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玲玲

我的研究有兩個不同但相關的方向，其一是婦女史。我大學和碩士班階段，從沒上過婦女史的課程；1995年到美國念博士班時，才開始接觸婦女史，也產生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到了近代，中國婦女有機會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及從事職業，她們如何面對角色的轉變，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我的博士論文〈尋找「新女性」：上海的職業婦女，1912-1945〉，即探討職業婦女的出現，以及國家與社會如何建構「新女性」形象以迴應救國、強國的號召。許多人把「新女性」定義為對抗一切傳統價值的「五四女英雄」，並把「賢妻良母」的理想定位為「保守反動」。我則認為這種二分法不足以涵蓋「新女性」論述的複雜性及歧義性，有時論者也必須與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期望有所妥協。換言之，「新女性」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鼓吹的定型化的形象，而是國家、社會及婦女本身權力協商下的結果。

回台灣工作後，我開始發展城市文化史的新計劃，特別注意到民國上海百貨公司的作用。其實我的碩士論文即以上海永安公司作為考察對象，不過我主要把它當作中國企業現代化的案例，檢視中國商人如何在現代零售商業技術及傳統經營智慧之間取得平衡。十年之後，我以新的角度來詮釋百貨公司史，特別注意到新式企業的社會文化意涵。百貨公司是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的新商業組織，其代表的意義不僅是改變經營方法的「零售革命」，更是體現新消費方式的「消費革命」。透過培養新的品味及生活方式，百貨公司重新塑造「現代市民」，這與國家現代化的計劃不謀而合。本研究以日常生活與日常政治的角度，把我們帶回至今爭論不休的論辯中，即體制與消費者的權力拉鋸戰。與其爭辯何者權力為大，本研究更想探討的是權力的極限，五光十色的百貨商場所反映的，正是資本家與消費者的權力競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