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水優

曾任駐倫敦參事、外國局長、理事等，1981年調任日商巖井（現雙日）專務董事，此後歷任副社長、社長、會長。他熱心於金融界活動，1981年到1985年擔任經濟同友會代表幹事。 ^[1]  其父速水量平就職於三菱銀行；兒子速水謙是數學家；就職於日本國立情報研究所，女兒速水洋子是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教授。

平成10年（即1998年），松下康雄因貪污引咎辭職，速水優作為他的繼任者擔任日本銀行總裁。由於長期供職金融業，1998年上任的速水優熟知日本金融正在面臨什麼樣的挑戰：日本經濟在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後的1997年下半年，嚴重的金融機構問題開始顯現，北海道拓殖銀行和山一證券的垮台形成的儲户和投資者不安情緒正在蔓延，雖然日本銀行在市場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政府也採取各種對策，使混亂較快地被平息，但是，動亂的金融體系造成各金融機構加強對貸款持審慎態度企業固定投資開始出現明顯的下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速水優肩負起重擔，成為日本央行第28任總裁。 ^[2]  速水優註定是一個譭譽參半的爭議人物。他領導日本銀行的時期（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恰逢日本上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的高潮和尾聲。為了重振疲弱的日本經濟，拯救壞賬如山的銀行體系，在速水優領導下，日本銀行採取了一系列前無古人的激進政策。1999年2月，日銀首次將名義利率降到零；2001年3月，為了應對長期持續的通貨緊縮，日銀在保持零利率的同時，開始買入日本國債，以政府債務貨幣化的方式向市場繼續釋放流動性，也就是著名的“數量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2002年至2004年，為了防止銀行業的系統性崩潰，日銀大量購買商業銀行的股票，向銀行注入資本。關於這些激進政策的實際效果，理論界歷來眾説紛紜，爭議不息。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的各主要央行，紛紛走上零利率加數量寬鬆的“非常規”貨幣政策之路。自雷曼倒閉以後，美聯儲大力擴張其資產負債表，買入大量金融資產並釋發鉅額流動性，伯南克將之措辭為“信貸寬鬆”（Credit Easing），其機理與當年日銀的政策並無二致。

回首當年，有意思的是，速水優從來都不是數量寬鬆政策的堅定支持者；相反，他一向以強硬的反通脹傾向聞名。某種意義上，這個貨幣政策的“鷹派”人物，在一個錯誤的時間被安排在一個錯誤的位置上，去執行與他的經濟學理念相違背的政策措施。速水的大部分職業生涯在“二戰”後的日銀度過，早期更集中在國際事務；當時全世界央行都視德意志銀行的貨幣政策為圭臬，自由市場經濟、堅定的反通脹立場加上央行的獨立性，是所有央行官員的理想。速水的宗教信仰則加深了這種原則性：與大部分日本人不同，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的貨幣政策理念有着理想主義的內核。外表上，速水是一個非常謙遜和藹的長者，但是事關貨幣政策的原則，他會變得毫不退讓，敢做敢言，在日本政商兩界素有頑固之稱。 ^[3] 

長期以來日本銀行（日本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作為大藏省的附屬機構在發揮作用，對自民黨的政治決策言聽計從。但速水優在其任期內改變了這一點。從1998年至2003年速水優擔任日本銀行總裁，他促成通過的新《銀行法》給予了日本銀行前所未有的獨立性：日本銀行的使命就是確保通貨價值及其穩定，因而中央銀行從利率政策到公開市場操作等所有政策，均由總裁、兩名副總裁和6 名審議委員構成的政策委員會定奪。這使財務省（原大藏省）失去了對日本銀行進行業務干預的權力，以及對日本銀行正副總裁的解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