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與貧困

《進步與貧困》全書分為十編。第一編“工資與資本”，共五章，主要是對當時流行的工資理論——工資基金理論進行批駁。論證“工資不是取之於資本，而是取自於勞動”和“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不是取自於資本”這兩個命題；在此基礎上分析了資本的職能。第二編“人口與食物”，共四章，主要批駁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第三編“分配規律”，共八章，依次闡釋了地租規律、利息規律和工資規律，以及這三大規律之間的聯繫。第四編“物質進步對財富分配的影響”，共四章，分別説明了人口增長、技術進步對財富分配的影響，以及物質進步對期望的作用。第五編“解決了的問題”，共兩章，在以上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揭示經濟蕭條週期性爆發和“財富日增而貧困日深”問題產生的原因。第六編“糾正的方法”，共兩章，先指出當前倡導的六類糾正方法的不當之處，然後提出自己的糾正方法。第七編“這種糾正方法的公正性”，共五章，主要是揭露土地私有制的不公正之處，論證自己的糾正方法的公正性。第八編“糾正方法的應用”，共四章，首先論證土地私有不利於土地的最佳利用。在此基礎上，提出採用徵收單一地價税的方式將全部地租充公，實現土地歸公，以此來保證人們對土地的平等權利。並用“公認”的税收原則檢驗了這一方法。第九編“糾正方法的作用”，共四章，分別闡述這種糾正方法對財富生產、分配，個人和階級，以及對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的影響。第十編“人類進步的規律”，共五章，對當前人類進步理論的不足，人類文明的差異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人類進步的規律。該書以“個人生活問題”作為“結束語”。 ^[3] 

19世紀中後期，美國進入了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大轉折年代，尤其是從1865年內戰後，美國在25年內，從一個不發達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業巨頭，工業產值超過英、德兩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這一時期，在美國的東部，是一片機器的轟鳴，城市化、公司化、壟斷化等現代化進程正在這裏上演；而在美國的西部，則是西進運動的空前加速，隨着一批批移民進駐，鐵路向西延伸直至太平洋沿岸，工業化的資本主義農場開始興起，一個個村落據點發展為大都市，淘金的熱浪席捲整個加州，投機與壟斷成為時髦的詞彙；無疑，這是一個充滿着機遇與挑戰的進步年代。而這也恰恰是當時美國社會的另一特徵，伴隨着工業化與西進運動巨大的成就，資本主義的弊病也在美國社會凸顯出來：到19世紀末，300家大型托拉斯控制了全國40%的生產，其影響力更達到80%以上，同時1%的人的收入超過了這個國家另外50%的人的總收入。勞工貧困化，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大企業與小企業矛盾，西部地主與東部資本家的矛盾等各種社會矛盾空前的尖鋭化，進步與貧困並存，繁榮與危機同在，這不是什麼黃金時代，而是馬克·吐温諷刺的“鍍金時代”。尤其在喬治成長的西部，那裏一面是狂熱的土地投機和淘金浪潮，吸引着人們蜂擁而至；另一面卻是嚴重的失業和低工資，農民遭受投機商、鐵路公司和農場主的多重壓榨，即亨利·喬治所言“物質的進步帶來的卻是勞動者的普遍貧困。” ^[4] 

《進步與貧困》中亨利·喬治在美國西海岸，看見成千上萬的人在挖礦、築路、伐木，而對這些自然和人造資源的擁有權最終卻落到了極少數人的手裏。擁有土地的人很富裕，而在土地上辛勤勞作並以此養家餬口的人卻很貧窮。喬治認識到，士地所有權集中在少數有特權的富人手裏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貧困會隨着國家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主要因素。

亨利·喬治認為土地是經濟活動的自然基礎，因而對土地的控制權是一切的基礎。他指出，控制土地就意味着控制了整個經濟結構。就象對空氣和陽光一樣，沒有人可以對土地擁有私人權力。亨利·喬治認為：“分配的不公是由於土地所有權不平等造成。因為土地的歸屬是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最基本因素，它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乃至文化和道德等諸方面的形式。”

喬治建議，一個人能合理地管理多少地，就應該分給他多少地。當他不再需要土地時，他也就沒有權力再擁有土地。而地租則應該交給社會團體作為政府的開支。應該取消其他形式的税收，如進口關税、個人財產税、繼承遺產税、以及收入税等等，而只剩下一種税，即地租。 ^[5] 

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美國庸俗經濟學家，政論家，生於舊金山。1855年在商船上工作。後當過印刷工人。1868—1869年創始單一税理論，1880年在紐約發起“亨利·喬治運動”，認為在社會的進步過程中財富的積累和貧困的根源是由於少數人佔有土地。鼓吹“士地改革運動”，主張社會改良主要目標是杜絕“不勞而活”的情況，把土地變為國家所有，徵收土地單一税。主要著作有《進步和貧困》《什麼是單一税和我們為什麼實行單一税》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