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津之戰

東漢末年，孫權在江北濡須口（今裕溪口附近）建立了軍事據點，作為東吳的北門鎖鑰；曹操渡重兵據守合肥、皖城（在今潛山縣境），作為向南攻吳的基地。因此，魏吳雙方在這幾個地方頻繁進行大戰。

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操曾率兵在濡須口攻打東吳，攻破了東吳的江西大營，擒獲都督公孫陽 ^[13]  ，在感嘆孫權軍容整齊之後，返還許都 ^[14]  。

曹操擔心江西被東吳軍搶掠，於是，下令江西民眾遷移到中原。民間在相互轉告時，惶恐受驚，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有十餘萬户都東渡長江到吳地。於是，江西人口空虛。在合肥以南，只剩下了一座皖城。 ^[15] 

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孫權親征皖城，率領魯肅 ^[16]  、呂蒙 ^[17]  、甘寧 ^[18]  、淩統 ^[19]  等人攻打皖城，魏將朱光及守城軍民數萬人被俘。魏將張遼從合肥向皖城馳援，在增援途中得知皖城失守。於是，張遼在硤石的南面迅速築起了一座被稱為“南硤戍”的堡壘，作為合肥的前哨。 ^[20] 

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曹操再次出征孫權。謀主荀攸在隨軍的途中去世，曹操難掩悲愴 ^[21]  。十月，曹操從合肥返還許都。僅留下張遼、李典、樂進以及七千將士守衞合肥。

建安二十年（215年），孫權、劉備對峙於湘江，戰爭一觸即發。曹操趁機率主力西征漢中。曹軍主力進入漢中地界後，劉備還沒有與孫權開戰，雙方便議和 ^[22]  。

建安二十年（215 年）八月，孫權趁曹操用兵漢中之際，親率十萬兵馬攻向合肥。除了呂蒙、陳武、甘寧、淩統、潘璋、宋謙、徐盛、丁奉、蔣欽、賀齊等東吳將領明確參戰之外，由於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曹魏因西征漢中的張魯而在江淮地區的兵力非常空虛 ^[23-24]  。孫權在出徵合肥之前，與劉備完成了湘水劃界，所以，孫權不但調集了荊州地區的軍隊奔赴江淮，甚至還把多年以來在江東內部負責平叛的蔣欽 ^[25]  、賀齊 ^[26]  都調往了江淮前線，由此可見，孫權此時沒有後顧之憂，所以，當時駐守於江淮附近的東吳將領孫皎、周泰、朱然、朱桓、全琮等人，都應當參與此役。在明代小説《三國演義》中，太史慈、董襲等人也參與此役。此時，合肥只有七千守軍，曹軍主力又遠在漢中，不可能來得及赴援，在各方面來説，這場戰役東吳是佔據絕對優勢的。 ^[27-28] 

為此，張遼還在戰前開鑿了藏舟浦，從而用來隱藏曹軍的舟船。 ^[29] 

曹操在出徵張魯之後，派護軍薛悌送函到合肥，寫到“賊至乃發（賊軍到了才打開）”。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 ^[30]  ，孫權率領着東吳十萬大軍包圍合肥城。張遼等人打開曹操之函。函上寫道：“若孫權軍來到，張、李兩位將軍出城迎戰，樂將軍守城；護軍薛悌不得與敵人交戰。”因雙方兵力懸殊，諸將都對此指示感到疑惑。 ^[31] 

在“諸將皆疑”的氛圍中，張遼説道：“曹公正率軍在外作戰，等他率領的援軍到達時，孫權軍必定已攻破我們。所以這是在告訴我們在敵軍集合完畢前去攻擊他們。我們先挫折敵人的氣勢，以安定軍心，然後可以順利守城。成敗之機，就在此一戰，各位還有什麼疑惑？” ^[31] 

張遼、李典二人有着昔日的舊仇。為了防止二人因為舊仇而導致誤事，曹操在信函中示意，由張遼、李典共同負責出戰（楚文王被迫打黃國 ^[32]  、唐兜被迫降匈奴 ^[33]  ，都是因為守城者以消極的態度對待城外的戰友），由樂進負責守城。但曹操在信函中只提及了人員分工，卻不規定出城時間、進攻方向等具體措施。張遼打算在第二天清晨率敢死者登鋒陷陣，直衝孫權帥旗，可又擔心李典不願聽從自己的計劃。李典感慨地説：“此為國家大事。要看你張遼的計劃定得如何。我豈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 ^[34]  於是，當夜，張遼就在七千人中募選死士，選出了八百人。張遼又殺牛，開剝牛肉，將牛肉賞給八百名敢死者，準備着明日的大戰。 ^[35] 

第二天的清晨，太陽剛剛升起，張遼被甲持戟，親自先登，直陷敵陣。在衝入東吳的營壘之前，張遼就已經親自斬殺了數十名東吳士卒和兩名東吳將領。他一邊大聲呼喊着自己的名號，一邊登鋒陷陣，衝入東吳的營壘。此後，張遼繼續敢死隊向孫權主陣方向奮勇衝殺，一直衝到了孫權的主帥麾旗之下。孫權大驚，周圍的東吳諸將都不知該怎麼辦，於是便逃向一座較高的山冢，孫權的衞隊持着長戟防止曹軍衝上來。張遼在山腳下呼喊：“孫權出來！一決勝負！”孫權不敢有所舉動。東吳將士也都不知所措。

東吳諸將沒有做好準備，張遼突然進攻，使得東吳猛將陳武不幸戰死，宋謙、徐盛都負傷往後退 ^[4]  ，潘璋這時正好在他們後面，便馳馬上前，斬殺了宋謙、徐盛兩人麾下後退的士兵。原本往後退的敗軍看到這種情形，盡皆回到自己崗位戮力死戰。張遼軍總共只有八百人，規模龐大的東吳軍隊把張遼這些敢死隊圍起來，圍了數重。賀齊在中軍殺進戰局，拾到了徐盛因負傷而丟掉的長矛。 ^{[36]  [37]  [38]}  （合肥交戰的3條本傳 ^{[36]  [37]  [38]}  ，共有0句撤軍，0句津北，3句合肥，並且，都被《甘寧傳》帶有“唯”字的名單 ^[39]  排除。津北交戰的5條本傳 ^[39]  、1條裴注 ^[40]  ，共有6句撤軍，5句津北，1句津南。）

在東吳軍隊“圍遼數重”之後，張遼的軍隊分別向左向右驅逐圍兵，然後徑直向前實施“急擊”，將東吳的包圍圈打開。在戰鬥中期，張遼曾經帶領着中期破圍的幾十人突出了重圍。而“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説明此時張遼軍還有餘眾幾百人在東吳軍隊的包圍圈中。在張遼與先出的數十人殺出重圍之後，餘眾幾百人大聲呼喊：“將軍要捨棄我們嗎？”由於餘眾的人數很多，餘眾的呼喊聲很大，可以被遠處的張遼聽到。於是，張遼帶領着中期破圍的數十人，又殺入了重圍，救援餘眾數百人。終於，東吳軍皆披靡潰敗，望風而退，不敢再抵擋張遼了，也被稱為“權眾破走” ^{[11]  [41]}  。

這次戰鬥從凌晨一直持續到中午，吳軍士氣全失，回軍修整守備，合肥守軍因為初戰告捷 ^[42]  而軍心大振，李典、樂進等合肥諸將們都對張遼表示心服口服。 ^[43] 

這次戰鬥分為5個階段：1.張遼突擊吳軍；2.吳軍包圍張遼；3.張遼破圍而出；4.張遼復入吳軍；5.吳軍披靡敗走 ^[11]  。

這次戰鬥也正是在東吳統治區域出現了“張遼止啼”現象的原因。 ^[11] 

晉朝史學家陳壽將這場發生在合肥被圍城時的戰鬥稱之為“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30]  ，晉朝史學家孫盛認為張遼800人“以致命之兵，擊貪墯之卒，其勢必勝” ^[44]  。

此前，張遼親自提出“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的作戰方略，至此，完全實現目標。戰果描述分別是：敵方的“吳人奪氣”、己方的“眾心乃安”。 ^[27]  此外，《三國志》的“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魏書》的“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魏略》的“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都表明張遼800人的敢死隊是在擊退東吳軍隊之後（“權人馬皆披靡”、“權眾破走”），才返回合肥城中。反觀，孫權軍隊則是被800人“大破之”，戰至中午時，“權人馬皆披靡”、“權眾破走”。

“權人馬皆披靡”、“權眾破走”的東吳敗兵與後續部隊匯合，繼續僵持在合肥十餘日（“權守合肥十餘日”當中的“守”字，沒有進攻的含義，但有堅持、僵持、保持的含義）。既然“守”字沒有進攻的含義，《樂進傳》又沒有記錄樂進在合肥拒擊敵人的功勳，《武帝紀》也只有出戰的張遼、李典之功而無守城的樂進之功，所以，在孫權軍隊僵持在合肥的十餘日這一時間段裏，無法確定孫權軍隊是否曾經對合肥城發起過攻城戰。但是，即使東吳軍隊發起了攻城戰，合肥城也是難以攻克的。首先，因為以前的揚州刺史劉馥的積極建設下，合肥城的城牆高又堅固，木柱石頭等防禦器材一樣不少。其次，在張遼800將士成功以少勝多之後，合肥城內因為軍心穩定而守則必固 ^{[44]  [45]}  ，反觀孫權的軍隊則喪失了鬥志與信心 ^[6]  。所以，在此期間，東吳諸軍無論是一直在圍城營寨中閉營自守，還是曾經離開過圍城營寨進行攀城交戰，都不會改變此次合肥之戰的結局。後來，東吳軍中發生了疫病，孫權見士氣低落、奪城無望，只好下令班師。 ^[27]  （陳武等東吳高級將領的遺體早已被運往江南建業的東郊。 ^[46]  ）

東吳各兵團接到撤軍令，紛紛兵皆就路，各自退去了。逍遙津是南肥河上面的渡口。 孫權準備自逍遙津口渡河南撤，此時的逍遙津北岸只剩下5支東吳部隊，包括孫權的一千餘名車下虎士，以及呂蒙（東吳私兵制 ^[47]  ，呂蒙的私兵數不明）、蔣欽（東吳私兵制 ^[47]  ，蔣欽的私兵數不明）、淩統（淩統有私兵300人）與甘寧（東吳私兵制 ^[47]  ，甘寧的私兵數不明）。

張遼在城上瞭望吳軍的退軍情況，發現東吳軍隊大多已經先行出發了，而在逍遙津以北只僅剩下少量的精兵。張遼覘望知之，率諸軍追擊 ^[9]  ，同時分兵去毀橋 ^[7]  。

張遼步騎齊出，很快到達津北。孫權見狀，心知不妙，趕緊派人去將前面已撤退的部隊叫回，無奈那些部隊已上路一段時間，一時還趕不回來。甘寧拉弓拼命射箭，看到東吳軍戰士人人戰志消靡，鼓吹手驚怖而不能復鳴。於是，甘寧大聲責問鼓吹手為何不吹號擂鼓，甚至拔刀欲斫之，鼓吹手便擂鼓吹號，東吳軍聽到，士氣為之一振。 ^[48-49] 

右部督淩統帶著親衞族眾三百人與曹軍展開激烈血戰，將孫權救出。孫權與甘寧蹴馬趨津，逃到逍遙津的橋邊，發現橋已被曹軍破壞，只剩下兩邊延伸的橋板，中間有一丈多的地方沒有橋板可供依託。孫權親近的官員谷利，要孫權持著馬鞍，然後讓馬後退，再飛縱向前，谷利在後面用鞭抽馬，以助馬勢。孫權就這樣連人帶馬的飛到南岸。 ^[8]  由於橋樑已被拆毀，賀齊的三千兵馬只能在津南迎接孫權。 ^[40] 

淩統看著孫權安全的到了南岸，又回身繼續再戰。身旁的左右親兵一一戰死，淩統也多處負傷。後來認為孫權應該沒安全顧慮了，才準備離開戰場。但是橋已被曹軍破壞，各條通路也被曹軍封鎖，已經達到了“橋敗路絕”的境地。淩統只好披着戰甲以潛泳的方式遊過了逍遙津。 ^[50] 

在東吳將領們逃離津北之後，依然留在津北的東吳精兵們失去了領導，而且還處在“橋敗路絕”的情況，於是，逐漸向魏軍投降。戰鬥結束，張遼率軍押解俘虜。在押解的途中，張遼詢問投降的東吳士兵：“有個紫色鬍鬚、上身長腿短、善於騎射的人是誰？”東吳降卒説：“是孫權。”等到張遼與樂進相遇，談到這事，嘆息己方沒有早點知道孫權的樣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説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內的曹軍將士聽説，皆大為嘆恨。 ^[10] 

“幾復獲權”也説明了津北吳軍的兵敗之勢，以至於他們的首領孫權險些就被活捉。 ^[9] 

孫權已經登上返回東吳的大船，在船上與諸將飲宴，賀齊在席間涕泣而道：“至尊（當時東吳將士如此稱孫權） 身為人主，應當持重，今天這樣的事，差點全盤皆沒，部下們都震驚萬分，希望您能以此為終身之誡！”孫權起身謝賀齊，説必定會謹記在心 ^[51]  。

孫權看到淩統回來，十分驚喜，趕緊找人幫淩統更衣換藥。淩統因他的親族們沒有人活着回來，很是傷感，孫權用衣袖幫他擦淚，安慰他説：“公績（淩統的字），亡者已矣，只要你還活着，還怕會沒有人嗎？”回去之後，孫權果然給淩統以前兩倍的部隊。 ^[50] 

魏軍實現了對吳軍的“擊破之” ^[30]  、“大破之” ^[42]  、“與遼破走權” ^[34]  、“幾復獲權” ^[9]  ；吳軍則是“權眾破走” ^[11]  、“權人馬皆披靡” ^[41]  、“吳人奪氣” ^[43]  、“幾至危殆” ^[40]  ，並且還產生了“吳降人” ^[10]  。

張遼、李典、樂進這次以七千人大敗東吳十萬大軍，曹操大為歎賞，封張遼為徵東將軍，又在次年“乃增遼兵”。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户。 ^[34]  樂進在此次戰役的戰功不明確（因為《武帝紀》《樂進傳》只記張遼、李典的戰功而沒記樂進的戰功 ^[30]  ）。因為樂進多年以來的數次軍功（“數有功” ^[52]  ），增邑五百户來分封給樂進的一個兒子作為列侯，樂進本人升至右將軍。 ^[52] 

經過此役，張遼威震江東，江東小兒啼哭不肯止者，其父母只要嚇唬説：“張遼來了，張遼來了！”孩童就沒有敢哭泣的了 ^[53]  ，唐代李翰所撰《蒙求》中有“張遼止啼”一語 ^[54]  。自日本派出遣唐使之後，習得“張遼止啼”的典故 ^[54]  ，遂產生日本民間俗語“遼來來（遼來々）” ^[55]  ，該俗語在日本的盛行地位一直持續到1274年的文永之役，才被“蒙古來襲”所取代。

而東吳方面，關於合肥之戰的十餘篇東吳列傳記載都不敢否定此戰的失利。但是，一些勇猛的東吳將領們依然有着持危扶顛之功。淩統、潘璋拜為偏將軍，蔣欽遷蕩寇將軍。陳武等東吳高級將領的遺體在撤軍之前就已被運往建業的東郊 ^[46]  準備安葬。孫權回來後，親自主持了陳武的葬禮，並以其愛妾殉葬，又給陳武家族賜予復客二百家。 ^[56-57] 

逍遙津之戰的勝利對曹魏來説意義十分重大，這是因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帶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而當時，曹操大軍正在遠征漢中，江淮正值兵力空虛之際，也因此，曹操對此戰中立下重大功勞的張遼倍加看重，史載“太祖大壯遼”，“大壯”兩字陳壽在《三國志》裏僅用了兩次，分別在《張遼傳》及《徐盛傳》，可見其分量之重。 ^[27] 

李典承認兩次出戰皆由張遼來定策，所以對張遼説：“顧君計如何耳”。 ^[58]  這裏的“君”不是君王，而是李典對同僚的尊稱。因為李典必須無條件遵守曹操的軍令，而不需要聽令於張遼，所以，李典的語意是“要看張遼的計劃如何啊？”李典所説的“君”的含義，正如張遼在此戰中所説的“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的“君”字，都是指對同僚的尊稱。 ^[27] 

曹操又加封了張遼為徵東將軍，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進攻東吳路過合肥時，還專門到沿着張遼奮戰過的地方走了一遍，每到一處“嘆息者良久”。 ^[27] 

公元225年（黃初六年），曹丕追念張遼、李典在合肥之功，下詔説：“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 ^[59] 

曹操的知人善任和張遼的英勇善戰一直受到歷代學者的讚譽，東晉史學家孫盛評價説：“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心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魏武推選方員，參以異同，加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秒矣夫！” ^[60] 

唐朝時期，張仲宣對張遼在此戰中的臨陣運籌之舉表示頗為讚賞：“張遼運籌之方，可以歸之於先軌”。 ^[61] 

對於張遼的表現，張預在《十七史百將傳》中點評：“遼折權盛勢，以奪吳人之氣是也。” ^[62] 

北宋時期名將王文鬱在面對西夏軍圍城，準備主動出擊挫其鋒芒時曾説：“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 ^[63] 

南宋學者葉適稱讚説：“孫權十萬攻合肥，守者七千。旁無近援，固已不自保。而遼乃募士八百，擊其未合，以至尾追，幾獲大丑。非操之智，無以使張遼；非遼之勇，而明亦不能自任。勝負成敗，蓋誠以人，不在眾寡。士常如此，則立於積衰甘弱之地，為預怯莫前之説，以自附於明哲者，可察矣。” ^[64] 

明朝小説《三國演義》上有一首詩：“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後着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65]  就是形容當年孫權縱馬越橋情景的。

明朝學者黃道周也對此戰評價道：“賊來開教，教意頗微。唯遼有識，力戰破圍。” ^[66] 

清代學者趙翼評價説：“其以少擊眾，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 ^[67]  （最懸殊的以少擊眾是朱能三十破數萬 ^[68]  ）

晚清名臣曾國藩將逍遙津之戰和後來的陳倉之戰並列説：“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鋭，漸就衰竭之故。”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