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燕趙²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³。董生舉進士⁴，屢不得志於有司⁵，懷抱利器⁶，鬱郁適茲土⁷。吾知其必有合⁸也。董生勉乎⁹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¹⁰，苟慕義強¹¹仁者皆愛惜焉。矧¹²燕趙之士出乎其性¹³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¹⁴，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¹⁵？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¹⁶。董生勉乎哉¹⁷！

吾因子有所感¹⁸矣。為我吊望諸君¹⁹之墓，而觀於²⁰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²¹乎？為我謝²²曰：“明天子在上²³，可以出而仕²⁴矣。” ^[2] 

燕趙之地古來就有許多用悲壯的歌聲抒發內心悲憤的人。董先生來長安應進士科考試，連續多年不被主考官賞識，空有學識才幹，憂鬱地到（河北）這個地方去。我知道您一定會有所遇合受到賞識的。董先生要努力啊。

説起來像您這樣不走運的，如果是仰慕正義、力行仁道的人都會珍惜的，更何況燕趙之士出於他們的本性呢！可我曾聽説風氣隨着教化而改變，我怎麼能知道那裏現在的風氣跟古時説的有什麼不同呢？姑且憑您這次的前往測定一下吧。董先生要努力啊。

我由您的事有所感想。請替我憑弔望諸君的墓，並且留心觀察一下當地的集市，還有過去（像高漸離一類）屠狗的人嗎？替我向他們致意：“當今聖上英明，趕快出來做官為國效力吧。” ^[3-4] 

唐憲宗元和年間，安徽壽縣的董邵南到長安應進士舉，屢試不第，準備投靠河北的藩鎮。韓愈一直主張全國“大一統”，反對地方分裂主義。董與韓交誼甚厚，知董“懷抱利器”，往投河北，“必有合”然而這對韓來講，是一種“從賊”；可董又“不得志於有司”，也正由於此，韓提筆寫下了這篇有名的贈序。 ^[5] 

文章一上來就先讚美河北“多感慨慷慨悲歌之士”；接着即敍述董生“懷抱利器”而“不得志於有關部門”，因而要到河北去，“我知道他一定有合的”，這很有點為董生預賀的味道。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遊河北。首段先説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筆。在讚美河北時有意識地埋伏了一個“古”字。作者特意在“古”字後面用了一個“稱”，使“古”隱藏其中，不那麼引人注目。“古稱”云云，即歷史上如何如何。歷史上説，“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現在或許還是那樣，或許已不是那樣了。後文用一個“然”突轉，將筆鋒從“古稱”移向現實，現實怎樣，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見，文章寫“古”正是為了襯“今”，為下文寫“今”蓄勢。

第二段指出古今風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雖不明説而主旨已露。當時的藩鎮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競引豪傑相助。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將會受到藩鎮的重用。果如此，這也證明了“現在”的燕趙“不不同於古人所説”，作者沒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含蓄感慨説：董先生要努力啊。這裏應當是“好自為的”研究，鼓勵他們不可以“從賊”的。

第三段借用樂毅和高漸離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時，請替我憑弔一下望諸君（樂毅）的墓，是提醒董生應妥善處理他和唐王朝的關係。作者借原燕國大將樂毅被迫逃到趙國去的故事，來暗示董生。“為我吊望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應妥善處理他和唐王朝的關係。還進一步照應前面的“古”字，委託他到燕市上去看看還有沒有高漸離那樣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話，就勸其入朝廷效忠。連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勸他入朝，則對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鎮之舉所抱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全文在讚揚董生“隱居行義”的同時，也對“刺史不能薦”表示遺憾。這位董生隱居了一段時間，大約不安於“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的現狀，終於主動出山了，選擇了去河北投靠藩鎮。對於董生的“鬱郁不得志”，韓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4] 

全文措辭深婉，意在言外，雖僅百餘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雖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於筆墨之外。 ^[6-7] 

南宋學者李耆卿《文章精義》曾雲：“文章短而轉折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韓文多轉折多層次的藝術構築，無疑增強了作品的意味，給作品增加了厚重感。 ^[8-10] 

清代學者過商侯在《古文評註》：“唐文惟韓奇”的話，繼而又説《送序》為“韓中之奇”。 ^[11-13] 

清代儒家思想劉大櫆：“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而不可及。”（《古文辭類纂》） ^[14] 

清代過珙高度評價此文説：“含蓄不露，曲盡吞吐之妙。唐文惟韓奇，此文為韓中之奇。” ^{[4]  [7]}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號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諡號文公，故世稱韓文公，唐朝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説》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稱。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 ^[15] 

韓愈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