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易

周之“史”官，負責收藏室的工作。而當時的收藏室相當於現在圖書、檔案、博物、珍寶等館的綜匯。不但收藏周武王前後的書籍、史料、珍寶，還收藏一百多個大小諸侯國的歷史記載、上古遺書，各國的供奉，以及有關各氏族淵源的記載，大禹所制的九鼎和夏商遺物等。

從已有的文獻和考古發掘資料看，中華文明始於伏羲，至黃帝已趨興盛。但那時的文化，可以説還是一種巫史文化。但正是這種巫史文化，孕育了中國的學術文化。在這當中，就現有的文獻看，最突出的就是《易》文化。由《連山》至《歸藏》，再到《周易》，呈現出逐步發展、深化的趨勢。 ^[1] 

道家易是易學的一個學派，陳鼓應先生在《先秦道家易學發微》中説：“《易傳》借道家的道論來解釋世界變化的法則，《繫辭傳》談及‘道'處有二：一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是‘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兩句話非常重要，然而卻是對老子道論的‘照着講'和‘接着講'。《繫辭》的‘一陰一陽謂之道'可能是對《老子》42章萬物生成論的一個概括。有關道器的問題，在《老子》書中已經隱約提出，馬王堆帛書《老子》有云：‘道生之……而器成之（在今本51章）'，今本《老子》28章雲：‘樸散則為器'，意即道散則為器（樸即道，見《老子》32章‘道常無名樸'）。”還説：“道論創始於老子，無論是萬物生成之道還是變化之道、以及作為事物原理的道，在老子哲學中都有系統的論説。”（載《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輯。）陳鼓應《易傳與道家思想》中有一段話講得更為明確：“《易經》是一部占筮之書，《易傳》則提升而為一部哲學義理作品。兩者相距有七八百年之久，這期間，老子思想起着承先啓後的作用。”

至於戰國秦漢的道家，對《周易》卻是一直重視的。這一時期的道家分為南北兩個支系，北方道家的經典系統為“黃老易”，主旨在於融合道法而形成一種帝王之術；南方道家的經典系統為“莊老易”，主旨在於提倡無為政治理論並維護個人的精神自由。在這裏，“黃老易”和“莊老易”兩種次序，正好顯示了這些經典的權威地位的等次，其中《莊子》的地位一度超過《老子》這一點，尤值得學界注意。戰國秦漢文是以北方中原文化為主，道家經典也是以“黃老易”的系統為主流，“莊老易”的系統到漢武帝以後才顯得重要起來。東漢以後，控制中原地區的曹氏、夏侯氏家族先仿效漢初的黃老之治，後又沿襲早期的南方道家而提倡“三玄”之學，使由“黃老易”到“莊老易”的學術重點轉移過程變相地重演了一遍。 ^[2]  《易》與道家、《易傳》與道家之間密切關係，歷代儒、道名家與海內外學者均有大量的研究。

自春秋以上，中國學術總於易學一體，官學開始逐漸演變為民間私學。易學前後相因，遞變發展，百家之學興，易學乃隨之發生分化。自孔子贊易以後，《周易》被儒門奉為儒門聖典，六經之首，而儒門之外。“有兩支易學，與儒門易並列發展：一為舊勢力仍存在的筮術易；另一為老子的道家易。所以自孔子贊易起，中國易學開始分為三支”。 ^[3]  從易學發展史上看，先秦易學發展到老孔時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術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書，易以卜筮之書獨存，然易學至此盛極而衰。三支易學的這一總趨勢，到先秦以下乃由隱而顯：透過淮南子，道家易的趨勢明朗化；透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門易的趨勢明朗化；透過占斷災異之學，術數易的趨勢明朗化。 ^[4] 

經過戰國中後期道家諸子對黃帝、神農的宣揚，漢代炎黃觀念趨向成熟，並與政治緊密結合，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了以黃帝為宗的道統與帝統觀念。漢代黃帝形象的主要特徵是：以黃老宗師的面目出現，又多與符和圖讖聯繫在一起。這兩方面都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推動了漢代諸子炎黃觀念的發展，併為民眾認同，從而成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因素。劉邦親自為炎帝與黃帝立碑，並且為與黃帝爭戰的蚩尤也立了碑，這樣一來中國各民族便都是兄弟了。不過中國人都是三皇五帝的後代的確也是史實，否則便不會被各民族所承認而達到統一的目的。

劉邦去世後，呂后專政。呂家勢力被撲滅後，文帝劉恆被擁戴登基，漢朝帝業才算真正穩定。文帝在位23年，傳位於兒子劉啓，是為景帝，在位16年。這39年，從公元前179年到141年，由於漢初劉邦、呂后以及文帝與景帝採用黃老之學治國，使漢朝的政局開始正規化。政治穩定使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倉廩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人民真正過上了富足的生活，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空前盛世(文景之治)，因而被以後的歷史家所稱羨。

在崇尚黃老的學術氛圍中，道家《易》得以彰顯和發展。據《史記·日者列傳》所記載：“楚人司馬季主，通《易經》，述黃帝、老子，博聞遠見。”在與宣揚孔孟之道的宋忠、賈誼辯論易道之廣大時，使宋、賈二人“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

淮南王劉安曾聘請精通易學的九位高人，著《淮南道訓》二篇。劉向《別錄》載：“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署日《淮南九師書》”(《初學記》廿一)。遺憾的是，此書早已亡佚，已無法瞭解具體內容。不過從劉向《敍錄》中看，應當是闡述道家易學觀的。另外《漢書·藝文志》中所記載的“《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説易陰陽。”也應當屬於道家易或陰陽易。不過漢朝陰陽家易學與道家易學已無明顯區別，他們本身都屬於隱士易的範疇。 ^[5] 

從漢武帝后，仕途以儒家為主，但其他諸子百家並沒有遭到禁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朝的易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所以至今漢易在易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據《史記·儒林傳》中記載，漢初孔氏《易》的傳人為田何，田何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但田氏易學在漢初的文、景之世影響並不大。儘管漢武帝將孔子所傳的《易經》列為儒家的《五經》之首，但是儒家卻往往更願意學習道家易。於是道家所傳的隱士易主宰了漢世的易壇。其代表為孟喜、焦贛和京房。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焦贛“獨得隱士之説”；京房受易於梁人焦贛，而焦贛曾經與孟喜學習過易學，可見這三家象數易皆非孔子所傳之《易》。 ^[6] 

西漢《淮南雜説》中《老》《莊》、《易》本於一體；而嚴遵《老子指歸》為漢朝道家黃老易的代表之一，其弟子揚雄揚其波而著《太玄經》。揚雄少好學，口吃，博覽羣書，長於辭賦。揚雄是繼司馬相如之後西漢最著名的辭賦家，家貧，晚年嗜酒，人罕至其門。那時劉歆總管六經，曾讀《太玄》、《法言》二書，嘲揚雄日：“空白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揚雄笑而不答。七十一歲卒。

揚雄一生著作，主要的五賦二解載於《漢書·揚雄傳》，哲理著作《法言》東漢曾傳誦一時，但易學著作《太玄》卻一直罕有研究者。究其原因，乃在於這是真真正正的道家易學著作，確實太深奧，所以劉歆這樣的大經師都未能讀懂，嘲笑他説：“恐怕後人會拿你這書去蓋醬罐!”

《太玄》(道家稱之為《太玄經》)之所以深奧難懂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它是道家的筮易理論，必須深透地理解道家哲理才能明白其筮易的原理。《周易》是先有數筮，經幾千年發展才與哲學結合：《太玄》是先有哲理，其後才據理而發明筮易之法。兩者所走的道路完全相反：《周易》是從實踐提高到理論，是歸納法的產物，為人們所易於接受：《太玄》是從理論推導出該如何實踐，是演繹法的產物，故為人們所難以接受。第二，《周易》的宇宙觀已普遍為人接受，其宇宙生成理論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早已為人所理解並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太玄》的宇宙觀卻尚未為多數人所理解，其宇宙生成理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完全是道家的理念，與當時及後世人們的生活經驗有很大的距離。《周易》的宇宙觀決定了其筮易時用的是二進制數學，其宇宙生成過程之數是2n系列。《太玄》的宇宙觀決定了其筮易時用的是三進制數學，其宇宙生成過程之數是3n系列。《周易》的宇宙觀可以用平面幾何的圖象顯示，其計算(筮)也只在平面上進行，其時空概念是二維的(平面的。這是受古代思維方法之限制，如地理概念往往侷限於二維的、平面的“四面八方”)。《太玄》的宇宙觀則一定需用立體幾何的圖象才能顯示，其計算(筮)也是立體的，其時空概念是三維的(立體的。這是揚雄思維非常超前之處，他認為空問是三維的，時問也是三維的。這一點即使是今日的物理學家也未必都能理解，確是令人震驚的超前思維)。因此，從《周易》到《太玄》的進步，正象從平面幾何進步到立體幾何、解析幾何，從普通代數學進步到微積分數學，故當時的人(包括大學者、大經師)都很難理解揚雄的《太玄》。

道家《易》學，以其特點，或可稱為“科學易”。道家《易》學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老子對民族文化傳統的主要貢獻是以其思辨的睿智，摒棄天命神學的蕪言謬論，將“道”概念從傳統的政治倫理侷限中拯救出來，改造成為超時空的絕對的精神本體，並進而使有無、本末、難易、剛柔、母子等範疇第一次獲得完全的哲學意義，從而使傳統的、世俗的宗教倫理哲學，昇華為理性的思辨哲學。尤其重要的是，以道家的基本精神弘揚了《易》道。《老子》之“道”，是《易》道之再現和發展，尤其是對《易》中所包含的自然知識的繼承、發掘和發展，則是勿庸置疑的。《老子》着重探討的是天道與人道的合一關係，飄風驟雨與自然變化的關係，萬物與陰陽的消長關係以及人自身循道與長生久視的關係等等。秦漢以後，由於黃老之學所享受的特殊地位，以至漢代《易》學無不帶上老學色彩。東漢末，隨着黃老之學的黃老道化，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將道家《易》之象數引進丹術之中，倡言煉丹服餌可以養生延年以至成仙飛昇，又把道家《易》學引向宗教化。道家《易》學，對於化學、醫藥學、氣功養生學、數學、天文學、歷學、地輿學、礦物學等有關自然科學的產生和發展，起了重要的準備和推動作用。

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與韓伯(康伯)《周易註解》等，分別繼承先秦道家黃老易與莊老易等道家易學思想，一掃儒家易學陋説,實為易學一大革命。既是胡適先生所説的魏晉人的“道家易 ^[7]  。

道家《易》學文獻實際上包括道家《易》學文獻和道教《易》學文獻 ^[8]  。由於先秦兩漢以及玄學等各位道家祖師的思想影響，道教在道家易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獨具道家風格的道家易學養生。那麼為什麼《道藏》只收載“道教易學”既道家易學方面的道書（亦即與道教修持方術及科儀有關的註釋之作），而不直接在“本文”部類中收載《易》古經或《易》古經與《易傳》合二為一的《周易》呢 ? 究其因由，道教自認屬道家，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説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主流，認為《周易》為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作，為“聖人之書”，故以後稱《易經》，歸為儒家經典。在學術思想史上，雖然儒、道互補，但儒、道（道家與道教）兩家門户之見甚深，各為比勢競譽，道不同不相為謀，每多相互斥貶，道教雖早已引《易》入其義理，並興起“道教易學”，但是卻未直接收《周易》入《道藏》。 ^[9] 

需要説明的是，道教《易》學文獻中部分著作得到了儒家認可，如《老子》、《莊子》、《周易注》等，被古代學者列入正統易學之中，而《周易參同契》類、藴涵易學思想類《易》學文獻往往被排斥在外，被看作易外別傳，予以貶斥。朱彝尊《經義考》只是象徵性地照顧了《參同契》，但他同時説道：“《參同契》本道家之言，不當列於經義。然朱子嘗為之注，且謂無害於《易》，故附載之。是書註解頗眾，則概略而不記也。”③這種有限的包容，仍然引起學者的不滿。全祖望批評《經義考》於易類著錄易外別傳，“亂經者莫甚於此”。《四庫全書總目》也説：“丹經自丹經，易象自易象，不能以方士之説淆羲、文、周、孔之大訓焉。”

攻擊道家易先天圖書之學：顧氏説：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日，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為能者，畔也。……是故“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跡於其中以為《易》，而其《易》為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日知錄》一)

指出宋儒之《易》學是道家的《易》學，這是清儒的一個大問題。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在這一方面的成績最大。 ^[10]  後世學者對此論斷絕少異議。章太炎謂：“邵康節本為陰陽家，不能説是儒家”，“邵子迷於五行”，進一步指出了康節易學的學術實質。

道文化，無疑是華夏文明的根文化，如果説道家(道教)、儒家（儒教）為這個根上生出的最大兩枝，那麼，百家之學是她的旁枝或小枝。道教易學，首先是以“道”註解《周易》的著作，代表作品是《易説》、《周易恆解》、 《周易集説》；其次是圖書易，代表作品是《易數鈎隱圖》、 《易象圖説內外篇》、 《易圖通變》等；再次是直抒丹道真意的著作，代表作品是《會真集》、 《金丹大成集》；最後是丹道三大經典《文始真經》、《周易參同契》、 《陰符經》的代表性註解。《文始真經》、《陰符經》雖非易學著作，然而其理與《周易》相合．為了保證丹道體系的完整性，也列在其中。

古代道家易的代表作有《老子》、《文子》、《黃帝四經》、《恆先》、《太一生水》、《列子》、《莊子》、《鶡冠子》、《管子》、《彖傳》、《繫辭》、《呂氏春秋》、《淮南子》、《老子指歸》、《太玄經》、《周易參同契》、《周易注》、《周易略例》、《辯謙》、《周易註解》、《道家諸子書註疏》、《易龍圖序》、《先天圖》、《無極圖》、《正易心法注》、《東坡易傳》、《易老通言》、《梅花易數》等等。

陳鼓應《易傳與道家思想》、《道家易學建構》、《道家文化研究》；周立升《兩漢易學與道家思想》；高懷民《先秦易學史》；王葆玹《黃老與老莊》、潘雨廷《易老與養生》；顧文炳《易道新論》；李養正《道教義理學綜論》；詹石窗《易學與道教符號揭謎》、《易學與道教思想關係研究》等等。

陳鼓應《老學先於孔學——先秦學術發展順序倒置之檢討》、劉先枚《論南方之學與北方之學的辯證發展——南《老》北《易》源流初探》、王葆玹《“黃老易”和“莊老易”——道家經典的系統性及其流變》、王樹人、喻柏林《周易與道德經在思維方式上的內在聯繫》、李中華《老子與周易古經之關係》、曾 勇《文子易學思想簡論》、林義正《論列子天瑞的易道思想》、李延倉《莊、易關係淺論——兼論道家易》、《郭象《莊子注》易學思想蠡測》、《成玄英《莊子疏》的易學思想管窺》、於成寶《論鶡冠子的數術之學》、趙建偉《乾坤道論》、楊默玄《對淮南子運用易學的思考》、羅熾《易傳與道家思維方式合論》、羅熾《太平經與易學》、張善文《道藏之易説初探 》、詹石窗《論易學與道教文化相關研究的意義與原則》、《遁甲之學符篆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