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濟渠

通濟渠(16張)

通濟渠的前身是戰國時的鴻溝。鴻溝是戰國時期陸續開鑿成功的，是當時中原大規模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364年，梁惠王欲稱霸諸侯，從山西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都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西），遷都後兩次興工開鑿運河。

公元前360年，魏國曾在黃河圃田（今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西）間開鑿一條大溝，引黃河水入圃田，又從圃田開鑿運河用於農田灌溉。

公元前339年，魏國又從大梁城的北部開鑿大溝引圃田水灌溉農田，這就是鴻溝最早開鑿的一段。鴻溝的主幹，以魏都大梁為中心，從今滎陽縣（今鄭州市滎陽）以北，和濟水一起分黃河水東流，經過魏都大梁，折向東南再經過陳都宛丘（今淮陽縣），向南注入潁水，而潁水下流注入淮河。另有丹水成為鴻溝的分支，從大梁東流到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注入泗水；睢水從大梁以南自鴻溝分出東流，經過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經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江蘇睢寧縣以北，注入泗水；濊水也在大梁以南從鴻溝分出向東南流，經過蘄（今安徽省宿州南）而流入淮水。這樣以大梁為中心，就構成了濟、汝、淮、泗之間的水運交通網。大梁憑藉優越的水利交通條件，初步顯露出它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成為“諸侯輻輳”的魏國國都。魏國滅亡後，鴻溝不斷遭到譭棄，秦漢南北朝之際，這裏先後出現過沙水、蔡水、汴水、官渡水、莨蕩渠等名稱的河流，儘管這些河流並不是一個河牀，可走向都是自開封附近或南或東，大體上都是東南走向，流入淮河。

605年，開掘的隋唐大運河的首期工程，連接了黃河與淮河，稱之為“通濟渠”，貫通了洛陽到揚州，作為中華帝國最鼎盛時期的交通大動脈，“樞紐天下、臨制四海，舳艫相會、贍給公私。”

605年，楊廣力排眾議，下令由傑出工程專家宇文愷主持，開鑿大運河，主要是開鑿通濟渠和永濟渠。“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梁，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黃河），自板諸引河通於淮”，長1000多公里。 ^[5]  通濟渠施工時，充分利用了舊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行龍舟，龍舟舟體巨大，運河必須鑿得很深，否則無法通行。如此浩大而艱鉅的工程，楊廣要求的時間卻極短。從3月動工，到8月就全部竣工了，創造了人類開鑿運河的奇蹟。當然，這種奇蹟的創造，付出了血的代價。在鑿渠和造船過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官員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

通濟渠開通後，楊廣立刻從洛陽登上龍舟，帶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幾千艘舳艫，南巡江都。因此，隋朝時稱通濟渠為御河。

《虞城縣志》記載了一段楊廣沿通濟渠“巡遊”的盛況：“偕皇后、嬪妃、貴戚、官僚、僧尼、道士等，分乘龍舟、雜船五千二百餘艘巡幸江都。” ^[6]  楊廣乘坐的龍舟，實際上是奢侈豪華的水上宮殿，其“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飾以金玉，下重有內侍處之”。而皇后乘坐的翔螭舟，除尺寸略小一點外，其裝飾和龍舟無異。在龍鳳舟前後，另有三重高的花、鳥、蟲、魚綵船九艘，作為流動的“浮景”以供帝妃、王儲、公主們遊樂。這些龍鳳舟和“浮景”船隊，組成水上宮殿羣體。尾隨其後的是各類隨行官員的船隻數千艘，其後還有補給船隻，承載各種供奉之物，以備隨時之用。

這十幾萬人的“流動宮殿”，穿州過縣，遊山玩水，樂壞了皇帝、嬪妃，忙壞了地方官吏，害苦了黎民百姓。

隋大業十二年（616年），楊廣決定三遊江都。當時，全國已經民不聊生、烽煙四起，一些耿直之臣上書勸諫，結果多人被殺。當楊廣所乘龍舟行至梁郡（今商丘）時，官紳帶領一些羣眾攔路上書諫阻，結果同樣慘遭處死。就是在那次巡遊到達目的地江都後，失道寡助的楊廣被“右屯衞將軍”宇文化及勒死在江都行宮。

608年，隋煬帝沿洛陽東北方向開鑿永濟渠，溝通沁河、淇水、衞河，通航至天津，接着，溯永定河而上，通涿郡。

610年，隋煬帝繼續開鑿江南運河，使得鎮江至杭州段通航。至此，以京都洛陽為中心，通過永濟渠、通濟渠兩大渠道，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總長2700公里的中國南北大運河全線貫通。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滅亡。高宗趙構逃到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建炎二年，高宗為了阻遏金兵繼續南侵，命令東京（指今開封市）留守使杜充故意決開黃河，讓黃河水沿汴河東南來。這次人為的決口並沒能阻止住金人的南進，卻使汴河長期流淌着黃河水，泥沙逐年沉積，河牀越來越高。加上這裏成了金兵的地帶，金國人並沒有利用汴水搞漕運的要求，因此也就不加治理疏浚，以至有的地方的河底高出地面，枯水時乾涸成為路面。南宋一位丞相坐船出使北方和金議和。到了汴河故道不得不棄舟而騎馬。他寫道：“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湮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指在河底上蓋了房子）。”他又説“宿州一帶汴河底多種麥”。這就可能看出汴河到了南宋後期，已經變成乾枯的地上河 ^[1]  。

通濟渠自河南省鄭州市滎陽的板渚出黃河，至江蘇盱眙入淮河，共流經現今3個省6個市20個縣區，全長650公里。順序為：河南省的滎陽、鄭州市、中牟縣、開封市、杞縣、睢縣、寧陵、商丘市、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 ^[7]  、宿州、靈璧、泗縣；江蘇省的泗洪、盱眙。無論從規模、長度或從地理位置上講、通濟渠在整個大運河系統中都佔有重要地位。通濟渠在唐宋時期稱作汴河、汴水。

黃河和淮河之間的水運，戰國時已為鴻溝所溝通。西漢以後，這條運道便逐漸被汴渠（即汳水）所代替。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又進一步對汴渠進行了整修和局部改建。隋煬帝在此基礎上於大業元年（公元六零五年），“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注：《資治通鑑·隋紀四》卷一八零。通濟渠是隋大運河中最重要的一段，它分二段鑿成：一段自今河南洛陽縣西的隋帝宮殿“西苑”開始，引谷、洛二水達於河，大概循着東漢張純所開陽渠的故道，由偃師至鞏縣的洛口入黃河；另一段自河南的板渚（今河南滎陽縣汜水鎮東北三十五里），引黃河水經滎陽、開封間與汴水合流，又至今杞縣以西與汴水分流，折向東南，經今商丘、永城、宿州、靈璧縣、泗縣、泗洪縣，在盱眙之北入淮水。通濟渠在今商丘以下趨向東南，直接入淮，這是與東漢的汴渠入泗不同的。因舊漕渠自今徐州以，下，流經泗水。由於泗水河道彎曲，又有徐州洪和呂梁洪之險，所以通濟渠改行新道，撇開徐州以下的泗水逕直入淮。同年，“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③[注：《資治通鑑·隋紀四》卷一八零。]同時還進一步疏浚了山陽瀆。通濟渠和山陽瀆共長二千餘里，渠廣四十步，兩岸築御道，並種了柳樹，既可護岸，又可給牽船人遮蔭。

《禹貢半月刊》載《隋運河考》指出：“《史記·秦本紀》中記載，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河南通志·．河防考二》：“河溝者，鴻溝也。” ^[8]  《水經注》：陰溝本莨蕩渠，在浚儀縣（開封市）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經其北，遂自梁溝為莨蕩渠，亦曰鴻溝。漢名之曰汴渠、莨蕩渠。至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詔修汴渠。嗣後五胡亂華，晉室南渡。此渠漸淤塞。至東晉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劉裕伐後秦，始開汴渠。宋書武帝紀：閏月，公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此即後來隋之通濟渠也。”

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從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始挖掘，以不到六年便完成了。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河流得以溝通，全長兩千多公里。它以洛陽為中心，西通關中盆地，北抵華北平原，南達太湖流域，東至淮海。對隋朝以後南北物資的交流，經濟的發展，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

大運河共分四段。第一段是廣通渠，引渭水從大興城（長安）到潼關，長一百多公里。第二段是大業元年開鑿的通濟渠，從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黃河，再從板渚（今滎陽縣東北）引黃河水東南流，經成臬、中牟、開封、陳留、杞縣、寧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州、靈璧，到盱眙北，達於淮河。同年，隋煬帝又徵發淮南民夫十多萬人開通山陽瀆，引長江水經揚子（今江蘇儀徵縣）到山陽（今江蘇淮安縣）與淮水通，通濟渠連同山陽瀆，全長一千多公里，成為溝通黃河、淮河、長江的重要通道。第三段是大業六年（公元610年）開的江南運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南至餘杭流入錢塘江，全長四百公里。第四段是大業四年（公元608年）開的永濟渠，引沁水東北通涿郡（今北京）。可見，無論從規模、長度或從地理位置上講、通濟渠在整個大運河系統中都佔有重要地位。通濟渠在唐朝以後稱汴河。

通濟渠到元代才湮塞，《開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門、下水門，歲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萬石達京師。常至決溢，設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黃河決，始淤塞。舊府治南有汴梁故跡，即其地也。” ^[9] 

《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志》卷十四《河防》：汴河在府城門南五里，或曰即浪蕩渠，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覆成平陸矣。 ^[10]  （元代年號中有兩個“至元”，分別是公元1264-1294年、公元1335-1341年。）

《宿州志》（清。光緒 何慶釗等修撰）卷三《輿地志》：（汴水）南渡後漸湮。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埇橋亦廢。 ^[11] 

《宿州地區志》“元泰定元年（1324年），黃河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宿州埇橋亦廢。” ^[12] 

《宿州市志》“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汴水復于徐州與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經宿州城的汴水湮沒，埇橋由此廢。” ^[13] 

大運河開通後，對促進中國的商貿往來、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言：“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苦，後代實受其利焉。” ^[14] 

隋唐大運河開通之後，運河岸邊的一些碼頭及舊城因運河的航運而迅速發展與繁榮了起來，如運河南端的杭州，長江岸邊的江都，運淮匯合處的楚州（今淮安），運黃匯合處的汴州（今開封）及運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濟渠，更是連接黃河文明與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動脈。當時，通濟渠兩岸的城鎮商業繁榮、店鋪林立。當時的宋州，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聞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時，因其繁榮與興盛而被建為南京。 ^[2] 

大運河的通航促進了商丘的繁榮。大運河通航後，商丘成了唐、宋時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盡顯交通樞紐地位。唐玄宗時期，爆發了“安史之亂”，叛軍南下必須經過睢陽（商丘）城。唐代名將張巡以數千老弱病殘之軀，抗擊叛將尹子奇統領的10萬大軍達10個月，極大地消磨了叛軍的意志，延遲了叛軍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戰亂之苦。

通濟渠是大運河重要的一部分，除洛陽至黃河的一小段外，通濟渠絕大部分是“引黃入淮”，因黃河水攜帶着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經常疏浚。唐、北宋時期，朝廷都成立了專門的部門，負責疏通河道。北宋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為解決通濟渠的淤積問題，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黃河水處，向西開渠50裏，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質。據記載，通濟渠在唐、北宋時期的航運地位顯著，每年的漕運量由唐初的20萬石，逐漸增大到400萬石，最高達700萬石（約合今11.62億公斤）。

通濟渠開通航運後，商丘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城市人口顯著增加，至唐代時已成為全國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詩人杜甫、李白等紛紛慕名到商丘遊覽，並對當時商丘的繁華用詩詞大加讚頌。杜甫在《遣懷》詩中寫道：“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李白在《梁園吟》中寫道：“舞影歌聲散綠地，空餘汴水東流海。”劉昭允説，從這些千古傳誦的佳作中，可以隱約看到一座繁華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達，汴水（即大運河）直達於海，舟車來往，絡繹不絕。城內街道寬闊壯觀，住着達9萬户的居民。每當夜幕降臨，酒館茶樓高朋滿座，燈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開懷暢飲…

南宋時期，隨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濟渠的漕運地位逐步減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運河河牀逐漸淤塞斷流。據《攬轡錄》記載，北宋滅亡後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國的時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經斷流。元、明、清時期，朝廷再修大運河的時候，將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蘇杭。通濟渠越來越落寞，成了一些文人騷客吟詩填詞、寄託哀苦的荒草堤。歷史意義

通濟渠鑿成後，與邗溝便成為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動脈，南來北往的舟楫多走這一水道。特別是它對南糧北運，意義更為重大。隋煬帝在洛陽周圍建有許多大型糧倉，如洛口倉（又名興洛倉）、回洛倉、河陽倉、含嘉倉等，這些倉城都儲有大量糧食，其中洛口、回洛兩倉，即多達2600多萬石，它們中的一部分，便是經通濟渠從江淮一帶運來的。

古通濟渠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項宏偉工程，是祖先留下來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對研究隋唐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及當時的水利史、航運史、造船技術、陶瓷技術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通濟渠鄭州段位於鄭州市惠濟區，包括通濟渠索須河段和通濟渠惠濟橋段。通濟渠索須河段為現狀河道，西自豐碩橋，東至祥雲寺村與賈魯河交匯處，長約16公里，呈西—東走向，部分河段河面寬40餘米，河堤基寬20餘米、頂寬近7米，河牀寬200～300米不等。此河道為不通航河流，主要是城市泄洪排澇景觀河道。通濟渠惠濟橋段經考古調查和局部試掘，確認埋藏於地下的河牀、河堤遺蹟基本保存完整。現已探明的河道北起東孫莊村東側黃河南岸大堤處，南至索須河段豐碩橋處，全長約4公里。除惠濟橋處尚保留一段河道外，其餘部分均已埋於地下。考古勘探顯示，地下埋藏部分運河故道寬 150～220米，兩側斷續保留有河堤，經勘探河堤頂寬 4～6 米，底寬8～12米。 ^[15] 

通濟渠在商丘市自西向東流經睢縣、寧陵縣、梁園區、睢陽區、虞城縣、夏邑縣、永城市，全長199．7公里。 ^[16] 

通濟渠商丘南關段位於商丘古城南約2.5公里，是通濟渠沿線重要的河道與水工遺存，展現了唐宋時期通濟渠夯土駁岸的形制與工藝，以及通濟渠巨大的河道規模，反映了河道歷史的線路與走向。 ^[17] 

考古發現的商丘南關遺址段河道長約1公里，寬約120米，河深16米，呈東西走向，是目前通濟渠沿線發現規模最大的一處河道、駁岸遺址。 ^[17] 

遺址核心內容包括一段長約60米的河岸及大面積伸向河道內的突堤遺存面，距地表深4.2～5.2米，遺存面上車轍和行人的足跡清晰可見，已清理出的河岸高度約5米，均為夯土築建，這為真實瞭解隋唐至北宋時期通濟渠的使用時間、河道變遷、疏浚歷史，以及河岸的築建方法、加固方式、加高過程、用料選擇等提供了考古實物資料。 ^[17] 

商丘南關遺蹟和遺物因有厚達4～10米的淤沙覆蓋，保存完整，考古清理出土遺物豐富，且較為罕見。發掘所見的夯築河岸地層中，包含了大量磚、瓦、陶器瓷器等遺物，特別是碎瓦塊數量眾多，可見當時運河沿岸歷史上房屋建築很多，生活居住的人也較多，充分顯示了當年南京碼頭的繁華盛貌。從清理出的河岸堆積看，此段運河沿用歷史較長。從兩次發掘出土的各類遺物綜合情況判斷，經清理揭露的河岸的時代大致屬於唐宋時期，最晚不會晚於金代，這與文獻中關於商丘南運河歷史的記載相吻合。河岸保存的最後使用時陡峭的立面及駁岸面上的各類遺蹟也保存完整，為真實瞭解隋唐至北宋時期通濟渠的使用時間、河道變遷、疏浚歷史；駁岸的築建方法、加固方式、加高過程、用料選擇；駁岸的構建形態、道路分佈、功能分區等首次提供了經科學發掘的實物證據。 ^[17] 

通濟渠商丘夏邑段是通濟渠沿線重要的河道與水工遺存，展現了隋唐宋時期通濟渠河道巨大的規模尺度、形制與工藝，反映了河道歷史的線路與走向。 ^[18] 

該遺址發現了規模較大的河堤文化遺存和河道遺存，主要包括：堤頂寬25米的早、中、晚三個時期上下疊壓的南側大堤遺存、堤頂寬30米的北側大堤遺存、兩堤之間寬約100至120米的河道遺存、晚期大堤外側多個時期堆築的大堤外護坡遺存、黃沙土粘土混合築成的晚期大堤頂面密集分佈的木樁、遺蹟等。由晚期大堤表面發現的典型宋代清釉瓷碗片推測，大堤的築建使用年代為唐宋時期（公元7至12世紀）。 ^[18] 

三個時期上下疊壓的大堤遺存反映了此段運河在唐宋時期（公元7至12世紀）持續進行修築與維護的情況。幾個時期築建的規模巨大的護坡大堤和木樁痕跡，證明了大運河在使用過程中經常清淤疏峻的歷史事實，反映了大運河大堤在使用期間得到經常性維修保護，加固清理的情況，是大運河通濟渠段作為宏大尺度的水利工程的考古證據，也印證了史書記載大運河大堤築建時使用樹樁加固大堤的史實，反映了隋唐宋時期通濟渠河道巨大的規模尺度，是中國古代水利工程高超水平的直接見證。 ^[18] 

此外，在南側大堤外側發現了順沿河堤方向修建的古代道路遺存，寬約16米，印證了史書中關於大運河堤外為官道的記載，為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提供了考古資料。 ^[18] 

此地區位於黃淮地區，與隴海、京廣、焦柳、京九和京廣等鐵路線相互交織；運河一線有平行公路，交通方便，如開封市區以西的大運河基本沿鄭開大道分佈，商丘以東的大運河基本沿商永公路分佈，安徽段基本沿永宿公路分佈；此地還有鄭州新鄭國際機場、徐州觀音機場，洛陽機場等。

通濟渠連接了長三角地區和中原城市羣。長三角是中國最主要的旅遊客源地之一，運河中部也靠近山東經濟區，西接關中城市羣。隨着人們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景區文化內涵的開發將成為衡量其生命力的重要指標。該地文化內涵豐富，具有很大的優勢。

旅遊資源豐富

洛陽、鄭州、開封和商丘均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外。這裏有馳名中外的嵩山、少林寺、龍門石窟、黃帝故里、龍亭等文化景點。開封附近的懸河等自然景觀，商丘古城是一座城摞城古城。

河南十分重視旅遊業的發展。河南在全國率先提出“旅遊立省”的戰略構想，對旅遊發展極其重視。大運河申遺一旦成功，城市知名度將有極大提高，會給沿岸城市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視，積極採取保護措施。在國家和省有關部門的統一領導下，許多市文物局已制定出下一步工作方案，形成了規範性的文件，依照行政法規進行保護。

大運河沿岸的鄭州、洛陽和開封是中原城市羣的核心城市，經濟實力較好，都是中國的旅遊城市，旅遊業發展相對成熟，具備相對豐富的經驗，可為通濟渠段的開發更好獻計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