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詩

由於近代中國在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下發生了鉅變，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產生了新的階級成分、社會思潮和社會矛盾，因此，近代詩也開始衝破清代傳統詩歌的樊籬，出現新潮流。近代進步詩人往往是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他們以詩歌為武器，緊密圍繞近代各個時期的重大斗爭，深刻地反映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歷程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內容。

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裏，近代啓蒙思想家龔自珍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蹊徑獨闢的詩歌，揭示清王朝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危機,呼號變革,期望能對腐朽現實實行“勁改革”的人才的興起，揭開了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序幕，也為近代詩歌與現實政治密切結合奠定了基礎。接着，魏源、林則徐、張維屏、張際亮、朱琦、貝青喬、金和等一批經歷了鴉片戰爭的詩人，懷抱愛國深憂和民族義憤，突出地反映了鴉片戰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他們的詩歌抨擊侵略者，痛斥投降派，謳歌抗敵英烈，為中華民族反帝鬥爭留下了光輝形象和歷史畫卷。稍後，太平天國人民革命政權提出“棄偽從真”的反封建的文化綱領，革命領袖們的詩歌，以抒寫弔民伐罪的理想、改天換地的氣魄、百折不撓的英雄主義精神，傳達出廣大人民的心聲。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隨着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並開展起改良主義政治運動，近代詩歌也被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黃遵憲努力創作“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詩”，梁啓超響亮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推譽黃遵憲為“詩界革命”的旗幟。黃遵憲的詩，“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具體、鮮明、生動地反映了從咸豐以來到“庚子事變”前後的歷史面貌，貫串着救亡圖存、變法趨新和對賣國投降與頑固守舊勢力所進行的鬥爭，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時代精神。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林紓、蔣智由、丘逢甲等，也都各有所側重，以不同風格的詩歌，表現了呼號變法圖強的共同主題和追求進步救國的志士激情。

1900年“庚子事變”之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開始在詩壇上嶄露頭角，以詩歌為革命號角，將近代詩歌進一步推向新領域。秋瑾的詩激昂慷慨，洋溢着革命英雄主義和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富有巾幗英雄的氣概。稍後，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在辛亥革命前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社員發展至200餘人,辛亥革命後，更劇增至1000多人，聚集了一大批傾向革命的文化人。其代表詩人柳亞子的詩是民主革命鬥爭的迴響，他伴隨革命歷程，圍繞主要矛盾和重大事件,抒發壯懷與激情,充滿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南社其他重要詩人陳去病、高旭、周實、甯調元、馬君武、蘇曼殊等也都表現了反帝反封建反清革命的思想和對自由、民主、國家富強的理想的熱烈追求。

近代是西學東漸、資本主義文明傳入時期。先進科學技術創造出的奇蹟般的新事物以及與封建思想體系截然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學説,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梁啓超即曾表示：“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夏威夷遊記》)歌詠新事物、新學理，成為近代詩歌又一嶄新的內容。黃遵憲的《今別離》，抒寫在有了輪船、火車、電報、照相以及已知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的條件下，別離的新滋味；《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雜取佛理和植物學、化學、生理學等新學理以入藝術構思，都是前人所沒有的。同時,隨着近代與外國的交往,一些詩人得以涉足國外,親自接觸資本主義新世界，他們“足遍五洲多異想”，“吟到中華以外天”，將詩筆展拓到海外。在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馬君武、蘇曼殊等人的詩作中，可以看到日本的櫻花、倫敦的大霧、巴黎的鐵塔、錫蘭島的卧佛等各國奇異的風光，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的總統大選、英國的日漸衰朽的資產階級社會等政治狀況。所有這些都大大開拓了近代詩歌表現的領域，所以康有為説：“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着元明”。

近代進步詩歌雖然基本上還是採取古典詩歌舊體，但是隨着表現領域的擴大和內容的更新，形式上也不能不顯示出一定的變化。長篇詩歌增多,如朱琦的《感事》、姚燮的《雙鴆篇》、黃遵憲的《錫蘭島卧佛》等，黃詩被梁啓超譽為“空前之奇構”，中國“有詩以來所未有”。出現大規模組詩,如龔自珍的《己亥雜詩》315首，反映了詩人一生主要經歷、遭遇和思想；貝青喬《咄咄吟》120首,系統地反映了浙東抗英軍事的內幕。此外,龔自珍、梁啓超的一些詩明顯地突破了舊的格調聲律的束縛，同時還出現了詩歌通俗化的趨勢。黃遵憲早期即提出“我手寫我口”，主張以“流俗語”入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適應通俗宣傳的需要,興起一個歌詞創作運動,其形式逐漸向白話詩靠近，梁啓超稱讚黃遵憲的《軍歌》，以為“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他還推崇《江蘇》雜誌上發表的歌詞為“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表現了詩歌形式變革的強有力的趨向。

政治性強，鬥爭性強，題材新，思想新，形式逐漸發生變化，為向新詩過渡準備條件，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主要特點，代表了近代詩歌的主要成就。近代進步詩人各有其歷史的階級的侷限，又由於近代政治風雲變化急遽，在一個時期表現為進步的詩人，至下一時期則趨於保守，但他們都在一定時期內唱出過無愧於時代的歌聲。

與近代進步詩歌潮流並行，傳統詩壇上各種保守傾向的詩派仍在發展，並且擁有相當廣泛的影響。鴉片戰爭前後,有宋詩派的崛起。程恩澤是這個詩派的先驅,重要作家有祁□藻、 何紹基、 鄭珍、莫友芝、曾國藩等。他們的學詩趨向由前此的宗尚盛唐轉而為宗宋。但所謂宗宋,也不僅僅限於宋人,還包括唐人而開啓宋人詩風者，大體在唐之杜甫、韓愈和宋之蘇軾、黃庭堅之間。這個詩派的興起，與乾嘉以來漢學考據學風的盛行密切相關，主要作家都是有漢學根柢或糅合漢學與宋學的，基本創作傾向是“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宋詩派學古並不主張機械地擬古，他們也吸收了宋人學唐而“力破餘地”的藝術創造精神，追求詩歌的獨創性。成就較為突出的鄭珍以刻煉之筆出以平易面目，確有獨自風格。不過由於他們缺乏新思想，又或為達官貴人，或為貧寒學者，生活面狹窄，儘管尖鋭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也曾在他們的詩歌中激起一點回響，但總體説來，詩歌的現實內容是較為貧乏的。

宋詩派至光緒年間衍為“同光體”。主要作家有陳三立、沈曾植、 陳衍、鄭孝胥、 範當世等。他們“不墨守盛唐”，學詩趨向是宋詩派的繼承與發展。同光體詩人正當洋務運動與改良主義運動代興時期，他們一般傾向於辦洋務，所以能同情改良派某些不涉及改變政體的變法維新活動。其中成就較高的陳三立曾於戊戌變法前夕在湖南協助推行新政，也寫下一些傷時感事的作品。但是同光體詩人更多是注重藝術趣味,或者生澀奧衍,或者清蒼幽峭，喜歡咀嚼一種枯瘠瘦硬、拗澀曲折的清味。大量詩作缺乏時代的內容與氣息。辛亥革命後，同光體詩人大都以遺老自居，詩也充滿遺老情調，與革命派的南社詩歌形成顯明的對抗。

除宋詩派與同光體這一主要流派之外，還有以王□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他們刻意擬古，使句法、腔調、風格都神似漢魏六朝，成為假古董。又有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晚唐詩派，學詩主要傾向於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隱、韓□，兼及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人的風華綺靡的歌行。詩風綺豔，着意講求對仗的工巧，隸事的精切，用詞的鮮新。這些詩派都延續至辛亥革命以後，雖然都遭到民主革命派詩人的批判，但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才受到有力的掃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