歷史中的角色被普遍低估，這是有經文根據的；但是她與基督之間的曖昧關係卻純屬猜測；甚至諾斯替派的經外作品也沒有這樣離譜。

書中聲稱《死海古卷》和《漢馬地古卷》是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獻；但事實上，《死海古卷》是猶太人的文獻，而非基督教文獻；除了偽經《多馬福音》之外，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在公元二世紀之後已經有《漢馬地古卷》的文獻存在。

稱“抹大拉的瑪麗亞屬便雅憫支派”（58章）。這是沒有歷史證據的，實際上抹大拉位於以色列的北方，而便雅憫支派卻居住在南方。

耶穌和抹大拉的瑪麗亞傳聞中的婚姻“結成了有效的政治聯盟，這樣，他就有可能合法地要求繼承王位”：關於耶穌的國度的世俗內涵是學界長期以來爭論的題目。對於相信福音書記載的人而言，他死後復活昇天使他不會成為俗世的君王。然而基督教會與世俗政府的聯繫是不可否認的。

“女性崇拜”遭到基督教的鎮壓：舉例而言，在羅馬天主教裏瑪利亞作為耶穌的母親，受到特別的禮敬，認為她是“天主之母”，“天上母后”，是所有人靈性的母親，無玷原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福音書中耶穌並沒有給予她殊榮，特別對待。對這一主張的反駁是耶穌告訴他所愛的那門徒要象照顧自己母親那樣照顧她。

聲稱羅絲林禮拜堂“為聖殿騎士團所建”。實際上由 Sir William St Clair，第三任奧克尼伯爵（third Earl of Orkney）和羅斯林勳爵（Lord of Rosslyn）修建。

稱“在追捕女巫的三百年中，被教會綁在柱子上燒死的女性多達五百萬”。很多批評者認為這是有問題的，因為根據現有的數據無法支持這樣的估計。從九 百萬到幾百人兩個極端的數字都見報道，但也都遭到強烈質疑。一般認為在四至六萬之間，大多數由在俗的基督教信徒組成的法庭判決而非教會。判處女巫火刑也流 行於一些新教宗派，儘管《達·芬奇密碼》認為皆系天主教所為。（Jenny Gibbons, Brian Levack, WIlliam Manchester, Norman Cantor）

宣稱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原意是為了“禮讚金星的神奇”（6章，金星此處即指維納斯Venus 或阿佛洛狄忒）。雖然奧林匹克節慶的由來已很難考證，但有詳盡的文獻記載這是向宙斯和珀羅普斯致敬，而非維納斯（阿佛洛狄忒）。

稱聖殿騎士團設計的哥特式建築是為了“記錄神聖女性的秘密”。歷史學家認為聖殿騎士團的歐洲教堂建築並無關係，通常此類事務交由主教委辦。

將聖殿騎士團描繪為“建築行業公會的建立者”，秘密的保守者。研究聖殿騎士團的歷史學家有充分的證據指出聖殿騎士團並不參與建築施工項目或者建立石匠的行會，他們多數都是文盲，不懂得“神聖的幾何”（據稱傳自金字塔的建造者）。然而他們建造了大量的要塞。至於共濟會則成立於18世紀，因而他們希望重寫聖殿騎士團的歷史。

將郇山隱修會描繪為一個古代組織：郇山隱修會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組織，該組織宣稱曾為聖殿騎士團骨幹。大多數歷史學家則懷疑現今的郇山隱修會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原因在於該組織向法國政府登記是在1956年，在1962年才為人所知（參見[Pierre Plantard]）。然而該會聲稱繼承了中古時代的郇山隱修會，一個建於1090年至1112年間的聖奧思定會小團體，教會位於最後晚餐假想的地點，於1619年被國王路易十三查禁。

暗示聖殿騎士團所使用的教堂都建為圓形，而教會視圓形為冒犯：有些聖殿騎士團所使用的教堂並非圓形，而圓形的教堂是為了敬禮聖墓教堂。除此以外也有不少圓形教堂，包括布拉芒特（Bramante）為教宗儒略二世所建造的聖伯多祿修院小教堂（Tempietto，位於聖伯多祿倒掛十字架處）。在許多基督教思想家看來，圓形是神聖而完美的。

認為蒙娜麗莎是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自畫像，並認為其標題意指埃及神祇阿蒙（Ammon）和艾西斯（Isis）：歷史上蒙娜麗莎究竟何人並不清楚，但具有説服力的材料指出，她是麗莎·格拉迪尼（Lisa Gherardini），另可能是阿拉貢的伊莎貝拉。然而有研究者利用“變形”技術（"morphing" techniques）認為畫像與列奧納多驚人地相似（貝爾實驗室的 [Lillian Schwartz] 和倫敦 Maudsley 醫院的 Digby Quested）。蒙娜 Mona 系 madonna（意即太太，女士）之縮寫。麗莎 Lisa 是最有可能的畫中人的名字。無論如何，此畫在意大利語中最常用的名字是La Gioconda（麗莎·格拉迪尼夫家的姓）。

書中以確鑿的口氣稱列奧納多·達芬奇是同性戀。然而達芬奇個人生活中的線索構成了這一論點的基礎，但未有確論，學界亦無共識。

把主業會當成天主教修會，是教宗“個人的教區”（“personal prelature”）。事實上主業會的成員中沒有修士，主要由平信徒組成。Personal prelature 並不説明與教宗有特別的關係，而系自治社團，其監督治理的權限並非一個固定的地區，而是“不同的地區或不同的社會團”中的“個人”。然而主業會的成員中的確有禁慾苦修，自二世紀聖安當（St. Anthony）起基督教即有此傳統。

稱列奧納多《巖間聖母》第一版因有異端內容而被教會否決。此説並無任何證據。

抹大拉的瑪麗亞被教會當作妓女（58、60章）。這來源於教宗聖額我略一世把《路加福音》第七、八章的兩個人物聯繫在了一起。其一是抹大拉的瑪麗亞，據記載被鬼附體：“抹大拉的瑪麗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來。”（路加福音8:2）。額我略把她和伯大尼的瑪麗亞以及未具名的女“罪人”當作了一個人。後來瑪麗亞又被當作《約翰福音》裏“行淫時被拿的婦人”（約翰福音第八章），使瑪麗亞更加接近性犯罪。天主教傳統與其它基督教傳統相反，確曾有意為這樣的聯繫辯白（參見 Catholic Encyclopedia ），然而把瑪麗亞的角色從行淫上升到娼妓起源於她作為悔罪女子的主保聖人。 婉語“從良妓女” magdalen 即源於此（參見Magdalen Asylum），並和瑪麗亞產生了聯繫。

稱舊約聖經中表示神之名四個字母“是由代表男性的Jah與古猶太人給夏娃取的猶太名Havah構成的雌雄同體”（74章）通常認為聖經原文中的這四個字母（★渀戀猀瀀;yod, ★渀戀猀瀀;heh, ★渀戀猀瀀;waw, ★渀戀猀瀀;heh）意思是“存在”或“發展”，用來表示神的名字。

暗示金星在日落後不久可以在東方的夜空裏看見（105章），這在天文上是不可能的。這個差錯在一些後來的版本里已被糾正，如英國簡裝版第28版，ISBN 0552149519 以及2009年5月的美國精裝版等版本。

布朗把金星的週期描述為“每四年在空中的運行軌跡正是一個正五角形”，並以此作為奧運會每四年一度的根據。事實上金星在八年中運行五個週期，古希臘和瑪雅人都瞭解這一事實。這個八年的週期是預報金星凌日的重要因素。這個差錯在一些後來的版本里已被糾正，如英國簡裝版以及美國精裝版2003年四月等版本。

認定“左”與“陰險” sinister 等負面的詞彙聯繫在一起乃是出於“教會的中傷”；事實是這種關聯的產生早於基督教，而且在其它文化中也有出現，如印度教（例如，“left hand tantra”）。此外，“左腦”通俗地來説意味着非理性和情感，並非如此；大腦的左半球主要與理性和雄性機能向關。

宣稱早期的以色列人崇拜耶和華那樣地崇拜Shekinah。事實是Shekinah（源自希伯來語“住所”一語）從未出現在早期猶太教中，在後來的猶太教塔木德中意指“住所”，或者上帝與他的百姓同在。也可以解釋為上帝“家庭的”或陰性的一面。

《達·芬奇密碼》的流行，和對於書中記錄正確性的普遍接受，在基督教羣體中引起了爭議，並導致了針對這一議題的大量書籍的出版。其中包括Carl Olson和Sandra Miesel的The Da Vinci Hoax（《達芬奇惡作劇》）。

把學者尚未解決的爭議性話題斷言為事實，這是對此書質疑的很大來源。很多人認為，書中宣稱本身準確無誤，哪裏是“事實”的結束和虛構的開始卻模糊不清。再加上宗教團體稱其對爭議性宗教觀點的反對和冒犯，大量的爭論和偏袒性資料便由此引發。

該小説曾受到廣泛的批評因為它被認為反映了陳舊的新教徒對天主教的毀謗（見，2005年7月24日BBC的Sunday節目），或者更一般的説，反映了反對教會干預政治的傳統。2005年3月15日，熱那亞大主教、天主教教義部（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前第二負責人Tarcisio Cardinal Bertone以具有反天主教傾向為理由申斥此書及其發售者。“它看起來就像是倒退到了十九世紀的反神職人員的小冊子，”他説。它是“粗俗和荒謬”的對歷史的扭曲，充斥着“廉價的謊言。”該大主教同時也堅決地維護了被作為該書主要目標的天主教組織主業會。

關於此書和其它作品的寫作手法，布朗也受到了批評。《達·芬奇密碼》中許多角色定位明顯帶有美國對歐洲人的偏見，致使歐洲人尤其抨擊布朗有欠思考的陳腐説庋和“厭煩的偏見”。

聲稱郇山隱修會是一個存在於歐洲多個世紀，並保守着耶穌基督與抹大拉的瑪利亞結婚的秘密；但事實上，經美國時事雜誌《60分鐘》派記者艾德·布萊德利（Ed Bradley）查證之後，發現該會只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並且還偽造了一份郇山隱修會成員名單的假文獻，宣稱達芬奇是郇山隱修會的會員。

丹·布朗，1964年生，美國暢銷作家，畢業於阿默斯特大學，曾是一名英語教師。1996年開始寫作，先後推出了《數字城堡》《騙局》《天使與魔鬼》和《達·芬奇密碼》四部小説，其中《天使與魔鬼》奠定了他在小説界的地位。而《達·芬奇密碼》一經問世就高踞各大暢銷書排行榜榜首，並打破銷售記錄，成為史上最暢銷的小説，創下書市奇蹟。

他的所有（4部）作品全部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且都在前15名之列。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