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境

劇照(7張)

1940年，格奧爾作為會被法西斯“清洗”的對象需要馬上逃到僅剩的安全之地——馬賽。這種危機的時刻，他答應幫朋友一個忙——給住在附近旅館的共產主義作家喬治·韋德爾送兩封信，之後他就可以被安排前往馬賽。當格奧爾到達旅館房間的時候，作家因為怕城市淪陷遭到迫害已經自殺身亡。格奧爾格帶走了作家的遺產——最後的手稿，兩封沒有送出的信——一封來自作家的妻子，另一封則是墨西哥大使館的簽證保證書，後者能夠讓他拿到簽證從馬賽逃亡美洲。帶着這些文件材料，格奧爾護送一名腿部受傷的北非難民偷渡馬賽。當火車到達馬賽，格奧爾格才發現同伴已經因為傷口潰爛感染死去。他躲開層層盤查的警方，將同伴死亡的消息帶給同伴的家人，在那裏他遇見了同伴喜歡踢球的小兒子和啞巴妻子。沒有合法身份的格奧爾在警察局辦理身份材料的時候被誤認作作家喬治·韋德爾。他意識到這個身份能讓自己順利逃離到美洲，於是就頂替了作家的身份。而在此之前他遇到了一個神秘的女人，女人正是已死作家喬治的妻子瑪麗，她卻多次把格奧爾誤認為是自己的丈夫。格奧爾冒名頂替喬治離開法國的計劃，因為這場意外的遇見和不在計劃中的愛情滋生而被打亂 ^[5]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6] 

該片的結構處理匪夷所思。它説不上是穿越，而是反其道行之，讓時間和歷史事件來到現代空間，一羣現代人在現代的法國城市，認認真真領受二戰的苦難煎熬。這種“逆穿越”容易讓人錯亂，但影片導演和主演用冷靜真摯的敍述模式，撫平了可能出現的毛刺，將人類的共情慢慢引向深處 ^[7]  。（《大眾日報》評）

該片的故事雖然並無太出人意料的內容，但早先的難民，和歐洲21世紀的難民潮疊加在一起，卻產生了相當奇妙的維繫感。難民與難民的相遇，歷史與今生的交合，所有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永恆的過境空間。這種訴求，製造了一種觀影難度。佩措爾德沒有把影片拍攝成歷史片，沒有明確化正確、錯誤、過去、現在，所以，這就造成了整部影片難以明辨的混沌感和迷惑感 ^[12]  。（1905電影網評）

燙手的難民話題在該片中並沒有像在很多失敗例子中那樣喧賓奪主，而是自然地融入整個故事。影片也不是隻關注一對生死戀人的緊迫與不安，通過無意炫技的時空錯位、濃烈的文學氣質和温柔的運鏡，既講好了一個憂鬱浪漫的小故事，又冷靜剋制地鋪設了二戰的宏大背景。能在一部作品中做到讓兩者共存，該片足以成為2018年的佳作之一，即便它並不完美 ^[13]  。（《環球銀幕》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