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無情勝有情

山谷中，炮兵某部三連正在進行實彈打靶。瞄準手馬衞東看錯了火炮上的瞄準線，致使炮彈偏離方向，還炸傷了一位老大娘。團長看三連軍事素質如此差，心中十分憂慮，擔心一連也會如此。不僅別人心裏沒底，就是一連自己也沒把握，因為連長袁翰回京探親，超假已半個月，至今未歸。團長命令打靶時由指揮排長代理連長指揮。翌日凌晨，一連在前往射擊陳地的路上，碰上袁翰探親歸來，官兵們都很高興，但團長卻命令袁翰等候處理，仍由指揮排長指揮射擊。出乎意料的是，一連在連長不在的情況下，射擊成績依然優秀，團長認為這是與連長帶兵有方分不開。袁翰因妻子生了雙胞胎，家中無人照顧，而延誤歸期。沉重的家庭負擔使他產生了離隊思想。他向團長坦率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團長認為他是個有強烈責任感和犧牲精神的優秀軍事幹部，告訴他團裏已決定他去三連任連長。揹着超假處分的袁翰到任後，發現了許多問題，他決心從抓軍事訓練入手，改變三連的落後面貌。他和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使連隊軍事素質很快得到提高。這時，他接到兩個女兒病危、要他速歸的電報。他將身邊僅有的13元錢寄回家，自己仍然狠抓軍事訓練。雖然團裏派軍醫前往，但雙胞胎中的一個仍然死去了。在袁翰的領導下，三連發生了可喜的變化，袁翰為此立了功，為功勞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只活了一個多月的小女兒。對越反擊戰前，袁翰升任營長，處分也取消了。軍車隆隆向前線開去，袁翰忽然發現路邊走過來抱着孩子的婦女正是他的妻子。他毅然下達了加速前進的命令，決心待到勝利歸來時，再與親人相見。迎着絢麗的朝霞，炮車載着人民的重託、親人的期望、駛向遠方 ^[1]  。

參考資料 ^[2-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4]  [5]} 

小説《射天狼》發表後，《解放軍文藝》編輯部約洪柱國寫一篇評論文章。為此，洪柱國在發高燒的情況下一口氣讀完了小説。小説的主題和筆觸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改編慾望。洪柱國雖然是軍隊編劇，但不瞭解炮兵的生活，為了改編好《射天狼》，他特意到原作者朱蘇進當戰士時所在的連隊體驗生活，對小説中所描寫的環境以及各類人物的原型都盡力查訪。在改編時他還加入了自己在炮兵連生活時的感受，比如為了保持食堂地板乾淨以迎接衞生檢查，戰士們在露天吃了七八天的飯，這種形式主義幹部、戰士都滿腹牢騷，洪就把這個細節加入劇本中，讓袁翰擔負起抵制形式主義的重擔 ^[11]  。

原小説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編劇把影片的背景改為“十年動亂”剛結束的1977至1979年。那一時期，動亂所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並沒有馬上消除，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部隊軍事責質下降，幹部隊伍老化，幹部待遇低，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干擾部隊建設。導演韋廉認為電影工作者有責任大膽、深刻地反映部隊的現實矛盾，有義務提出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揭示這些矛盾，讓人們感到軍人的內心，藴藏着巨大的力量，認識到它的力度足克服軍隊、軍人自身的弱點，糾正前進道路上出現的錯誤和偏差 ^[4]  。他希望通過該片能引發人們探討：當兵為什麼光榮，軍人為什麼應該受到尊重。在他看來，比起戰爭時期的英雄主義，和平時期的英雄主義更需要堅毅、頑強、持久和耐力 ^[7]  。

在選演員時，韋廉特別強調要有“兵味”，要求演員穿上軍裝是兵，脱了軍裝也是兵，從內心到外表都要透着“兵味” ^[7]  。他還注意誇大生活中人與人在臉型、體型上差別，但又對所有演員有一個共同要求：黑、瘦，因為這是長期風吹日曬緊張軍營生活的標誌。選用牛千演團長，除了他當過多年兵，氣質對路外，就是因為他外形精瘦 ^[4]  。

該片裏有一種為同時期軍事題材影片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軍人生活於其中的軍營訓練場的生活實感，可聞可感的、能令觀眾相信其真實存在的軍人們的日常勞動、訓練、事業心、獻身精神及他們的歡樂與苦惱、失落與慰安等真實的情感。該片的拍攝成功同原著所提供的文學基礎是分不開的，但原作沒有什麼引人入勝的戲劇情節，次要人物大多一掠而過，如果電影藝術家把握不住它的藝術美的精華，會變成單調乏味的“舊”聞紀錄。因此，更應該對成功地進行了藝術再創造的電影藝術家刮目相看。導演在物色演員和對演員總譜設計時，着意誇大了角色間在臉型和體型上的差別，所以不僅袁翰、顏子鵠的銀幕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幾位次要人物無論在全景、中景、近景出現，觀眾一眼就能認他出來。與原作相比，電影為袁翰性格提供的自然環境是有所豐富和發展的，而在社會環境方面則有所削弱，還弱化了原小説關於連隊幹部之間的思想衝突線，藝術處理上有失着之處 ^[12]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編審陳適存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