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濟門

明朝洪武初年，通濟門由原集慶路舊東門截城壕增建，因臨近秦淮河用船形取同舟共濟之意而命名為通濟門。明朝南京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都城南京的營建承襲了南唐金陵城的格局，並在都城周圍整修、開鑿護城河。護城河相互連通，規模空前，成為世界上最長的護城河。其中外濠（即外秦淮河），成為明都南京城南的護城河，寬闊的秦淮河還承擔着向都城運輸漕糧的重要任務，南京城通濟門和三山門（水西門）是遙相對應的兩個船形甕城。通濟門在建成之初，便成為南京的重要地標建築。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6月3日夜，剛剛表示要帶頭拼死守衞南京城的弘光帝（朱由崧）連夜從通濟門逃出南京，連輔佐他的馬士英都不知道。15天后，弘光帝被捕，清軍特地押他回京從通濟門入城。

清軍佔領南京後，將全城一劃為二治之。從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兵房，西為民舍。原住城東和城北的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啼哭滿路”，騰出的地方讓給入城的清軍駐防。頓時，“西南民房一椽值一金。”這是南京歷史上的一次城內大規模移民，通濟門成了“座標點”。 ^[1] 

1928年春夏之際，曾有人提議將通濟門改名為“共和門”，以紀念當年孫中山先生在南京開創共和之偉業。改名後的“共和門”，曾一度被使用過，甚至還出現於地圖上，但終未被國民政府正式命名。 ^[1] 

1937年12月9日，侵華日軍從南京東郊、東南、南面3個方向，抵達南京城牆附近。在攻擊光華門失敗後，日軍遂轉向通濟門方向。上午10時許，經過激戰，日軍在光華、通濟兩門外，“遺坦克車六輛，屍體二百餘具於大道兩旁，我軍士氣大振，光華、通濟兩門均已轉危為安。”在南京保衞戰中，通濟門曾是中國守軍抗擊日寇的見證之一。 ^[1] 

1954年9月，南京市人民委員會及南京市政治協商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對南京市工務局提出的《南京城牆保護原則》進行討論。會議決定：“南京古城牆除有歷史文物價值的，有助於防空，防洪及點綴風景的部分應予保留外，其他部分一律拆除”。通濟門為中央文化部指定保留的城門之一。

1958年1月，毛主席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對南京拆城牆做了明確的讚賞：“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隨後南京的拆城運動進入到一個新階段，直到60年代拆城牆之舉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拾。最初經過當時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朱偰等一批有識之士竭力保護下來的通濟門、三山門等最終沒有逃過劫難。慶幸的是，南京市建設局勘察測量大隊在20世紀50年代用平板儀測繪了一張通濟門甕城平面圖，為通濟門甕城遺址的考古工作及復原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原始材料。

1960年10月，白下區人民委員會開始拆除通濟門甕城兩道城門。

1962年10月，拆除工程再次啓動，延續到了第二年初。

1963年5月，通濟門及內甕城拆除後，土方及石料未及時清理，還遺留了條石墩子10個。交警二中隊及交通分局以“通濟門是城鄉要道，進進出出拖糞車、街道衞生垃圾車、郊區菜農挑菜進城，非常擁擠”為由，多次向白下區第二土石方工程隊提出意見，而且“當地居民羣眾也紛紛提出意見”，最後由該工程隊清除了這10個條石墩子。

1963年底，通濟門及甕城地面建築被徹底拆除，城牆最後的石墩被清除。

2002年，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隊在龍蟠中路凱悦天琴小區建設工地，發現了通濟門東面的城垣。

2006年，又在這個工地發現了從外往裏的第4道城門遺址。

2010年，考古隊員找到了當年的城牆遺址，並且推斷出是通濟門西側城牆。遺址所在地大概有600平方米，依然能看到當年城牆拆除後遺留下來的牆基，牆基全部是用青磚砌成的，有一條是東西走向，而另外一條則是南北走向。發現城牆遺址後，文物部門表示，如果將多次考古數據彙總，有望還原歷史上完整的通濟門，在龍蟠中路399號，要儘快建立一個城牆遺址公園。

通濟門是南京十三座明代京城城門中規模最大、佔地面積最大的城門，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門，坐北朝南，有三重內甕城。進門向東北而去是森嚴的皇宮區，向西南而行則是熱鬧的秦淮商業區，因此堪稱南京的咽喉要道。最特別的是它的外形被設計成福船型（魚腹型），扼守在內秦淮和外秦淮的分界點上，是中國古代防禦性建築的傑出代表，世界城牆史上獨一無二的傑作，其形制和規模在中國絕無僅有。

出於歷次考古發掘條件的限制，歷次發掘均面積不大，且集中在第2重和第3重甕城區域，難以揭示通濟門甕城遺址的全部面貌。現以左右對稱分佈之原則大致推算通濟門第2重和第3重甕城的尺寸如下：兩重甕城的城垣寬度約5—6米，門道寬4.8米，門道左右各設有門墩，東西寬7.6米、南北長10.1米，由此可知通濟門第2、3重甕城城門東西面闊20米、南北進深10.1米，甕城寬度大約115—120米寬，長則在25米左右。

2002年4月，位於秦淮區大光路167號的凱悦天琴樓盤工地施工時發現了與明代通濟門甕城有關的附屬建築遺存，南京市博物館考古人員隨後進行了正式的考古發掘。經過發掘，清理出一段南北向條石遺蹟，殘長25.8米，殘高0.4—1.55米，殘存1—5層不等。條石最底一層打磨毛糙，不甚平整，以上各層外側及咬合面均修琢規整而光滑。包砌條石長0.6—1.10米、厚0.27—0.35米，由下至上逐層內收2—3釐米。牆體內側緊貼包砌條石有城磚砌成的防護層，寬約0.85米。防護層內的城牆內芯充填不規則形狀的石塊，石塊與石塊間用黃土和石灰混漿嵌築夯實。從其砌築方式以及位置走向來看，凱悦天琴樓盤工地發現的這段條石遺蹟，應為明代通濟門甕城東側呈南北走向的牆垣內壁殘跡。該段城牆牆基下面疊壓的文化堆積有兩層，累計厚約3米。第1層為明代夯築層，由黃土夾雜厚石灰漿及碎磚瓦等夯築而成，約2.2—2.5米；第2層為南朝文化層，厚約0.6—0.8米。黑灰土，土質較軟，含砂。出土物有南朝時期的青瓷器殘片、印紋硬陶片等，未發現南朝以後的遺物。第2層下為流沙層，無包含物。

2002年3月，香格里拉花園工地在施工過程中發現古代城磚，南京市博物館聞訊後即派考古工作者前往施工現場調查並於2002年4月入場進行了考古發掘。經過清理，發現了一段明代城牆遺蹟，為正東西方向，東西殘長5.5米、南北殘寬3.5米，系以明城磚錯縫平砌而成，黏結劑為石灰拌和物，自下至上殘存13層磚，殘高2.7米。從其南壁作疊澀狀由下往上層層內收的情形來判斷，應屬明代通濟門東垣外壁（南壁）一側的殘存遺蹟。根據遺蹟平面殘存結構，可以確認該段城牆內外皆是以城磚層層砌築的，部分城磚上有模印的“寧國府口”等銘文。磚牆以下的底基為細砂、黃土、石灰拌和並加夯，內側充填塊石，因地下水富積而未進一步下挖，故其基礎深度未能探明。

2006年初，由於在建的南京城市快速內環東線工程南端隧道人口處涉及通濟門甕城基址，南京市博物館於當年4月對可能涉及通濟門甕城的施工場地用機械鑽機進行了鑽探，大體摸清了通濟門甕城的南北進深，並據此進行了正式的考古發掘。在工地南端發現呈東、西對稱分佈的條石一層，彼此間距4.8米，編號為D1。其中，D1東側僅存呈東西、南北走向的條石各一，其餘皆已在施工中被毀；D1西側條石組合的保存情況較東側稍好，可見出其東西兩端寬7.7米，但其兩頭向南延伸部分亦遭施工破壞。條石鑿制較為規整，長1.05—1.7米、寬0.8—1米不等，但厚度則統一為35釐米，位於東北角上的一塊方石上鑿有榫窩。在D1以北19米處，亦發現條石砌建的遺蹟，編號為D2。礙於施工進展，只清理了D2的西側部分，結果顯示其平面結構大體為一由條石砌建而成的長方框形，東西寬7.6米、南北長10.1米。其中除南邊僅殘存最底部的一層條石外，東、西、北3邊尚存2層條石。其底層條石的形制與D1相近，厚度同為35釐米，而位於東北角與東南角的也都鑿有榫窩。D2東側部分雖未及清理，但勘探情況表明其亦與西側條石的組合形制相對應。總的來看，在TGl內發現的D1與D2，不僅在平面分佈上呈垂直平行之勢，在形制乃至具體尺寸上也多有符合之處，再結合其所在方位，可以確認這兩組條石構築物即為明代通濟門甕城自南向北的第2、3重甕城的門墩遺蹟部分。由此亦可判定，通濟門城門與第1重甕城的基址部分均已在施工中被掘毀殆盡。甕城門墩條石以下，即為夯土層。夯土層厚約2.6米左右，共計9層，每層皆以厚薄不一的純淨黃土與碎磚瓦相間，層層交錯夯築而成。在夯土層以下，有一層厚0.25—0.6米的淺灰褐色土，土質較鬆散，包含物有少量碎磚瓦、小石片以及若干具有晚唐五代特徵的青瓷片。該層以下有厚1米左右的淺灰色流沙層，土質鬆散，未發現包含物。流沙層以下即為生土。

2010年3月至6月，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部在龍蟠中路裘家灣片區綜合樓項目工地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考古發掘，發現條石砌築的城垣兩條。編號分別為Q1、Q2。兩條牆基大致呈垂直狀態，連接之處已被破壞。Q1大體為東西走向，牆體略呈弧形。牆體距地表約0.5米，長約19.05米，寬約5.6米，高約0.55米，為平地起築，即條石砌在地面以上，現存土襯石及條石各一層。土襯石為建築之基礎，根據現場發掘的情況，土襯石為長0.64—0.71米、寬0.12—0.27米、高約0.2米的長條形石塊，打磨毛糙，不甚規整，其與條石的接觸面亦不光滑。土襯石比牆體略寬，寬出部分即金邊，金邊寬度並不規則，長0.08—0.20米。土襯石之上用長0.18—1.15米、寬0.21—0.5米、高0.3—0.34米的條石包砌，砌築方法為一順一丁，在牆體內部形成犬牙交錯狀。城牆內芯填充大量大小不一、形狀不規則的石塊以及少量磚塊。石塊與石塊之前則用黃土和石灰交漿嵌築夯實。從條石上石灰漿澆築的痕跡可見上層條石內收2—3釐米，從而形成剖面呈梯形的牆體。Q2大體為南北走向，距地表約0.7米，長約25米，寬約5.45米，高約0.5米。Q2構造則基本與Q1相同，但保存狀況相對較差，牆體中部已被現代建築破壞。綜合地理位置、建材與具體的構築方式分析，Q1應為通濟門甕城第2重城垣西部的遺存，Q2應為通濟門甕城西側城垣。牆基以下即為明代夯土層，厚約3.3米，共計10層，每層以厚薄不一的純淨黃土與碎磚瓦、碎石塊、石灰等相間，層層交錯夯築而成，其中包含有少量的龍泉窯瓷片。此層即為所發現城垣之基礎。夯土以下為較硬的淺黃色土，包含鐵鏽斑，夾雜白色土並板結成塊，即為生土。

對明代通濟門甕城遺址的歷次考古發掘，大致以現今龍蟠中路為中軸線、在其左右展開，發掘結果亦表明通濟門甕城確實分佈在龍蟠中路左右。如龍蟠中路東面為凱悦天琴樓盤工地，發現了甕城東側城垣內壁遺蹟；龍蟠中路西面為裘家灣片區綜合樓項目工地，發現了甕城西側城垣遺蹟；龍蟠中路上發現了第二、三重甕城的門墩遺蹟。綜合歷次考古發現，大致可以推斷通濟門甕城主體在龍蟠中路上，南北長約100米左右，東西寬約120米左右，北距九龍橋100米左右，南距大光路70米左右，西距秦淮河5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