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由於當時中國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在中英貿易中，中國處於出超地位。為了改變貿易入超的狀況，英國不法商人向中國走私鴉片。鴉片的輸入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災難。禁煙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呼聲。林則徐在廣州領導的禁煙運動，給英國侵略者以沉重打擊。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戰爭中，廣大愛國官兵和三元里人民進行了英勇戰鬥。但由於清政府奉行妥協方針，戰爭失敗。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開始遭到破壞，從此，中國門户洞開，開始從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時期，一些愛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覺醒，他們把目光投向國門之外，開始了“師夷長技”的探索。

1856—1860年間，英、法為了擴大侵略權益，對中國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美、俄趁火打劫。四國分別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使中國喪失了更多的領土和主權，列強侵略勢力擴大到沿海各省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1]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國內階級矛盾空前激化，農民起義風起雲湧。1851年，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建立了太平天國政權；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頒佈《天朝田畝制度》；1856年，太平天國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主義統治；但是，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激化，引發了天京事變，使太平天國元氣大傷。太平天國後期，洪仁玕等一些領導人實行了一些政治改革，提出了具有發展資本主義主張的政治綱領，並有意識地向西方學習，探索中國獨立、富強的途徑。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在中外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農民戰爭的高峯，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進程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1] 

19世紀60年代，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洋務派。從60年代到90年代，他們掀起了一場“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

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主義壓迫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中國無產階級產生於40年代，早於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新生產力的代表者，具有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

19世紀末，隨着世界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帝國主義國家更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1883年和1894年，先後爆發了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中法新約》的簽訂，使法國進一步打開了中國西南的門户；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更加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阻礙了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馬關條約》簽訂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展開了資本輸出的激烈競爭，還在中國強佔“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加深。 ^[1] 

中日甲午戰爭後，由於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作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掀起維新變法運動。以慈禧太后等為代表的封建頑固守舊勢力發動政變，使維新變法歸於失敗。這場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在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啓蒙的作用，有利於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傳播。同時，它的失敗也説明，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這一運動粉碎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妄計劃，沉重打擊了清政府的反動統治，加速了它的滅亡。1900年夏，英、俄、日、法、德、美、意、奧八國聯軍侵略中國。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國及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11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1] 

1894年，孫中山創立了中國資產階級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20世紀初，出現了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傳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也相繼建立起來。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標誌着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革命派通過與保皇派的論戰，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有力地推動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人發動了萍瀏醴起義、廣州黃花崗起義等一系列起義，四川發生了保路運動。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接着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既有偉大的歷史功績，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頒佈了反映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精神的臨時約法。使人民獲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獲得一定的解放，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也打擊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殖民統治，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然而，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侷限性，他們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決裂，也不能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羣眾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摧毀封建勢力。因此，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 ^[1] 

1912年3月，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遷往北京，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起來。袁世凱對內鎮壓國民黨，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孫中山號召武力討袁，“二次革命”發生。由於國民黨力量渙散，“二次革命”很快失敗。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開始復辟帝制的活動。1915年底，護國運動爆發。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即死去。

袁世凱死後，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面。1917年7月，軍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爭”為名，進北京擁戴溥儀復辟，但復辟醜劇只持續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執政後, 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集國會。為維護共和制度，孫中山倡導了護法運動，但不久也失敗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短暫的發展。 ^[1] 

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封建軍閥統治，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民主”和“科學”是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李大釗熱情宣傳十月革命，在中國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從而使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發展。

巴黎和會拒絕了中國代表的正義要求，把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強烈義憤。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6月初，運動發展成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全國規模的羣眾愛國運動，並取得了初步勝利。五四運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開來，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進分子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初步結合起來。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各地相繼建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瞭方向。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到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高潮。 ^[1] 

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只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為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着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為建立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

國民黨“一大”後，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各地工人紛紛罷工，掀起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廣東、湖南等省的農民運動逐漸發展起來，廣東革命政府還創辦了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講習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1925年2月，廣東革命政府組織武裝力量，對軍閥陳炯明進行第一次東征，並取得勝利。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並將所屬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10月，國民革命軍對陳炯明殘部進行第二次東征。經過兩次東征，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統一，為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奠定了基礎。

為了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1926年7月初，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北伐軍勝利進軍，不到半年便打到長江流域。北伐戰爭得到了工農運動的大力支援；北伐戰爭的勝利又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間，上海工人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加緊爭奪革命領導權。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汪精衞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這期間，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國民革命失敗。 ^[1]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1928年，國民政府舉行“北伐”，佔領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年底，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但國民黨新軍閥間連年混戰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四大家族”憑藉國家政權迅速聚斂鉅額財富，成為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

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嚇倒，1927年召開“八七”會議，糾正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創建紅軍，開闢農村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建立中華蘇維埃政權，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從1930年12月開始，至1933年4月，蔣介石對革命根據地先後發動了四次“圍剿”。工農紅軍英勇奮戰，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取得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秋，蔣介石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中國共產黨在長征路上舉行的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關頭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克服千難萬險，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認真分析國內國際複雜的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開啓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標誌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1]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瀋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挑起侵華戰爭。由於國民黨政府和東北軍政當局奉行“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東北三省全境淪陷。此後，日本侵略者不斷在中國華北、華東等地製造事端，擴張勢力。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全國各界羣眾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國進入艱難的局部抗戰時期。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侵佔中國華北而蓄意製造了一連串事件，總稱“華北事變”。大批日本關東軍入關，製造事端，挑起衝突，威逼平津。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7年7月7日，日軍中國駐屯軍一部製造“盧溝橋事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全國抗日戰爭爆發。8月13日，日軍在上海製造“虹橋機場事變”，蓄意擴大侵華戰爭規模，國民政府被迫對日作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9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全民族的抗戰開始。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組織多次大規模戰役，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實行的是一條片面抗戰的路線，喪失了大片國土；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面抗戰的路線，執行持久抗戰的方針，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開闢敵後戰場，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與正面戰場互相配合，抗擊日軍侵略，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國民黨實行政治誘降，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叛國投敵，親英美派抗戰逐漸消極，製造反共摩擦事件。對此，中國共產黨給予了堅決的回擊和無情的揭露。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裏，為了克服困難，爭取抗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終於度過了最困難時期。中國的抗戰也得到了世界上熱愛和平與正義人士的援助，中國人民對此也永懷感恩。

1944年，解放區軍民開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毛澤東發出“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號召，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籤訂無條件投降書。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舉行。經過十四年艱苦奮戰，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1]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爭取國內和平，1945年8月底，毛澤東親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但是，在談判期間，國民黨派軍隊向解放區發起進攻，被解放區軍民打退，國共雙方代表簽訂停戰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

1946年夏，國民黨軍隊在美國支持下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全面內戰爆發。

從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全國性的反攻。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先後發動了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23日解放南京，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

1949年1月底，北平宣佈和平解放。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過了有關國旗、國歌、紀年的決定。會議還決定將以北平為首都，改名北京。 ^[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着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中國共產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頭三年，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餘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並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衞國戰爭的同時，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年底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在過渡時期中，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對個體農業，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時間遺留了一些問題。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但整個來説，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瞭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同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1954年9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對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斗爭做了總結，增強了黨的團結。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隨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幹部、羣眾、青年和知識分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台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着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羣眾的聯繫。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瞭方向。 ^[2]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3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佈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6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70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7年的4.9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在這10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在1957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指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雲提出了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訂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提出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中共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有關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鑑作用。

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時期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時期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10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1957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確方針，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羣眾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1958年，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羣眾迫切要求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從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1962年1月召開的有7000人蔘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1962年9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併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於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1960年冬以後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對內克服了自己的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並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中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而沒有得到實行。

這10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時期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中共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個人。這個時期，毛澤東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中共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2]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多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羣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羣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脱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揹着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中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説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説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17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的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羣眾，實際上既脱離了黨的組織，又脱離了廣大羣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羣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中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絕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為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人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76年10月。1974年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的。毛澤東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做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1975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着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周恩來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4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四五運動）”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羣眾基礎。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是經常注意要克服中共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後來中國共產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中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中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併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看作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中國共產黨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羣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衞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衞着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儘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終於戰勝了他們。中國共產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極其嚴重。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和全會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以毛澤東為核心，鄧小平是其重要成員），承擔起艱鉅的使命，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領導和支持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衝破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經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華國鋒批准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社論中提出的）的束縛，重新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

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毅然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左”的錯誤方針，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在確定工作中心轉移的同時，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並針對撥亂反正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思潮，旗幟鮮明地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黨的基本路線的簡稱，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思想開始形成，奠定了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強調必須以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實現。根據歷史轉折的新要求，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逐步調整和充實各級領導班子，提出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制，實行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

中國共產黨對重大歷史是非作了認真的清理。採取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錯案，落實了有利於增強黨的團結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各項政策。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專門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隨着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

在撥亂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礎上，1982年9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確定分兩步走在20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隨後又提出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十二大以後全面展開。它經歷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的改革到各方面體制的改革，從對內搞活到對外開放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改革從農村開始，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決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中共中央尊重羣眾願望，積極支持試驗，幾年工夫便在全國推開。廢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8億農民獲得對土地的經營自主權，加上基本取消農產品的統購派購，放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從而使農業生產擺脱長期停滯的困境，農村經濟向着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迅速發展，廣大城鄉人民得到顯著實惠，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造。它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為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

適應改革從農村向城市發展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接着，中國共產黨相繼決定對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進行改革，並進一步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

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重大步驟，是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嶄新試驗，取得了很大成就。實踐證明，經濟特區姓“社”不姓“資”。在興辦經濟特區之後，又相繼開放沿海十幾個城市，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環渤海地區開闢經濟開發區，批准海南建省併成為經濟特區。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兩億人口的沿海地帶迅速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

改革和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強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證。中國共產黨提出一系列“兩手抓”的戰略方針，強調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文明建設，是促進全面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的精神文明建設，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文明建設。黨還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都要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和鬥爭。

為了解決香港、澳門、台灣的問題，實現祖國統一，鄧小平尊重歷史和現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即在祖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國首相會見時，闡述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維護了祖國的主權和尊嚴。1983年他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六條”方針，強烈表達了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望。他針對分裂中國的圖謀，強調不能放棄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中國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解決香港和澳門迴歸祖國的問題。在經過兩年的談判後，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問題的解決為澳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範例。經過談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要歷史功績，是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和全面闡發了黨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確認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温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大會高度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始找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意義，強調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繼找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之後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十三大以後，面對複雜艱難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共產黨團結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克服種種困難，實現了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從1984年到1988年經歷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展現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整個國民經濟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同時在前進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物價波動大了一點，重複建設比較嚴重。中國共產黨決定用一段時間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以利於更好地推進改革和建設。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平息了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捍衞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繼續前進。與此同時，中央明確宣告，黨的基本路線和十三大的決策是正確的，絕不會因為發生這場政治風波而動搖。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選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經過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了順利的交接。中共中央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努力糾正“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現象，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黨的建設工作。在國際局勢劇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按照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的方針，堅持把注意力集中在辦好自己的事情上，相繼作出關於加強廉政建設的決定，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決定，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羣眾聯繫的決定，關於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關於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決定，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在歷史關鍵時刻作出的這些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審時度勢，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戰略。他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準則。他強調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稱霸。在他的主持下，實現了中美建交，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發展了同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係。他對許多國家進行了訪問，接待了許多國家的領導人。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社會風雲變幻，社會主義事業出現嚴重曲折的局勢，他提出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要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爭取了有利的國際條件，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1992年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地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談話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要求我們思想更解放一點，改革開放的膽子更大一點，建設的步子更快一點，千萬不可喪失時機。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體會議，完全贊同鄧小平的重要談話，認為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接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決定。

1992年10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十四大以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旗幟，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按照十四大的部署，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一貫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前達到了鄧小平確定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新成就。

“八五”（1991-1995年）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1995年達到57600多億元，提前5年實現了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對外開放的總體格局基本形成；城鄉人民生活繼續改善。“八五”期間，扣除物價因素，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年均增長7.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4.5%；各項社會事業全面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取得進展，安定團結的局面進一步鞏固。

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1996年3月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批准了國務院根據《建議》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綱要》提出未來15年的主要奮鬥目標是：“九五”時期，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將比1980年增長3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推進改革和發展的同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要取得顯著進展，實現社會全面進步。

1996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決議》提出了今後15年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目標。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中國軍隊和中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全國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台灣同胞以及海外僑胞，為中國失去了鄧小平這樣一位偉大人物，感到無限悲痛。世界人民，各國領導人和各方面國際朋友，也為世界失去了鄧小平這樣一位偉大人物，表示深切哀悼。中國各族人民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把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實現了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迴歸祖國，標誌着“一國兩制”構想的巨大成功，標誌着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十五大確立了以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明確了中國跨世紀發展的奮鬥目標和任務。為貫徹十五大精神，中央先後召開七次全會，分別就農業和農村工作、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制訂“十五”計劃、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等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和部署。十五大以來，中國走過了很不平凡的歷程，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實施擴大內需的方針，適時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克服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波動對中國的不利影響，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成效，農業的基礎地位繼續加強，傳統產業得到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加速發展。建設了一大批水利、交通、通信、能源和環保等基礎設施工程。西部大開發取得重要進展。經濟效益進一步提高，財政收入不斷增長。“九五”計劃勝利完成，“十五”計劃開局良好。

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經濟進一步壯大，國有企業改革穩步推進。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較快發展。市場體系建設全面展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政府職能轉變步伐加快。財税、金融、流通、住房和政府機構等改革繼續深化。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商品和服務貿易、資本流動規模顯著擴大。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效顯著。民主法制建設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邁出新步伐。愛國統一戰線發展壯大，民族、宗教和僑務工作取得新進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取得新成效。科技、教育、文化、衞生、體育和計劃生育等事業全面進步。宣傳輿論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設不斷加強，羣眾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

國防和軍隊建設邁出新步伐。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繼續加強，國防實力和軍隊防衞作戰能力進一步提高。軍隊、武警和民兵在保衞和建設祖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長。城鄉市場繁榮，商品供應充裕，居民生活質量提高，衣食住用行都有較大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成效明顯。“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基本完成。

祖國統一大業取得新進展。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堅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和澳門社會經濟穩定。海峽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不斷加強。反對“台獨”等各種分裂圖謀的鬥爭深入開展。

對外工作開創新局面。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堅持正確的對外方針和政策，廣泛開展雙邊和多邊外交，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和合作，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

黨的建設全面加強。全黨對鄧小平理論的學習不斷深入。中共中央提出並深刻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講”集中教育和“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卓有成效。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全面推進，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加強。幹部制度改革邁出新步伐。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深入開展，取得新的明顯成效。

實踐證明，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大以來中央作出的各項重大決策是正確的，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為今後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十六大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作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決策。為貫徹十六大精神，中央召開七次全會，分別就深化機構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制定“十一五”規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和部署，提出並貫徹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推動黨和國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經濟實力大幅提升。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以上，經濟效益明顯提高，財政收入連年顯著增加，物價基本穩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紮實推進，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創新型國家建設進展良好，自主創新能力有較大提高。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和重點工程建設成效顯著。載人航天飛行成功實現。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取得新進展。“十五”計劃勝利完成，“十一五”規劃進展順利。

改革開放取得重大突破。農村綜合改革逐步深化，農業税、牧業税、特產税全部取消，支農惠農政策不斷加強。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企業和金融、財税、投資、價格、科技等領域改革取得重大進展。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市場體系不斷健全，宏觀調控繼續改善，政府職能加快轉變。進出口總額大幅增加，實施“走出去”戰略邁出堅實步伐，開放型經濟進入新階段。

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城鄉居民收入較大增加，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貧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居民消費結構優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斷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務明顯增強。

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步。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完善，基層民主活力增強。人權事業健康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發展壯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切實貫徹。行政管理體制、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化。

文化建設開創新局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紮實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成效明顯。思想道德建設廣泛開展，全社會文明程度進一步提高。文化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全民健身和競技體育取得新成績。

社會建設全面展開。各級各類教育迅速發展，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就業規模日益擴大。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抗擊非典取得重大勝利，公共衞生體系和基本醫療服務不斷健全，人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管理逐步完善，社會大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

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加速推進，裁減軍隊員額20萬任務順利完成，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全面加強，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能力顯著提高。

港澳工作和對台工作進一步加強。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定，與內地經貿關係更加緊密。兩岸政黨交流成功開啓，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達到新水平。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進展。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各項外交工作積極開展，同各國的交流合作廣泛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建設性作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爭取了良好國際環境。

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紮實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深入進行。理論創新和理論武裝卓有成效。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取得重大成果。黨內民主不斷擴大。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特別是幹部教育培訓取得重要進展，人才工作進一步加強，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和組織制度創新不斷深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成效明顯。

總的來説，十六大以來的五年，是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取得重大進展的五年，是中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實惠的五年，是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顯著提高的五年，是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明顯增強和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更加緊密的五年。實踐充分證明，十六大和十六大以來中央作出的各項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十七大以來的五年，是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勇前進的五年，是我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的五年。

十七大對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作出全面部署。為貫徹十七大精神，中央先後召開七次全會，分別就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制定“十二五”規劃、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等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和部署。五年來，我們勝利完成“十一五”規劃，順利實施“十二五”規劃，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3萬億元。財政收入大幅增加。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糧食連年增產。產業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基礎設施全面加強。城鎮化水平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效顯著，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超級計算機、高速鐵路等實現重大突破。生態文明建設紮實展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全面推進。

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農村綜合改革、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現代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財税、金融、價格、科技、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衞生、事業單位等改革穩步推進。開放型經濟達到新水平，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

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改善民生力度不斷加大，城鄉就業持續擴大，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家庭財產穩定增加，衣食住行用條件明顯改善，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和農村扶貧標準大幅提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持續提高。

民主法制建設邁出新步伐。政治體制改革繼續推進。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基層民主不斷髮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成績顯著。愛國統一戰線鞏固壯大。行政體制改革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取得新進展。

文化建設邁上新台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深入開展，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文化創作生產更加繁榮，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全民健身和競技體育取得新成績。

社會建設取得新進步。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顯提高。教育事業迅速發展，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成效顯著，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建立，新型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形成。全民醫保基本實現，城鄉基本醫療衞生制度初步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設加快推進。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社會保持和諧穩定。

國防和軍隊建設開創新局面。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取得重大成就，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協調推進、全面加強，軍事鬥爭準備不斷深化，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能力顯著增強，出色完成一系列急難險重任務。

港澳台工作進一步加強。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定，同內地交流合作提高到新水平。推動兩岸關係實現重大轉折，實現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簽署實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形成兩岸全方位交往格局，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和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權益，加強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積極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進一步增強，為改革發展爭取了有利國際環境。

黨的建設全面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繼續推進，思想理論建設成效明顯，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取得重要成果，黨的建設改革創新邁出重要步伐。黨內民主進一步擴大。幹部隊伍建設取得重要進展，人才工作開創新局面。創先爭優活動和學習型黨組織建設深入進行，基層黨組織不斷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新成效。

過去五年的工作，是十六大以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十年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五年。面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局部衝突和動盪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的外部環境，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一系列深刻變化，我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

為貫徹十八大精神，黨中央先後召開七次全會，分別就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制定“十三五”規劃、全面從嚴治黨等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和部署。五年來，我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十二五”規劃勝利完成，“十三五”規劃順利實施，黨和國家事業全面開創新局面。

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決端正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方式，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升。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高鐵、公路、橋樑、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快速推進。農業現代化穩步推進，糧食生產能力達到12000億斤。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成效顯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南海島礁建設積極推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逐步健全，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外匯儲備穩居世界前列。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蹄疾步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着力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壓茬拓展改革廣度和深度，推出1500多項改革舉措，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全社會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明顯增強。

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制度建設全面加強，黨的領導體制機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不斷髮展，黨內民主更加廣泛，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全面展開，愛國統一戰線鞏固發展，民族宗教工作創新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相互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日益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取得實效，行政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建設有效實施。

思想文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黨的理論創新全面推進，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加鮮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泛弘揚，羣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紮實開展。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文藝創作持續繁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蓬勃發展，互聯網建設管理運用不斷完善，全民健身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主旋律更加響亮，正能量更加強勁，文化自信得到彰顯，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大幅提升，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

人民生活不斷改善。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人民獲得感顯著增強。脱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脱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教育事業全面發展，中西部和農村教育明顯加強。就業狀況持續改善，城鎮新增就業年均1300萬人以上。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超過經濟增速，中等收入羣體持續擴大。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醫療衞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設穩步推進。社會治理體系更加完善，社會大局保持穩定，國家安全全面加強。

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全黨全國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狀況明顯改變。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形成，主體功能區制度逐步健全，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積極推進。全面節約資源有效推進，能源資源消耗強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進展順利，森林覆蓋率持續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明顯加強，環境狀況得到改善。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強軍興軍開創新局面。着眼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制定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全力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召開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人民軍隊政治生態得到有效治理。國防和軍隊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新格局，人民軍隊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實現革命性重塑。加強練兵備戰，有效遂行海上維權、反恐維穩、搶險救災、國際維和、亞丁灣護航、人道主義救援等重大任務，武器裝備加快發展，軍事鬥爭準備取得重大進展。人民軍隊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邁出堅定步伐。

港澳台工作取得新進展。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深化內地和港澳地區交流合作，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堅持一箇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妥善應對台灣局勢變化，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有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全方位外交佈局深入展開。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佈局，為我國發展營造了良好外部條件。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峯會、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亞信峯會。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重大貢獻。

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堅決改變管黨治黨寬鬆軟狀況。推動全黨尊崇黨章，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層層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開展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貫徹新時期好乾部標準，選人用人狀況和風氣明顯好轉。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深入推進，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把紀律挺在前面，着力解決人民羣眾反映最強烈、對黨的執政基礎威脅最大的突出問題。出台中央八項規定，嚴厲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決反對特權。巡視利劍作用彰顯，實現中央和省級黨委巡視全覆蓋。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並鞏固發展。

五年來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五年來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五年來，我們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這些歷史性變革，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