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論

“述而不論”是説地方誌的記述，要用翔實的資料説話，忠於事實，不直接分析評論，要把觀點傾向、是非褒貶、成敗得失寓於記述之中。

“述而不論”是方誌界歷來遵循的編纂章法要則之一。通常叫做志書的“文風原則”或“寫作方法”，也有人稱為“撰寫原則”或“志書總筆法”。

它的另一表述是“述而不作”，也就是基本沿用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春秋筆法。這是我國曆代方誌編纂的一個傳統，是編寫方誌必須遵循的基本寫作原則。其現代內涵就是用資料説話，寓觀點於資料排比之中，隱褒貶於史實記述之中，不誇張不溢美，不程式化，不用大話套話，避免不適當的政治化傾向。修志者的觀點只能用寓意法來反映，不能直書觀點傾向、是非褒貶、成敗得失。

對於“述而不論”要有正確的理解：

（1）不能用誇張、擬人、比喻等文學修辭手法；

（2）不能用教科書式、總結報告式、宣傳廣告式、史論結合體邊敍邊議、倒敍插敍等；

（3）不以論文的形式來論證闡述；

（4）不以編者的身份直白經驗教訓，但也不能將這些要求絕對化。

在概述、小序、無題序言部分以記述體為主，可採用“畫龍點睛”議論的手法，點明事物的本質屬性。也可採用科學排比、分析歸納的辦法，或者以記的形式，借用（引用）別人評論。春秋晉國之董狐，直書趙盾弒君之罪，開“直筆”之先河；司馬遷作《史記》，堅持了“實錄”精神，併為後代進步史學家所宏揚發展。唐代史學家劉知己在中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史通》中曾説：“良史以實錄其書為貴”。“所謂直書，就是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戒”。清代方誌學家章學誠也曾説：“志乃史體，原是天下公物”，認為修志應該“據事直書，善否自見”。關於“述而不論”，歷代史學家和方誌學家有不少精闢的論述，是在漫漫兩千多年修志發展歷程中，在志書編纂章法上逐步形成、發展並延續的一種歷史傳統。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普遍開展的首輪新編地方誌工作中，“述而不論”和“橫排縱寫、以事系人、生不立傳、不越境而書”等方誌編纂章法一樣，是修志工作者必須接受的“啓蒙教育”，也是大家必須努力遵循的編纂原則。誠然，在第一輪修志過程中，對於這些基本的編纂原則，在修志工作者中是有一些不同的見解、有一些爭議的。但經過20餘年的工作實踐，廣大修志工作者普遍本認同了這些原則，並努力運用於修志實踐，先後修出了一批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良志。其間，“述而不論”等編纂原則的貫徹執行，不能不説是對保證第一輪志書的質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的。

2007年11月28日，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在印發的《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關於第二輪地方誌編纂的若干意見的通知》中，仍將“述而不論”列為志書編纂的“基本原則”之一。這是因為：其一，要堅持“述而不論”的編纂原則，是由志書的性質決定的。地方誌不是進行議論或評述的論文或著作，它的重點是“記”而不是“論”。志書在記述上要力求表現出各種事物的相互關係，但這種相互關係的研究的本身不在記述中展開；志書還要記述各門類專業學科的研究成果，但不對專業科學的內部機理及邏輯進行推導、論證。因此，能否堅持“述而不論”，是審核編出來的“志書”像不像志書、是不是志書的主要界定標準。其二，要堅持“述而不論”的編纂原則，是由志書的社會功能決定的。地方誌之所以在中國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這是因為地方誌以資料為主體，以紀實為特徵，以經世致用而取勝，只有資料的真實、翔實、科學、嚴謹，才能充分發揮志書“資治、存史、教化”的作用，才能使地方誌得以源遠流長。其三，要堅持“述而不論”的編纂原則，是由志書的實際編纂過程需要決定的。有一部分修志工作者認為“述而不論”在第一輪修志過程中已經解決了，沒有必要再舊話重提。而事實上這仍是一個需要引起重視、需要注意把握的問題。筆者在第一輪修志過程中，曾參與了十餘部區縣水利志的評審工作，幾乎每部志書的送審稿中都或多或少會出現違反“述而不論”編纂原則的現象，直接影響了志書的編纂質量。專業志書撰稿人員，雖然或多或少都接受過修志的啓蒙教育，都瞭解“述而不論”這一基本原則。但由於他們原先有的是水利技術人員，習慣於寫技術論文或技術報告；有的是“辦公文字”工作者，習慣於寫領導講話或工作總結；有的是宣傳幹部，習慣於寫新聞通訊或消息報導；職業的寫作習慣隨時都會流露。而修志的資料來源，也大都是這類文種，撰稿人在錄用資料、撰寫志稿時，很容易被“潛移默化”過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