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²，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³，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云稱⁴：“在門牆則揮之⁵，在夷狄則進之⁶。”吾取以為法焉。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⁷。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⁸。解其裝，得所得敍詩累百餘篇⁹，非至篤好¹⁰，其何能致多如是邪¹¹？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¹²，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¹³。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其師而問之¹⁴，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¹⁵？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¹⁶，文物事為之盛¹⁷，其心有慕焉¹⁸，拘其法而未能入¹⁹，故樂聞其説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²⁰，日月星辰之行²¹，天地之所以著²²，鬼神之所以幽²³，人物之所以蕃²⁴，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説而瀆告之也²⁵。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²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²⁷，親親而尊尊²⁸，生者養而死者藏²⁹。是故道莫大乎仁義³⁰，教莫正乎禮樂刑政³¹。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³²，體安而氣平³³。堯以是傳之舜³⁴，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³⁵，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策³⁶，中國之人世守之³⁷。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³⁸？夫鳥俯而啄，仰而四顧39；夫獸深居而簡出⁴⁰，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脱焉⁴¹。弱之肉，疆之食⁴²。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⁴³，優遊以生死⁴⁴，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⁴⁵？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⁴⁶，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⁴⁷，不信也⁴⁸。餘既重柳請⁴⁹，又嘉浮屠能喜文辭⁵⁰，於是乎言。 ^[1] 

人裏面有號稱是儒家，行為卻屬墨家的。問他的名稱則是儒，參校他的行為卻不是，這樣的人，可以和他交往遊歷嗎？也有號稱是墨家，行為卻屬儒家的，問他的名稱則不是儒，參校他的行為卻又屬於儒家的，這樣的人，可以和他交往遊歷嗎？揚子云説過：“在孔子的門牆外的，要揮手讓他走開，有身在夷狄邊遠地區的，則要收納引導他。”我吸取過來用作自己的態度。

浮屠師文暢喜歡文章，他周遊天下時，凡有出行的事，都要請搢紳先生們同行以便作詩歌頌他所到之處。貞元十九年春天，將要出行到東南去，柳宗元替他請求，讓我寫文贈文暢師。解下其行裝，看到文暢師又獲得了達官文人們的敍詩有百餘篇，不是極其喜好的話，他怎麼能得到這麼多呢？只可惜人們沒有拿聖人的大道告訴給他，卻只是羅列浮屠的學説贈送。文暢，是僧人，如果想要聽浮屠的學説，應當自己向老師詢問，為什麼來拜謁我們這些人並且來請教呢？他看到我們君、臣、父、子倫理關係美好，文章、物品、事業都因此興盛，內心非常仰慕，可是又為浮屠法規所拘束而不能深入瞭解，因此才喜歡聽揞紳先生的説法，請他們作文章。我們這些人，應該告訴他有關兩帝三王的大道；日、月、星、辰的運行；天地顯著鬼神幽微的原因，將人和事物為什麼蕃生不息，江河為什麼流動告訴他，不應當又寫些浮屠的説法來告訴他。

人剛出現的時候，簡直就像飛禽、走獸，和夷狄那樣。聖人出現後，才知道住在宮室裏，吃穀米，親近親人，尊重尊貴的人，養育活人，埋葬死人。因此，道，沒有比仁義更大的，教化沒有比禮、樂、政、刑更正統的。把它們對天下施行就會萬物都就會各得其所；在自身上施行，身體安康，心氣平和。堯把它傳給舜，舜把它傳給禹，禹把它傳給商湯，商湯把它傳給周文王和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又把它傳給了周公、孔子，並將它寫在書冊上，中國人世世代代遵守它。現在佛教，是誰創建誰傳播的呢？鳥俯下頭啄東西，仰起頭四下張望；獸類深居筒出，擔心其他東西傷害自己，尚且不能全部免難脱險。弱者的肉就是強者的食物啊！現在我和文暢師能安全地居住，休閒地吃東西，生死都很從容，和禽獸不同，怎麼可以不知道之所以能夠這樣的由來呢？

不知道的，不是不知者的過錯；知道卻不去施行，實在是糊塗；喜歡舊的不能接受新事物的人，是弱者；知道卻不告訴別人的，是不仁；告訴人卻不講實話的，是不誠實。我既看重柳宗元的請求，又嘉許文暢師能喜歡文章，因此才這樣寫。 ^[3]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春，經柳宗元介紹，僧人文暢謁見作者 ，不久，文暢作“東南之行”，當時一些文人如權德輿、白居易等都寫詩文送行，柳宗元也請作者寫下這篇文章以贈之。 ^[1] 

文章先列出兩種名實不符的人，一種是儒名而墨行，一種是墨名而儒行。然後，引揚子云的話表明自己對這兩種人的態度。“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有的人身在夷狄，不知聖人之道，而又心嚮往之，對於這種人，則應該進而導之。這段文字看似閒筆，其實是在為文暢師開脱，為向他進聖人之道張目。

第二段轉到文暢師，硬把一頂“喜文章”的帽子戴在他頭上。理由是，文暢每次出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這次“將行東南”，又得達官文人“敍詩累百餘篇”。作者怕這頂帽子戴得不穩，又反問一句：“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這樣就戴得嚴嚴契實了。佛教本不重語言文字，也不講求立言。文暢師既喜文章，這就與佛行有異，而是一種儒行。既有儒行，就應當明儒道。文暢身在佛門，佛教來於夷狄，因此他可能不知儒道，也可能拘於佛法而未入儒道。不管是哪種情況，都應當按第一段提出的原則向他進行開導。寫到這裏，作者把筆鋒轉向那百餘篇“敍詩”。在那些為文暢送行的“敍詩”中，竟然都是“學浮屠之説”為其護法，而沒有“以聖人之道”進行開導的。因此，由作者來開導一番就更有必要了。但作者卻不馬上開導，而提筆來，寫文暢師如何羨慕“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只是“拘其法而未能入”。又用“懿”“盛”二字，將聖人之道讚揚一回，似乎這個文暢師正在眼巴巴地等待着他的説教。可他還是不急於説出，只就“宜當”“不當”表明自己的意見。經過這一番騰挪蓄勢，文章大有斬關過隘的氣派。

第三段正面宣講聖人之道。由於經過上文的蓄勢，這裏又以“民之初生”突接，故文勢有如萬匹瀑布，凌空飛瀉。這段文字着眼在“為”“傳”二字。聖人立教，以仁義為本，使人們“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以區別於禽獸夷狄。聖人立教，以禮樂刑政施於天下，使社會安定，人們“體安而氣平”，萬物各得其宜。所以聖人之道是有為之道。聖人之道，源於中國，由來久遠，代代相傳，“書之於策，中國之人世守之。”又是有傳之道。文章盛讚儒家的聖人之道，處處暗含對佛教的貶斥。因為佛教主張棄君臣，去父子，是對“親親而尊尊”的反動；佛徒不事生產，出家即斷絕與親屬的倫理關係，是破壞了“生者養而死者藏”；佛教主張“明心見性”，置天下國家於不顧，是滅其天常，等等。總之，是無為之教，是將人混同於禽獸夷狄之教。佛本夷狄之人，佛教為夷狄之法，在中國無根無源，縱然氾濫於一時，亦不得謂之“傳”。“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在作者看來，佛教無為無傳，就是無道，無道即與禽獸夷狄無異。作者就此帶住，推開浮屠不論，只泛泛地將人類和禽獸作一對比。禽獸容易罹害，是因為不知道，弱肉強食的緣故；人知道，所以得以安居而粒食。道是聖人所立，人的這份福祉來自聖人，卻為包括浮屠在內的所有的人享受。“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話雖婉轉，實際上是指斥佛教之徒沐聖人之恩而背忘了聖人之道。

最後一段，就上文“不知”二字翻出議論，將上文一一作收。“不知者”和“知而不為者”迴應第一段，隱隱然為文暢師開脱。 “悦乎故不能即乎新”二句，應前“拘其法而未能入”，以見得上述文字並非罵文暢師，而只是鼓勵他棄弱圖強，改故從新。“不仁”“不信”，則是針對那“累百餘篇”敍詩，將自己“宜當”“不當”的主張作一收繳。這段連用五個帶“也”字的判斷句，斬釘截鐵，勢如破竹，又層層推進，顯得搖曳多姿。最後把柳君之請，浮屠喜文章映照前文作結，總顯得上面一番議論，不是要將文暢師罵倒。 ^[4] 

呂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韓文精選》：批鬱導寢，當深觀其遊刃之妙，蓋即納約自牖之意，非一概硬執己法，而強欲冠巾之也。

孫琮《山曉閣唐宋八大家選·韓昌黎集》卷三：此篇一起，為第一段。先將自己與浮屠作序之故輕輕脱出，見得與平日闢佛教自是並行不悖，立身最佔地位。中幅，闢去眾人序詩百餘篇，為第二段。掃倒眾人，方好自出議論。後幅，告之以聖人之道，頌以聖人之功，為第三段。得此表章，方見得自説異於眾人處。末作一結，五句各自一意，一意各自一結，窮神之筆。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一：昌黎一生闢浮屠，此又欲為浮屠作文字，最是不便措筆。看他一起得力，下便更不犯手。

愛新覺羅·玄燁《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五：昌黎力排釋氏，而為浮屠贈言，如此正《原道》中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

林雲銘《古文析義》初編卷四：文暢浮屠也。其周遊天下，本欲倡明其教，如今日所謂大和尚使天下人崇信皈依耳。即請諸搢紳先生詠歌，亦不過取重於宰官文人，為之護法標榜，使天下人堅其崇信皈依之念耳。柳州喜與僧遊，宜為之請。然昌黎一生大本領，全在闢佛，豈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開口分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異，虛虛發出不輕絕人之意。轉入文暢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聖道，吾儒不當以浮屠之説贈送，當以聖人之道開示。鋪張臚列，説出聖人無數好處，皆文暢所不樂聞。但説到禽獸之弱肉強食，而人得以養生送死，伊誰之功，實皆世俗未曾想到之語。篇中自“民之初生”至“中國之人世守”句，乃《原道》篇節文，至所謂“弱肉疆食”等語，即《原道》篇中所謂“古無聖人，人類滅久”之意。餘以閩蕃之變，下獄籍產，常嘆王靈不及，受種種苦，則踐土食毛，無日可忘君恩，浮屠獨未之思耳。是篇較《原道》篇尤為警策，皆從孟子好辯章，“無父無君率獸食人”等語脱化出來，真有功世道之文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二：橫空而入，推排眾説，又不覺為遠於人情，非宋人所及。以浮屠之説瀆告浮屠，此即陳言也。公此文淺言之亦務去陳言而已。此文會須味其忠厚誠愨，不是虛僑之氣。

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此篇文字，能當面罵人而人不知，由善用提筆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似泛舉，一言不涉文暢。舉出聖人與佛氏針對，見得學聖人者非禽獸夷狄，則對面之人，與聖人反者不消説矣。抬高堯、舜諸聖人，説得酞摯，淡淡一證以浮屠之所傳，使覺異樣冷雋。文筆之變化陸離，到極處矣。 ^[5]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晉孟縣）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貞元年間進士。任刑部侍郎時，曾因上疏諫迎佛骨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後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卒諡文，又有“韓文公”之稱。在文學上，韓愈反對駢文，倡導散文，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變化，其詩常“以文為詩”，追求奇險。有《韓昌黎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