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農民運動

(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開展的革命運動)

鎖定
農民運動,一般是指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時期黨領導農民開展的革命運動。
中文名
農民運動

農民運動建黨初期的農民運動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開始就關注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共產黨》月刊曾發表《告中國的農民》一文,指出:“中國農民佔全人口底大多數,無論在革命的預備時期,和革命的實行時期,他們都是佔重要位置的。設若他們有了階級的覺悟,可以起來進行階級鬥爭,我們底社會革命,共產主義,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該文指出:革命者應面向農民,“要設法向田間去,促進他們的覺悟”;並號召農民“集合起來”,“搶回你們被搶的東西”,搶回你們被搶的田地。“你們一起來,自然有共產主義來幫你們的忙的”,“共產主義就能使你們脱出一切的痛苦”。 [2] 
黨的一大結束不久,黨領導的農民運動開始在浙江蕭山、廣東海陸豐和湖南衡山等地區逐步興起。 [2] 
1921年9月,浙江蕭山衙前村建立起反抗地主壓迫和剝削的農民協會。此事很快在浙江各地引起轟動。在蕭山發動和組織衙前農民協會的,是早期共產黨員沈玄廬。1921年夏,他回到家鄉蕭山縣衙前村,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這年暑假,在上海、杭州等地求學或教書的蕭山籍人宣中華、楊之華等也回到鄉里,熱情地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使蕭山農民開闊了眼界,提高了覺悟。 [2] 
經過一系列的醖釀和準備,衙前村農民大會於1921年9月27日召開。大會通過了《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和《衙前農民協會章程》,並按章程規定選出6名農協委員,推舉貧苦農民李成虎為領導人。至此,中國第一個新型的農民組織正式成立。 [2] 
衙前農民協會成立的消息,迅速傳遍四周的農村。1921年冬,紹興、曹娥等縣方圓150公里內的幾十個村莊的農民,紛紛行動起來,以衙前農民協會為榜樣,先後建立80個農民協會。這些農會把農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為維護農民的利益進行了多方面的鬥爭。 [2] 
同年12月中旬,蕭山的官吏和地主向省府告狀,浙江省長下令嚴行“懲治”農會。反動軍隊包圍蕭山衙前,對正在召開減租大會的農民進行武力鎮壓,逮捕衙前農協領導人李成虎等,強行解散農民協會。衙前農民的鬥爭被迫轉入地下。李成虎雖經多方營救未能獲釋,於次年初在獄中被迫害致死。衙前農民十分悲痛,立碑紀念這位農運領導人。 [2] 
廣東海陸豐的農民運動,是建黨初期範圍廣、影響大的一次農民運動,開創者是後來被人們譽為“農運大王”的彭湃。1922年6月,彭湃回到自己的家鄉海豐縣赤山約,向貧苦農民宣傳革命道理。7月,成立了赤山約第一個秘密農會。一個月後,赤山約農會發展到30多人。到10月下旬,農會活動範圍擴大到赤山約所屬20多個村莊,會員發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赤山約農會在龍山天后廟召開成立大會,宣佈了赤山約農會的宣言和章程。 [2] 
隨後,彭湃又輾轉奔波於海豐縣的其他鄉村,號召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會,為自己的利益開展鬥爭。1922年11月中旬,又成立了守望約農會。到1922年底,海豐縣已有12個約、98個鄉建立了農會,會員發展到2萬户,自然人口近10萬人,佔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2] 
1923年1月1日,海豐總農會成立大會在海豐縣城隆重召開。彭湃在會上介紹了海豐總農會籌辦的經過,各農會代表報告了當地農運發展的情況。會議通過海豐總農會章程,選舉彭湃為海豐總農會會長。 [2] 
海豐總農會成立以後,彭湃又先後到陸豐、惠陽兩縣從事農民運動。由於有海豐農民運動的聲勢和經驗,陸豐、惠陽兩縣的農會得到迅速發展。到1923年5月,海豐、陸豐、惠陽三縣共有70多個約、1500多個鄉建立了農會,會員達到20多萬人。在1923年的五一勞動節,三縣農會舉行慶祝大會,發表《海、陸、歸三縣農會“五一”宣言》。 [2] 
農會的發展壯大,農民運動的興起,必然引起地主階級的仇視和反撲。他們勾結當地反動政府對農會進行鎮壓。農會在鬥爭中幾遭挫折,骨幹被捕,組織被迫解散,轉入秘密活動,彭湃也不得不離開海豐。海陸豐的農民運動雖然暫時遭到挫折,但為後來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埋下火種,提供了經驗。 [2] 
這個時期,湖南衡山嶽北白果地區的農民運動也很有聲勢。該地區靠近水口山礦區。1922年11月,水口山礦工舉行罷工時,該地區的農民受到鼓舞,曾自動組織起來支援工人的鬥爭。1923年初,湖南黨組織派兩名黨員到白果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經過半年多深入細緻的工作,於當年9月成立湖南第一個農運組織——嶽北農工會。到年底,它發展了數萬名會員,並組織農民進行平糶和阻禁地主穀米出境的鬥爭,在湖南造成了較大的聲勢和影響。不久,當地土豪地主勾結軍閥趙恆惕對農工會進行武力鎮壓,打死打傷農工會一些負責人,逮捕農民羣眾70多人。嶽北農民運動被迫轉入秘密狀態。 [2] 

農民運動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國民黨一大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適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 [2]  其中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會後不久,孫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3]  這次大會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農民運動的開展。 [2] 
國民黨一大後,共產黨員林祖涵、彭湃分別擔任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和秘書。在以共產黨員為主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和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推動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24年3月初步確定農民運動計劃,決定組織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衞軍。7月,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頒佈了《農民協會章程》。中共廣東區委通過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和廣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員到廣東省各縣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點起農民運動的火焰。各縣紛紛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衞軍,向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進行鬥爭。 [2] 
為了培養農運骨幹,經彭湃等提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從1924年7月起,廣州農講所在共產黨人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棠、毛澤東相繼主持下,連續舉辦六屆,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山東、直隸、湖北、四川、陝西、江西等20個省、區培訓700多名農運骨幹,有力地促進了全國農民運動的開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給中共廣東區委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這些農運骨幹“工作得很好,沒有辜負我們對他們的培養和訓練”。 [2]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提出“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強調準備北伐,“不僅是廣東作軍事的準備,更要在廣東以外北伐路線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特別是農民的組織”。 [2] 
黨的各級組織對舉行北伐十分擁護,並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精神,積極發展工農運動,為迎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做準備。到1926年5月初,全國工會會員增加到120多萬人;農民協會組織遍及10餘省,會員發展到近百萬人。5月上中旬,在廣州同時召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出席農民代表大會的除廣東66個縣選出的200多名代表外,還有湖南、湖北、廣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蘇、山東、山西、貴州等省的代表,它實際上起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兩個大會一致認為,鞏固和擴大工農組織,建立緊密的工農聯盟,並同革命軍和各界革命羣眾結成大聯合,督促和援助國民政府北伐,是當前的主要任務。兩個大會聯合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從速出師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並表示工農誓作國民政府的後盾。 [2]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1] 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軍閥的反動統治被推翻,民眾有了集會、結社、罷工、遊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革命羣眾運動以前所未有的聲勢蓬勃發展起來。 [2] 
在北伐軍佔領的地區,農民運動得到更大規模的發展。北伐軍進入湖南後,湖南農村掀起了一場迅猛異常的革命大風暴,攻擊的矛頭直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許多地區的地主政權、地主武裝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權的地方,農民協會便成為鄉村唯一的權力機關。1926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後,決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為重點開展農民運動。到11月底,湖南有54個縣已建立農民協會組織,會員達107萬人;到1927年1月,會員又增加到200萬人。湖北、江西等省的農民運動也有很大發展。在湖北,全省農民協會會員由1926年7月的3萬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萬人左右。江西的農協會員從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發展到11月的5萬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農民運動大發展的推動下,其他各省的農民運動也逐漸興起。 [2] 
毛澤東對農民問題十分重視。1926年9月,他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論述了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的關係,指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特權,要靠“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他指出,與工人階級首先進行經濟鬥爭不同,“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着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12月20日,毛澤東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農、工代表大會的歡迎會,在作《工農商學聯合的問題》演説時指出:“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但有一箇中心問題。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一切都要靠農民問題的解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到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和長沙等縣考察農民運動。他召集農民和農運工作者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獲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於3月在《戰士》週報上公開發表。在這個報告中,他熱烈讚頌農民羣眾打翻鄉村封建勢力的偉大功績,尖鋭地批駁黨內外責難農民運動的各種謬論,闡明農民鬥爭同革命成敗的密切關係。他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應當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前進。他強調:必須依靠廣大貧農作“革命先鋒”,團結中農和其他可以爭取的力量,把農民組織起來,從政治上打擊地主,徹底摧毀地主階級的政權和武裝,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由農民協會掌握農村一切權力,然後進行減租減息、分配土地等鬥爭。中共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視這個報告,於3月間在《嚮導》發表該文的前兩章。4月,當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作書名將此報告公開出版時,瞿秋白為之寫了序。 [2] 
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農民代表舉行聯席會議,選出毛澤東、譚平山、彭湃、方誌敏和鄧演達等13人組成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對發展各地農會組織、擴大農民武裝、建立農村革命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等,做了具體部署。4月4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開學。講習所為全國培養了約800名農運骨幹。 [2] 
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一起為北伐軍提供了有力支援。 [4] 
大革命是一場以工農民眾為主體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前期都曾積極參加的人民革命運動。它以與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規模,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飆,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空前的傳播,產生了巨大革命影響。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