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幹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閤中有離。何則？道有精粗，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粗，舉措均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

商鞅三説秦孝公，前二説不聽，後一説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説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説，雖粗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説者不在善，在所説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説無方，而野人説之;子貢之説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説。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

或無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準主，觀鑑治內，調能定説，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説，以夏進爐，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佑之有乎？”

進能有益，納説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佑，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爐以炙濕，冬時扇以火。世可希，主不可準也；説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為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準主而納其説，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準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説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準主調説，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1] 

王充（27～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説無着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