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舉

道舉科試《老子》、《文子》、《列子》、《莊子》，形式和明經科相同，合格及第者稱道學舉士。

《新唐書．選舉志上》載：

唐制，取士各科，多因情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日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進士，有明法，有明經，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日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 ^[1]  。可見，唐代科舉取士，就其大者而言，可分為兩類，一為“歲舉”，即國家對考試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規定，按照固定的時間定期舉行的考試。一為“制舉”，就是不定期的考試，由天子自詔。以“待非常之才”。道舉屬於歲舉常科之列，它的出現是唐王朝竭力崇道的結果，由於唐皇氏原是趙郡李氏屬於隴西李氏的分家分支而隴西李氏屬於高門閥，在唐初，漢魏六朝遺留下來的門第觀念還很強烈，抬出老子來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個漢族的名門望族相抗衡，從而抬高李姓皇室的門望和地位。而且，唐朝統治者尊崇道教也是為了利用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正如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親試四子舉人敕中所説：“朕聽政之暇，常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義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子也。”

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過楚國與齊國的大力發展，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説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黃老學在漢代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統治者集團信奉黃老之學，由是黃老思想全面運用於漢初政治，達到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從學術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許多觀點都反映出黃老思潮的影響；受現實影響，西漢道家多以老子思想為依據批評政治，討論國是。影響所及，如《史記·外戚世家》載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漢景帝則“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這些都為其後在民間繼續發展奠定了根基。漢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認為是黃老之學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而四子真經所代表的玄學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説。

玄學是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哲學與學説，是那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所謂“玄”，即《老子》所講“玄之又玄．謂。西漢之揚雄在《太玄·玄攤》中説：“玄者，幽攤萬類，不見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釋道：“玄，謂之深者也。”玄學以《老子》的“無為”之論，《莊子》蔑視禮法的態度和《周易》的神秘主義合為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兩漢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稱《道德經》，《莊子》又稱《南華經》，此二書又被稱為“玄宗”。玄學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等等。玄學是在東漢末年經學衰落之際，拋棄了天人感應之論，冀以清談和思辨裨補註經繁瑣等闕漏，以自然為本為體，以名教為末為用，探討本末的有無，即宇宙的本體問題；對此哲學目的，又以“得意忘言”為方法，以辨名析理為其思維形式。由是而成為一整套哲學體系。在晉元嘉十六年國家開設五館中，玄學館為其中之一，這也標誌玄學的確立併為朝廷認可。據南齊陸澄《與王儉書》所載：“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玄)置王(弼)，意在貴玄(學)，事成敗儒(《南齊書·陸澄傳》)。”這説明南北朝時期，王弼的玄學，已經取代了鄭玄的經學了。玄學大體上分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為代表的清談派和嵇康、阮籍、“七賢”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學的思潮還開創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新時期，對宋明理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玄學影響廣泛，泛浸及醫學，後者自然主義的養生觀，其重術尊方的發展理路，和醫者意也的思維方式等等，都與玄學的影響有關，這也鑄就了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醫學的自覺自為的特徵。

門閥士族士大夫致力於《老子》、《莊子》、《周易》、《論語》、《列子》、《文子》等儒道經典的註釋、研究和談論，宣傳自然無為，崇尚達生任性，於是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玄風”，以談玄論道來逃避現實政治。自曹魏年間的“正始之音”開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務政事，晉元帝司馬睿甚至“餐服玄風”，到南北朝時有的皇帝還“盡玄言之趣”，置玄學館，玄學風行一時。

玄學館是學習道家學説的學校。宋文帝時創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為丹陽(今屬江蘇)尹，建宅於南城外，設置玄學館，招聚生徒。東海(今屬江蘇)徐秀、廬江(今屬安徽)何曇、潁川(今河南登封東)苟子華、太原孫宗昌、魯郡(今山東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學者，都仰慕遠道來遊，稱為南學。受魏晉玄學思想發展影響，玄學列為學校科目，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首開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學，京師及地方均設。學習內容為《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玄學館．又稱為南學，學者聞風麗爭四館並置．為後代分科大學之始，對隋唐專科學校的發展有直接影響。

玄、史、文三館的設立，除《宋書·隱逸傳》所言是“上留心藝術”使然以外①，恐怕還有借設館來確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領導地位的意味，將思想的生產納入國家的體制。尤其是玄學，它與史學、文學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靈魂，關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揚名教”來整肅士風，還要佔據思想界的權威地位，引導士風。《宋書·何尚之傳》：“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爨、黃回、潁川苟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避，謂之南學。”可見玄學館的設立的確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會影響。（據《南史·宋明帝紀》載，總明觀原設五科，因陰陽學無人，立四科。齊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學形式，影響後世專科教育的發展）。

北周承西魏之後，其學制較北齊為略勝。太學之外，又有“露門學”、“虎門學”及“通道觀”等。“露門學”或稱“路門學”，立於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與“虎門館”同為教授貴胄的學校。“通道觀”立於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與宋“四學”的“玄學館”相似，蓋欲發揚道家思想，也是這時代與前代學制特異的史證（都見《北周書·武帝紀》）。

道舉制度的產生與唐土朝泰行的尊祖崇老的政策有關。其一，在唐初，漢魏六朝遺留下來的門第觀念還很強烈，抬出老子來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個漢族的名門望族相抗衡，從而抬高李姓皇室的門望和地位。其二，李唐土朝的統治者們崇重老文列莊，並不只是為了攀附門第，更重要的是他們推崇道家的老子的“南面之術”。南北朝幾百年的動盪，隋末的戰亂，社會元氣大傷。大亂之後，唐土朝選擇“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道家思想為政治方針。正如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親試四子舉人敕中所説：“朕聽政之暇，常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義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子也。這一政治方針不僅有助於社會恢復元氣，而目能彌補儒家思想的不足。道舉的設立表明，李唐統治者正式把道家思想引入了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國家的教育和科舉制度。在唐代，除了那些書、算等專業技術性典籍以外，非儒家經典而被立學置科者，只有道家經典。釋家在唐代也有過被借用和受崇重的時候，但從未享受過進入科舉殿堂的待遇(僅在制舉發詔中偶有“三教”一併提及，但未見有舉人)。道家思想之所以受到青睞，是因為它正好能滿足唐統治者的政治需要。

道舉制度為配合國家的政治需要選拔了人才。史料闕如，除李公受功、獨孤及邁外，大多數道舉入仕者的矜第年代及事蹟己無法考證。道舉制度的建立不僅使唐代的知識分了增加了一條入仕的途徑，也為國家的崇道活動選拔了一批人才。這些人才分散於各個部門，他們無疑會打一大道家思想在社會上的影響，這也為李唐土朝推行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政治方針建立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

道舉制度的設立，一方面抬高崇尚了道家的社會地位，這無疑有利於道家自身的發展。事實證明，道舉制度的實行推動了道家學術的發展，也使得唐代道教達於極盛。

道舉是唐代科舉考試中的常科，它正式確立於開元二十九年(741年)。關於唐代取士各科，《新唐書·選舉志》曰: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所謂“常科”.就是國家對考試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規定，並按時舉行的科目。道舉雖然和進士、明經諸科並列為“歲舉之常選”，但它實際上“是從明經派生出來的一個科目”①。道舉的設置，與唐王朝尊祖崇老的政治意圖有關，它是在唐前期社會上道家思想影響日益擴大愈加深入人心的背景下，逐步發展起來的。

唐初，政府面對大亂之後的殘破局面，統治者在道德教化方面繼續發揮“儒為教化之本”⑧的同時，在政治領域內，推崇作為“南面之術”的道家學説，採納了道家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唐太宗曾説“君無為則人樂”，魏徵也説“無為而治，德之上也”，甚至連宮中妃殯，也大講“為政之本，貴在無為”③，使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影響日益擴大。

李唐皇室為了鞏固政權，追認老子為其始祖，並對奉老子為教主的道教特別眷顧。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下詔宣佈:“老先，次孔，末後釋宗”①，明確規定了道教在三教關係中的領先地位。也使道教從低層次的粗俗宗教形態發展為高層次、有教養的系統理論形態。②

隨着唐王朝尊祖崇老活動的深人開展，也把尊老、注《老》，以《老》、《莊》、《文》、《列》為經學文本，對它們進行經學性的診釋當作頭等大事。在這種情況下，李唐皇室的祖先—及其著作，首先受到重視，《道德經》被奉為經典，開始列入選拔官吏的科舉考試內容。

唐高宗統治時期，尊崇道家。乾封元年(666年)，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重玄之學開始繁盛，使老子《道德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根據武則天的建議，在科舉考試中開始加試老子《道德經》。上元元年，武后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伏以聖緒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鹹令習讀，一準《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③。上元二年(675年)，正式下令:“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④。儀鳳三年(678年)，又進一步申令:“自今已後，《道德經》併為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⑤。這樣，道家哲學和道家經學就在以儒家經學為主導的唐代科舉考試中，爭得一席之地。

不過，隨着政治氣候的變動，中間也曾有過反覆。武則天臨朝稱制以後，曾於永昌元年(689年)，下詔廢默玄元皇帝尊號，仍稱老君。與此同時，她又於長壽二年(b93年)，停罷貢舉人習《老子》，而改習她所自制的《臣軌》兩篇⑥。一直到中宗復位以後，才於神龍元年(705年)下令重新恢復老君太上玄元皇帝的尊號，同時宣佈貢舉人停習《臣軌》，依前習《老子》⑦。

至唐玄宗統治時期，統治者更加重視尊祖崇老，從開元十一年(723年)起，玄宗親自注解《道德經》，用了十年的時間，到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御注老子《道德經》成，“救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條策，加《老子》策’。這樣就進一步提高了《道德經》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還將“親注《老子》並修疏義八卷”等，“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⑨廣泛徵求意見。至此，《道德經》已經成為比較充實和完備的經學教材。開元二十九年，唐玄宗正式下令設置道舉。據《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上載:

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這樣，在唐玄宗所掀起的崇道高潮中，道舉最終從進士和明經考試中派生出來，獨立發展成為一個科目。

一

唐代的科舉制度是和學校教育相配套的，道舉也不例外。據《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載:

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都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

杜佑所説的“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實際上一開始統稱為崇玄學。《舊唐書》卷九《核宗紀》下載:“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到天寶二年(743年)，才將兩京祟玄學改為崇玄館，改諸州崇玄學為通道學①。

崇玄學(館)是兼具教育與研究雙重功能的傳播性機構，它將代表道家續南北各教一樣被正式納入了唐朝官學教育體制之中。唐政府對崇玄學頗為重視，在兩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員，諸州也設博士一員，“委所由州長官於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負責教學;“生徒於當州縣學生數內，均融量置”②。天寶二年正月，改兩京崇玄學為崇玄館，博士改為學士，助教改為直學士，另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兼領，改天下崇玄學為通道學，博士日道德博士。③以宰相兼領崇玄館大學士，突出了崇玄館在官學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崇玄學生的教材為《老》、《莊》、《文》、《列》四子之書，後來又加了《庚桑子》，合為五經。天寶元年二月，唐玄宗又詔令:“玄元皇帝升人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庚桑子》為《洞虛真經》’’④。這樣他們的著作也由道家的典籍變為道家的經書。為了進一步把尊祖和崇道結合起來，突出體現崇道的政治目的是尊祖，天寶四年十月，唐玄宗又詔:“其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及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宜以《道德經》在諸經之首，《南華》等經，不宜編列子書’，⑤。這樣，道家的諸子之書，升格為經書，得以和儒家經書相比肩，從而大大地提高了道學在社會上的地位。

崇玄學的官秩、蔭第與國子監同，其考試、舉送程式也大體相仿。按規定，每年國子監學生有學業有成者，由國子監長官祭酒、司業親自主持考試。但為了吸引更多的士子參加道舉考試，政府對崇玄學有一些優惠政策。崇玄學生按規定“試及貼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始依常式，’;另外，“崇玄生出身，至選取時，宜減於常例一選，以為留放，’崇玄學生經過考試選拔，合格者舉送到禮部參加道舉科試。

道舉科的舉送、課試程式則與明經科同。《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上記明經科的考試程序為:“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也就是説，明經考試分三場:帖文、口試和試策文。據傅漩瓊先生研究，這三場“實際上主要是第一場和第二場，第三場所謂答時務策，對明經來説恐怕只不過是虛應故事”。⑦道舉大概也是這樣。所謂帖文，《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解釋:“貼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這完全是考死記硬背的功夫。所謂口試，即經問大義十條，具體情況在權德輿的文集中可以見到試題的樣式，《權載之文集》卷四十有《道舉策問五道》，是權德輿在貞元十八、十九年(802-803年)知貢舉時所出的試題。只有試題，未有答文，但從策問試題來看，和後世的經問大義偏重於考記誦之功、接近於填充式的回答不同，還較側重於經文大義，注意經書內容的前後照應。至於試策文，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很少，難以窺見其原貌。

道舉科的考試評定與命官秩品，也與明經科基本相同，即考試成績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其官秩品級依次為從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從九品上。①後來代宗時宰相元載就是道舉及第，“策人高科”，授予從八品下階的那州新平尉之職的。②

由此可見，道舉科從崇玄學生員的教育、選拔到舉送、課試、考評、命秩，都是有一套嚴密的程序的。它是唐代學校教育體系和科舉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

道舉創立之後，作為常科，在天寶年間是每年都舉行的。晚唐人高彥休在《唐網史》卷下《太清宮玉石》條説:“明皇朝，崇尚玄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人仕者歲歲有之”。

開元二十九年，玄宗下詔首次求明《老》、《莊》、《文》《列》四子之學者，盛況空前，應舉者達五百餘人。玄宗親臨興慶門策試，問策曰:

膚於聽政之暇，嘗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意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膚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用嘉之。夫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有宵而不理，外物而不為，行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絕，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絕學無憂”，則乖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璧襲無贏”，宜申其義。《莊子》曰:“恬與和，交相養”，明徵其言，使一理混同，二教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虛佇之懷。③

從玄宗的問策中可以看出，他所推崇的道學的目的是為了“理國”、“保身”，所以“經邦國”、“序人倫”、“懲惡勸善”是也，這就和他註釋《道德經》的學風一樣，“不像一般道教徒那樣糾纏於細微末節的訓話，繁瑣而不得要領，而是處處從治國理民的政治角度加以概括，簡明扼要”。④所以才吸引瞭如此眾多的士子參加道舉考試，當時及第者有元載、姚子彥、靳能、宋少貞、馮子華等十人⑤。道舉科首次開科取士，規格如同制科，已經超出進士、明經等科(因為進士、明經只是禮部試，從無皇帝親試的)，這也顯示了唐王朝對道舉科的重視。

天寶元年，道舉繼續開科。為此，唐玄宗進一步抬高《道德經》的地位，宣佈以道經為上經，德經為下經，除祟玄生仍習外，其他人一律停習，在科舉考試中另選一小經《爾雅》代之⑥。唐玄宗在詔書中指出《道德經》:“義高象系，理貫希夷，非百氏之能禱，豈六經之所擬”。將其抬高到儒家六經之上，採用限制考試人員的辦法來抬高《道德經》的地位。同時又下令:“今後應緣國家致命表疏簿書，及所試製策文章，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半胭”①，賦予了道教和皇帝名諱一起迴避的特權，以示對老子的尊崇。這年，著名詩人岑參寫有《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詩，雲:“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內學見有高舉徵 ^[2]  ”。②希望隱居在篙山的嚴、許二位山人出來應試。

天寶二年，又開道舉，有一于姓舉子落第，大詩人李白曾寫《送於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篙山》詩安慰他。③天寶七載(748年)，玄宗再次下詔宣稱:“道教之設，風俗之源，必在弘闡，以敦風俗，頃列四經之科，將冠九流之首。……天下諸色人中，有通明《道德經》及《南華》等四經，任於所在自舉，各委長官考試申送”。④求道學之才的心情昭然急迫。值得一提的是，天寶十二載，由於《道德經》過難，朝廷下令:“道舉停《老子》，加《周易》’’⑤。《周易》與《道德經》相比，無論是在思辨色彩方面，還是在理解的難度上，都明顯容易許多。就在這一年，中唐古文運動的先驅、著名文學家獨孤及，“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⑥。

安史亂起，兩京相繼淪陷，崇玄學生員四下逃散。肅宗雖然在上元二年(761年)，置漆園監官及生員，努力恢復道舉，但由於直到寶應、永泰年間，學生仍然寥寥無幾，所以唐代宗曾於寶應三年(764年)一度停開道舉，不過仍然保留了崇玄學。⑦清人王鳴盛據此認為:“若道舉，僅玄宗一朝行之，旋廢”。⑧這一論斷並不確切。

事實上，很快就恢復了祟玄學的規模和道舉。據《唐會要》卷七十七《祟玄生》載:“大曆三年(76s年)七月，增置崇玄生員，滿一百”。道舉也因此而恢復。在大曆十一年(776年)五月救中，就已把道舉和進士、明經等科並列在一起;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二月，批准中書門下關於崇玄館學生應試條例曰:“準制:崇玄館學生試日，減策一道者。其崇玄館附學官見任者，既同行事，理合恩沾。惟策一道不可，更減大義兩條。”⑨可見道舉已經完全恢復。此後，貞元十八年(802年)、十九年、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皆有開道舉科的記載。。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五月，中書門下奏中所舉禮部貢院見置科目中，也有道舉。。直到唐末，道舉科似仍在舉行，著名詩人皮日休曾説:

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

由此可見，道舉自創立之後，除某些特殊時期暫停開科外，基本上都在舉行，且規格曾一度高於進士、明經等科，由皇帝親試，如同制舉。這充分表現了李唐帝室尊崇道家的強烈願望。

三

道舉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崇玄學(館)的設置，在唐代科舉制度史和道家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曾在唐代社會產生過較大影響。

首先，道舉的設置為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步人仕途增加了一條門徑。唐代科舉制度分為常科和制舉，其中，常科的進士、明經和制舉最為重要。秀才、俊士科主要在唐初舉行，實行不久就廢除了;三史、開元禮都始於中唐，明法、明字、明算又都偏於一隅，很少與時政有所關涉;而道舉卻因道家之故，在玄宗天寶年間盛極一時，選拔出不少人才。如:

元載，“家本寒微。……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老》、《莊》、《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人高科，授那州新平尉”，①後來代宗朝官至權傾朝野、炫赫一時的宰輔重臣。姚子彥，“開元二十九年，詔立黃老學，親問奧義，對策者五百餘人，公與今相國河南元公載及廣平宋少貞等十人，以條奏精辯，才冠等列，授右拾遺內供奉’，②後歷仕玄、肅、代三朝，官至中書舍人、秘書監等職，封永安縣侯。

馮子華，“天寶中，明皇以四子列學官，時與計偕，一鳴上第”。官至南昌令、新安郡長史。③

李公受，“生而聰邁，十六以黃老學一舉登第，十八典校宏文，”歷玄、肅、代、德四朝，官至處州刺史，封隴西縣男。④

獨孤及，“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⑤。成為中唐古文運動的先驅、著名散文家，深得韓愈等人推祟，被譽為“位卑而名著者⑥。

此外，還有不少道舉出身者，如盧復，⑦、竇渾⑧、李棲桐⑨等，惜已無法確考其登第年代及其事蹟了。

其次，道舉及崇玄學設置對唐王朝尊老崇道活動的開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伴隨道舉及崇玄學的設置，唐王朝尊老崇道的活動也進人高潮。唐玄宗曾先後三次冊贈老君尊號，一次比一次更加詠人，且都發生在道舉設置以後，以後，即:天寶二年(743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玄元皇帝號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天寶八年六月十五日，又加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寶十三年二月七日，再加號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⑩，與此同時，又建立和完善了太清宮齋蘸制度。太清宮是唐王朝祭祀玄元皇帝的專門場所，它集道觀、道學研究機構、道家學校、皇家宗廟於一身，其規格之高，幾乎無以復加。太清宮建成於天寶元年，據《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載:“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採白石，為玄元聖容，又採白石為玄宗聖容，侍立於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衰冕之服，增彩珠玉為之”。後來，玄宗又將開國以來的五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即所謂的“五聖”之像陪侍太清宮;同時，還下令將文宣王孔子及“四真人”(莊、文、列、庚桑子)像陪侍玄元左右，將孔子納人道家系統，把儒學視為道學的一部分，突出“道高於儒”之意，以示對道學的重視與推崇。至此，唐王朝的尊老崇道活動臻於極峯。

最後，道舉及崇玄學的設置推動了社會上研習《老》、《莊》、《文》、《列》等道學經典的熱潮。在道舉獨立成科以前，唐代科舉制度的主要內容偏重於儒家經典的研習。雖然老子《道德經》早在唐高宗時，就被列為科考士子的必讀之書，但“習業人等，以其卷數非多，列在小經之目。微言奧旨，稱謂殊乖。’，①，所以社會上真正精通道學的人才還是不多的，開元初年，玄宗“詔中書令張説舉能治《易》、《老》、《莊》者”，僅康子元、敬會真等充侍讀。②後來又有馮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與會真等同進講。甚至有道士尹惜，“博學，尤通老子書，……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開元末卒③。據中書門下的奏報，即使是在道士中“合通五經(《道德真經》、《南華真經》、《通玄經》、《沖虛真經》、《洞靈真經》)”者也少，何況經尋訪道觀，“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道士全無習者”，甚至連《沖虛》、《通玄》二經，亦存在文字不確定的問題。④因此，玄宗朝曾多次下令傳寫道德經家家必備，以廣傳佈。

自從設置道舉和崇玄學以後，舉國上下迅速掀起研習道家經典的熱潮，甚至還有一些專門研習《老》、《莊》者，因此而在政治上得以平步青雲，如陳希烈，“以講《老》、《莊》得進”，被破格提拔為宰相兼兵部尚書，封許國公，並且得以白石刻像陪侍太清宮之殊榮，寵冠諸臣⑤;陳少遊，“幼聰辯，初習《莊》、《老》、《列子》，為崇玄館學生，眾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長升坐，音韻清辯，觀者矚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所嘆識，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攫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聲。”後位至將相大臣;⑥王藥，“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當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摧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藥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攘拔，大抵類巫現”。就是這樣一個人，在肅宗朝還官至宰相⑦。李泌，“博學，善治《易》，常遊篙、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上書論當世事務，得以“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即唐肅宗)遇之厚”，後在德宗朝也官至宰相，史臣評價他:“出人中禁，事四君。……好縱橫大言，時時説議，能悟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説”。⑧當時，文人士大夫們多談玄論道，蔚然成風，一些高道門下常常是賓客滿座，趨之若鶩。如:“天寶中，道士荊礎亦出道學，為時所尚。太尉房瓊每執師資之禮，當時知名之士，無不遊荊公之門”⑨。這對於社會上普及道學經典、提高道家的知名度，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總之，道舉的設置為國家培養和選拔了一批人才，加強了道家的影響力，這對道家自身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和當時道家中興盛的重玄之學相呼應，提倡尊老、注《老》、解《老》，以《老》、《莊》、《文》、《列》為經學，對它進行經學性的詮釋，作為建構自身理論的材料，從而強化了老子道教教主的地位，引導道教向着系統化、理論化的方向發展。這對於追認老子為始祖的李唐皇室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