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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黨

(民國初年政黨)

鎖定
進步黨,民國初年的政黨。1913年5月29日在北京成立,由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合併而成。以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啓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唐、蒲殿俊、王印川九人為理事。出版《天鋒報》為機關報,總部設在北京。黨綱為“採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平和實利”。支持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反對國民黨,併為袁世凱出任正式大總統效力。1913年7月該黨重要分子熊希齡曾出任內閣總理。但自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及國會後,該黨亦逐漸瓦解。 [1]  進步黨幹部中人則改組為憲法研究會,會址在石駙馬大街。既以研究憲法為標幟,不以黨名,也未設支部。 [5] 
中文名
進步黨
外文名
The Chinese Progressive Party
創建日期
1913年5月29日
創建地點
北京
政黨性質
民族政黨
體    制
責任內閣制
理事長
黎元洪
召集人
梁啓超

進步黨成立及其背景

民國成立,各省政客蜂起,團體林立。時同盟會已從革命團體改組為國民黨,主急進;而海內有些政客,以為宜有緩進黨以調劑之,遂有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之出現。辛亥革命,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陳其美派蔣介石僱用光復會中人王竹三刺死後,會眾無所歸。黃羣、陳叔通原屬光復會,因共發起民國公會。時北方有以籍忠寅為首之共和協進會,武漢有孫發緒、孫武、時功玖、劉成禺等人組成之民社。籍南下謀合併,與黃、陳到武漢晤民社諸人,遂商定三會成立共和黨;後梁啓超亦正式加入。民主黨者,系共和建設討論會改組,其前身為前清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曾聯合進京,請願提前召集國會,被清廷驅逐出京。該黨同人因曾共患難之故。頗有相當團結力。臨時參議院成立時,院內惟國民黨與共和黨人數為最多,其次則民主黨,與共和黨為友黨,互相提攜。統一黨者,以王揖唐(即王賡)為中心,初只二三十人,嗣經多方拉攏,舊與袁世凱統治集團有特別關係而當選為議員者紛紛加入,故人數驟有增加。
一九一二年八月,各省依照臨時約法和臨時參議院通過的國會組織法、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開始辦理選舉。至同年十二月。參眾兩院議員均已選出。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公佈第一屆正式國會召集會。四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各省依法當選的參眾兩院議員齊集北京象坊橋新落成的眾議院議場、舉行國會第一次開會典禮。當時檢點人數,國民黨議員將近五百人,在參眾兩院中均佔絕對多數。共和黨議員不足三百人,民主黨議員不滿百人,統一黨議員亦僅百餘人。袁世凱見此情形,大為驚駭,派梁士殆、張一鏖等四出活動,促使梁啓超、湯化龍、王揖唐等把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為進步黨,來與國民黨相抗衡。 [3]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三黨本日於北京舉行在京黨員大會,宣佈正式成立進步黨。該黨標榜“採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和平實利”,實際上則擁護袁世凱,為袁所利用。 [4] 

進步黨組織及領袖

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啓超、湯化龍、張謇、伍廷芳、那彥國、孫武、王賡(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等為理事,林長民為秘書長。黨內組織分為政務、黨務兩部;政務部之下設法制、財政、外交、軍政、教育、實業、地方自治、庶政各科;黨務部之下設文牘會計、交際、地方、庶務各科。部有正、副部長各一人,科有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辦公地點在宣內未英衚衕,開大會地點則在七爺府,有些省份分設支部。進步黨宗旨以國權主義相揭集,與國民黨的民權主義相反,凡舊官僚中不滿意國民黨的人,多數加入。其議員中如梁善濟、孫洪伊、田駿豐、林長民、李國珍、陳國祥、王家襄、陳漢第、籍忠寅、周大烈、劉崇佑、黃羣、徐佛蘇、時功玖、藍公武、方濟川、周兆沅、胡源匯、彭漢遺、王敬芳、蕭湘、蹇念益、胡汝麟、向瑞昆、陳光燾、羅綸等,皆為骨幹分子。此外如張嘉璈、胡瑞霖、張瀾(進步黨四川地方黨務負責人)張君勱、劉道鏗、陳博生等,雖非國會議員,因與湯、梁私交關係,亦加入該黨供其驅策。
未幾,孫洪伊對於黨內的民主派湯化龍、林長民等發生意見,就率領他的親信議員王乃昌、牟琳、彭介石、時功玖、周恭壽、謝遠函等三十餘人脱離進步黨,參加國民黨,當時稱他們為國民黨的小孫派。
進步黨的黨員雖由三黨組成,惟有共和黨的梁啓超、民主黨的湯化龍與周旋湯、梁之間的林長民等,對於黨務很熱心,經常到黨部參加會議,因此進步黨就形成湯、梁兩派交換意見的機構。
參議院於四月二十六日選舉張繼為議長,王正廷為副議長,國民黨仍佔上風。眾議院於四月二十八日選舉,湯化龍當選為議長,陳國祥當選為副議長,在眾議院中進步黨算是獲勝。於是國會中成為兩黨對峙之勢。

進步黨經濟來源和機關報

當進步黨成立之時,袁世凱曾在借款項下撥給一批黨費,該黨通過會商,指定劉崇佑、胡瑞霖等三數人保管。該黨最初之機關報為《天民報》,原在象坊橋觀音寺出版,由湯化龍的友人畢惠康主辦;後移至永光寺西街,由湯化龍的胞弟湯毓龍接辦,湯化龍常在報上化名發表文章。洪憲帝制事起,湯逃往上海,該報就被帝制派的湯用彬打着湯薌銘的旗號奪去了。進步黨停止活動之後,所餘之款由研究系(詳見後)接收,用以辦理機關報和刊物。袁死黎繼,法統恢復,湯化龍、梁啓超先後回京,覆在丞相衚衕創辦《晨鐘報》,指定劉道鏗為經理,李大釗為總編輯。不久,值張勳復辟,該報遷往天津出版,卻為段祺瑞作宣傳。及亂事平定,仍遷回北京丞相衚衕,改稱《北京晨報》,以陳博生為總編輯,五四運動時著有相當聲譽。此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上海的《時事新報》亦皆研究系所辦為時較短。該系又在存款中提出一部分派李大釗、南開鍾、蔡天民等赴日留學,後來湯化龍赴美考察,也是動用此項存款。

進步黨進步黨與袁世凱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進步黨開會討論時局問題,梁啓超為主席,主張先定憲法,後選總統。當時以此議付表決,多數贊成,惜不能堅持到底。後憲法迄未草就,總統先行選出,一九一三年七月,進步黨擁護熊希齡組閣。九月十一日,熊閣發表,司法總長梁啓超、農商總長張謇、教育總長汪大燮,皆為進步黨理事或名譽理事。另一進步黨理事湯化龍則任眾議院議長。他周旋於總統府、國務院及國會之間,甚得袁世凱的信任,以故其弟湯薌銘得任為湖南都督。這時進步黨的主張是擁護袁世凱,抵制國民黨,企圖由該黨出而組閣,藉以擴充其政治勢力。而袁世凱則欲一己獨攬大權不為政黨政治所束縛,不但討厭國民黨,即對於進步黨也非真正信任,只是利用一時,使他的正式大總統得以當選,當選之後即欲其停止活動。未幾熊閣垮台,該黨閣員梁啓超、張謇、汪大燮等也連帶辭職。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於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反對憲法草案;十一月四日,又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的國會議員資格,並追繳其議員證及徽章。進步黨雖未被逐,但已成虛設。國會因此不足法定人數,無形停頓。袁旋又下令取消國民黨的各省省議會議員。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所有立法機關至此已摧毀殆盡。此時袁世凱認為政客之流,除國民黨外都可以設法使入彀中,於是悍然不顧一切,先組織政治會議代行國會職權,復設立約法會議以修改元年約法,又成立參政院實施總統制,廢國務院,立政事堂,並下令解散殘留的國會議員及各省省議會。進步黨的重要分子在政治上雖然敵視國民黨,但看見這樣情形,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國民黨人對湯、梁攻擊則不遺餘力、斥為陰謀派,是助紂為虐的劊子手。舊官僚加入進步黨者睹此狀況,紛紛宣告脱黨。在此等情形下,進步黨實已等於解散。
湯化龍、梁啓超等只好隨時糾合少數人,在劉崇佑宅或其他適當地方會談交換對時局的意見,保持聯繫。雖然如此,但袁世凱為羈縻進步黨起見,對於湯、梁等重要分子仍優禮有加,分別羅致。一九一四年五月,任湯化龍為政事堂國務卿徐世昌下的教育總長,以次要分子梁善濟為教育次長,任梁啓超為幣制局總裁兼參政院參政,任汪大燮為參政院副院長,林長民為秘書長,凡該黨稍有資望者,或任為參政院參政,或予以其他相當的位置。而湯化龍以眾議院議長換一教育總長頭銜,犧牲國會,覡顏獵官,當時輿論多非難之。袁世凱任他為教育總長的意思,原為敷衍進步黨,他出而接受此職,也含有代表該黨的意味,並非個人行動。湯於就職前夕,曾在丞相衚衕劉崇佑宅召集該黨主幹人員商討就職後的安排,分別有所決定。因此湯於視事之初,主張在中小學中廢止讀經,只在修身教科書書裏節取經訓,以孔子為旨歸。湯明知袁世凱頭腦頑固,此案必遭反對,其所以仍然提出者,意在以此試探袁對該黨是否尚能信任。自此案提出後,山東巡按使蔡儒楷首先通電抨擊,斥湯為離經叛道,請予罷免。參政院參政陳樹德亦在報上發表文章,對湯遣責甚力。湯上呈自行辯駁,結果仍准予照行。
同時袁政府對於教育經費的撥款亦多方限制,如增加東西洋留學生名額、設立學術評定委員會、編纂教科圖書等,表面上雖準如所請,實際上則事事勒掯。湯曾上呈陳訴,謂主計者與管學者背道而馳,一切教育事業無法進行,懇請辭職。袁仍批示慰留。即以此事而論,袁、湯之間的關係早已貌合神離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袁召集國務卿徐世昌率領各部總長在中南海豐澤園開會,由外交次長曹汝霖報告已與日寇簽訂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後,全席默然,無人主持異議。湯頗氣憤,出來後就分邀林長民、蒲殿俊、梁善濟、劉崇佑、羅綸、周兆沅等開會,報告此事,決定辭職。他隨即回家收拾行李,於次晨秘密赴津,住奧租界自宅,補上辭呈,交教育次長梁善濟代遞,部務由梁代行,未幾即離津赴滬。由此可見,一九一五年七月以前,進步黨與袁世凱是彼此互相利用的。以後就開始反袁了,述之於下。梁啓超自辭幣制局總裁之後,一九一五年二月袁世凱聘他為高等政治顧問;同年七月六日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推舉他為該會委員之一。
在楊度、孫毓筠等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的時候,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複議定改變國體問題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同年十月十六日,準該院諮稱,已議定國民代表大會即以國民會議的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選出國民代表,來解決國體問題袁世凱申令允行。此時梁啓超已準備反對帝制,與其學生蔡鍔佯示贊成,以釋袁的疑心。蔡鍔並在將軍府領銜擁護帝制,使袁對他的嚴密監視稍稍鬆懈,乘機秘密赴津,東渡日本,偕其友戴戡經越南入滇,與督辦雲南軍務唐繼堯首先通電討袁,並請殺楊度等以謝天下。梁啓超亦密行赴滬,在所辦的《庸言報》上發表一文,題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措詞極為嚴厲,讀者無不稱快。梁又親往桂粵聯絡一切。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兩廣宣佈獨立,他倡為軍務統一之議。於是西南各省設軍務院於肇慶,為一切軍政民政、對內對外的機關。院置撫軍若干人,以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撫軍副長,梁啓超為撫軍長政務委員長,兼滇桂粵聯合軍都參謀。他五月二十日到滬聞知父喪,遂辭去各職。由此可見,護國一役,四處奔走,使帝制速瀕崩潰,梁實與有力焉。
湯化龍赴滬後,在租界行蹤甚密。梁過滬時,曾與湯會商,決定該黨要反對帝制到底。同時湯接到攻擊他的信帖甚多,為貫徹該黨主張計,發電切責袁世凱,説他的腦筋盡為舊思想所彌布,非時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謝國人,千夫所指,必至無病而死。電文甚長,曾見當時北京《順天時報》。當時一般輿論,謂湯氏兄弟二人,一個擁護帝制,一個參加討袁,各耍一面,哪面勝了,他家富貴如故。湯因此派該黨要員舒禮鑑特赴湖南,催促湯薌銘宣佈獨立。湯薌銘初尚猶豫,説乃兄過於書生,不肯照辦。湯化龍復作專函,囑湯薌銘最親信的胡瑞霖切實勸告,湯薌銘始行獨立。及湯薌銘與陳樹藩、陳宦獨立電報至京,袁病勢業已沉重,以為親手提拔的人尚且如此,他復何言,因之羞愧而死。湯化龍與袁世凱的關係就是這樣結束的。

進步黨演化為研究系

研究系者,是進步黨憲法研究會的簡稱,亦即該黨的繼續。當反對帝制之時,國民、進步兩黨雖互相提攜,袁世凱死後,乃又彼此背道而馳。兩大黨各分為數小黨。進步黨幹部中人則改組為憲法研究會,會址在石駙馬大街。既以研究憲法為標幟,不以黨名,也未設支部。當時湯化龍即有毀黨造黨之議,至此進步黨的名稱即無形中消滅了。
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梁啓超、湯化龍及其他骨幹分子均回北京,乃以研究係為基礎,公開活動在反對帝制時,梁、湯二人皆曾多所盡力,湯與黎曾共過患難,交誼尤篤,對於湯、梁所領導的研究系,衡情論事,似不宜過於冷淡,但事實並非如此。關於閣員人選,黎獨屬意於國民黨的譚延闓、孫洪伊、唐紹儀、伍廷芳諸人,於湯、梁並沒有特別推重。研究系當然不甚滿意,漸趨疏遠。研究系主張黎段聯盟,來削弱國民黨。孫洪伊派與黎愈接近,研究系的湯化龍與黎的距離就愈遠,這是必然的趨勢。另外黎的左右如金永炎、饒漢祥、唐仲寅等,以為湯雖系湖北同鄉,已為研究系整體所控制而倒向段祺瑞的懷抱,害怕黎、湯經常晤談,於黎不利。當府院兩方衝突劇烈,要罷免段的總理時,湯化龍屢到東廠衚衕求謀黎的一面,也被他們從中阻撓,迄未得見。湯很氣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為段策劃一切;同時段在這一階段也想利用他們,故對於研究系的領袖極為優禮。段祺瑞組閣後,府院之爭又起。研究系傾向段祺瑞,曾有相當之活躍。

進步黨研究系的消失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研究系的閣員們退出段閣後,其重要分子經常在劉崇佑宅集合開會,梁啓超偶然出席。在集會中,大家都感覺到北洋軍閥封建頑固,不足與謀憲政;段祺瑞迷信武力統一,再難共事,從而深悔從前與國民黨鷸蚌相持的錯誤。他們決定派湯化龍、林長民兩人同赴日本考察,與日本在野名流犬養毅等取得聯繫;湯在日本考察後,再赴美國一行,以期與美國朝野有所溝通。湯等出國以前,曾在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上發表一文,説明當時國家形勢成為國民黨、研究系、北洋軍閥相持的局面,及該黨苦心調停,蘄求共同制憲、納國家於正軌的經過。原文對北洋派多譴責語,對國民黨多諒解語,頗引起各方的注意。
一九一八年八月底,湯在維多利亞温哥華候船回國。九月一日晚上,被王昌從刺殺,當場中彈斃命。噩耗傳來,研究系疑為是徐樹錚遣人所刺。嗣經詳細調查,始知兇手王昌是由國民黨海外部長陳樹人(當時正在温哥華,王昌亦系國民黨黨員)以五千元僱用,使之行兇者。雖然此事尚屬疑案,後説似屬可信。湯的遣骸由研究系運回北京,停在天壇月餘。開弔之日,梁啓超親往致祭,哭之甚哀。其餘研究系重要分子公祭時亦多流涕。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啓超辭去財政總長後,曾一再向社會聲明,今後只與相知友好作學術上的研究,不參加任何政團作政治活動,以故一年之內,專心從事著述。一九一八年十月,南北名流曾有和平促進會之組織,他但表示贊成,並未參加。
湯化龍既被刺而死,梁啓超亦赴歐遊歷一年,不復再問政事羣龍無首,研究系形成渙散的局面。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覆任大總統,首先撤銷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國會的命令,宣言繼續民國六年第二期常會。眾議院副議長陳國祥(研究系)病故,選張伯烈為副議長。參議院議長仍為王家襄,他的資望既淺,領導力量亦不夠,又用陳定遠為參議院秘書長,為之聯繫一切,更完全不能勝任。研究系的福建派陳博生等對陳定遠甚輕視。陳定遠”三字必被勾去。陳定遠與曹錕佞臣李彥青往來甚密,對曹錕賄選很賣氣力,凡與他相識的研究系的國會議員,多被拉去,拿到賄款五千元。王家襄與研究系的福建派既不能切實合作,自更談不到恢復研究系的舊觀了。且王家襄本人以議長資格,亦為賄選出了相當力量,所得報酬當然不止此數。其他研究系各議員潔身自好,不肯受賄者,實屬寥寥無幾。至一九二四年秋,國會重遭解散,研究系即隨之消滅了。 [2] 
參考資料
  • 1.    長孫博主編,全國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歷史學基礎名詞解釋,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03,第113頁.
  • 2.    《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 第4卷 第13-16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01,第103-114頁.
  • 3.    《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 第4卷 第13-16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01,第102-103頁.
  • 4.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近代中國報道 1839-1919 插圖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06,第731頁.
  • 5.    《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 第4卷 第13-16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01,第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