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革命

道德歌名始出於梁啓超《新民説·論公德》：“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發明一種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後智育愈盛，則德育愈衰。。。…。鳴呼！道德革命之論，吾知必為舉國之所詬病，顧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類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鬥，吾所不懼，吾所不辭。” 胡適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中説：“陳先生是一位革命家，……在袁世凱要實現帝制時，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倡導”新民説“，發揮嚴復”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思想，提出”道德救國“論，主張”採閤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強調以”利羣“、”為羣“之”公德“代替中國舊的”家族倫理“，開道德革命之先河。章炳麟總結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得出”知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的結論，強調”無道德者不能革命“（《革命之道德》），以宣傳革命道德為圖存救亡之要務。孫中山則提出”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改良人格來救國“（《國民要以人格來救國》）。五四前夕，《新青年》的創辦者為反擊當時尊孔讀經的復辟逆流，遂發揮資產階級民主派關於”三綱革命“、”更新民德“的觀念，又總結辛亥革命中途天折、共和政體名存實亡的教訓，認為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宗教、倫理道德”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然反觀吾國，”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因”則為盤踞吾人精神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進而倡導道德上的革故鼎新，並從多方面把倫理革命推向高潮。首先，指明道德更新為社會政治變革的前導。陳獨秀認為：”倫理思想，影響於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斷言：”慾望政治根本解決問題，必有待於吾人最後之覺悟。“（《吾人最後之覺悟》）強調只有進行道德革命，才是”持續的治本的愛國主義“（《我之愛國主義》）。其次，以批孔子滿像和反封建禮教為道德革命之中心。易白沙在《新青年》發衣《孔子評議》，指出：孔子思想”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為”國家之風俗，人心學問愈見退落“之根因。陳獨秀強調：”信仰共柿必排孔教“（《復辟與尊孔》）。李大釗則批判孔子為”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孔子與憲法》）。魯迅尖鋭揭露儒家仁義道話的子縫間都寫着“吃人”兩字（《狂人日記》）。吳虞更指斥“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吃人與禮教》）。又通過對孝道和貞操觀念的批判，動搖了封建禮教的核心—三綱制度和五常倫理。再次，依據“道與世更”的進化論思想。批判道德不變論。強調道德“應隨社會而變遷；隨時代為新舊”（陳獨秀《答淮山逸民》）。李大釗認為，道德之進化“必應其自然進化之社會”。故“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肯定自“共和思想流入以來”，中國“民德尤為大進”。宮你舊道德、舊禮教“其勢必遲早歸於消滅”。最後，揭示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強調新舊道德更迭、代替之不可調和性。主張“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又沿用傳統的羣己關係論題，引進西方的人權説和社會契約論，主張：“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羣”（陳獨秀語），貫徹“羣己相維之理”，在個人本位主義道德的基礎上，再發揚“互助”性和利他心，作為更新道德、重建社會協調原則的依據。五四以後，一批早期共產主義者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和唯物史觀為指導，將道德革命和社會革命及經濟改造相聯繫。如李大釗主張在“改造人類精神“的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求”物心兩面的改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由此推進無產階級革命道德的宣傳運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作理論準備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