逨盤

商周銅器的出土，西漢時期便有記載，當時研究者的興趣側重於銘文文獻價值，對於這些銘文書法藝術的價值，到宋代才較為重視。宋人薛尚功所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已將這些銘文視作‘法帖’。可見士人們對於銅器銘文書法藝術的重視程度，清乾嘉至民國期間，金石學走向繁盛，許多重要銅器也相繼出土。

皇家有《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的編撰。私人的有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天大瀲《寒齋集古錄》、吳式芬《捃古錄全文》、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孫詣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羅振玉《三代吉全文存》等專著的相繼出現，足見一時之盛，眾多的書法家在此研究成果基礎上，不僅對銘文文字的辨識有了極大的提高，對青銅器銘文書法的關注和理解，也遠超兩宋。其時擅長全文書法的書家林立，其中著名的如張廷濟的摹寫規矩；陳介棋的‘兼體’並雜：吳大激以小篆筆法寫全文，精熟過人；黃牧甫在小篆全文間徘徊，靜穆端飭；吳曰碩以石鼓為本，蒼雄渾厚；王福庵取小篆筆意結合金文字形，古雅嚴整；羅振玉、容庚自然古雅，文氣濃郁；胡小石駁殘遲澀，金石味十足；黃賓虹揉進畫法，古意別具：他們從斑駁古奧的前代銘刻中各自獲得藝術的靈感，超越前代，自立面目。不僅在書法創作上，在篆刻作，叫中也大量地借鑑和運用金文，以金文入印，開了一代風氣，影響深遠。因此，乾隆年間出土的散氏盤，道光年間出上的大盂鼎、毛公鼎，光緒年間出上的大克鼎等重器銘文，被人們奉為經典，競相臨習，至今成為學習篆書的重要範本、聲名顯赫的法書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