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

農業學大寨是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開展的一場運動，依據的是毛澤東於1963年發佈的一項指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農業學大寨”學出“紅旗渠”，大寨一度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標。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原本是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農業合作化後，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他們的先進事蹟。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後，全國農村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一直流傳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極“左”思潮利用過。 ^[1] 

大寨，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依虎頭山而建。新中國成立前的大寨，人稱“窮山惡水”。經過祖祖輩輩的辛勤開墾，到宋立英開始記事的時候，大寨村民們擁有了700畝土地。可這些地不是遠在山上，就是險在溝邊，東一小塊，西一小塊，“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塊散佈在一面坡上”，“七溝八梁一面坡”。

這樣惡劣的地形不僅讓大寨人在農業上難有發展，畝產不到200斤，甚至還得時常擔心温飽。地處黃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裏，人畜用水緊張；可一旦趕上雨季數日暴雨，山洪暴發，全村頃刻之間就可淪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響應中央號召，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以陳永貴、郭鳳蓮等為帶頭人的大寨人決心改變落後的面貌，敢於戰天鬥地，艱苦奮鬥，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並通過艱鉅勞動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

他們想治溝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儲水，除了扁擔、鋤頭、鐵錘等最基本的勞動工具，他們擁有的只有一雙雙佈滿繭的手。為這個在一般人看來白日做夢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幹苦幹，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後，大寨畝產猛增至700多斤，這得益於土地形狀和土地養分的改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認為，吃飽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們當時夜以繼日艱苦勞作的直接動力。“名呀利呀，這些東西腦子裏通通沒有。就一個字——‘幹’！”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長勢喜人，根據往常的經驗，等待村民們的將是一場大豐收。誰知，8月初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嘩啦”狂瀉了7天7夜。虎頭山的7條山溝濁浪滔滔，村民們眼睜睜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壩，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畝土地中，有139畝梯田被衝為平地，41畝莊稼被沙土掩埋，其餘620畝也幾近於絕收。洪水還毀掉了村民們的家。全村270間窯洞和房屋，塌了190間，63間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間。80户人家，78户無家可歸。

在之後的重建過程中，陳永貴三番四次鼓勵村民:“在這世間，‘人’是最寶貴的。遭了這麼大的災，我們村沒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拿出大幹苦幹的精神，天塌下來也頂得住！”

雖説“人”是最寶貴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園需要大量的石料，於是村民們開始四處尋找適合取石的山體。宋立英的丈夫賈進才帶領的分隊找到了大寨與金石坡村交界處的“石窩”。

石匠們都説這個石窩是“老虎吃天，沒法下口”，“要打開起碼要半年”。起初，賈進才和3個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擊破點，若能打開這個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們找來炸藥，整整9天過去了，那塊石壁上的石頭還是無動於衷。

大夥兒們並沒有氣餒，他們開始尋思“四兩撥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尋石過程中，賈進才們砸碎了兩把大錘，3根一米多長的鋼釺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個七八寸見長的鐵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彙報大寨事蹟。毛澤東高興地説:“窮山溝裏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同志説:“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同年12月21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竟然專門表揚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總結為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一年，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迅速在全國鋪開。

經歷過“大躍進”的折騰和三年自然災害的苦難，如何提高“大鍋飯”制度下農民的積極性，已成為當時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瓶頸”。而大寨人卻憑着一股實幹苦幹精神，糧食連續10年增長。

在此後的歲月裏，國家領導人紛至沓來，18位外國元首先後造訪，上千萬名國內參觀學習人員和25000多名外國遊客接踵而來。大寨，不再僅僅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林縣人民通過學大寨，憑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險峻的山上開鑿出了一條“驚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徹底改變了當地農田缺水的困境，創造出了高產穩產的農田，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

而學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決於“學什麼”和“怎麼學”。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中，不乏教條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有的看見大寨糧食產量高，回鄉後就片面強調糧食增產，而置經濟作物於不顧；有的見大寨開山墾田，回鄉後不顧實際條件刻板模仿，結果嚴重破壞了林業資源；甚至有來自平原地帶的參觀者覺得大寨的梯田很壯觀，回鄉後想號召鄉親們模仿。

就這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以利弊交錯的態勢，在長達十四年的日子裏影響着幾乎每一箇中國村莊。1973年，年僅26歲的郭鳳蓮當選為大寨黨支部書記，從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峯。

197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發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號召。當時的意圖很明顯，欲想造成一個由大寨村到大寨縣，再到大寨省、大寨國的滾雪球效應，以徹底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

“四人幫”被粉碎後，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繼續高舉“農業學大寨”旗幟。1976年12月，陳永貴協助華國鋒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他作了《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這次會議，由於極左路線的延續，將學大寨運動推上了極端。不僅農業學大寨，而且教育、衞生、司法、財貿等行業和部門都要學大寨。當然，這對大寨、昔陽來講，無疑是一種珍貴的榮譽。對全國來説，大寨仍是一塊“聖地”。

從1978年春天開始，“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呼聲漸漸蓋過“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各地在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同時，強烈要求糾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的做法，如要求歸還農民的自留地、自留樹，開放集市貿易，允許農民養豬、養雞、搞家庭副業等等。這些本都是《農業六十條》明確規定要賦予農民的一些私有權利，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逐步被剝奪了。此時，人們想重新拿起這個武器，向農業學大寨運動發起挑戰。

後來《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全國部分省、市、自治區報紙、電台陸續報道了一些地方的糾“左”的做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把農業戰線的撥亂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而後又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包產到户、包乾到户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推廣。特定的政治形勢的變化，重新確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紅旗到底該不該繼續打下去引起了廣大農村乃至中央高層的思慮。

這個時候有兩件事對大寨衝擊很大。一是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支持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並波及全省農村的包產到户。二是四川將自留地擴大到總耕地面積的15%，還開放了自由市場。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陽縣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和縣委擴大會議。在各方面強大壓力下，縣委領導承認了多年來在各方面發生的缺點、錯誤和問題。並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蠻幹行為、家長式作風提出了嚴厲批評。

後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組成聯合記者組到大寨、昔陽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採訪調查。他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寫出了兩組內參。第一組批評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鬥八斗”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等；第二組批評昔陽和陳永貴提拔起來的幹部，如《造反起家，幫派掌權》、《任人唯親——以對大寨“感情”“態度”劃線》等。這些詳細的調查報告，為黨中央重新認識、審視大寨和“大寨紅旗”提供了更加翔實與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揭發陳永貴等人的錯誤和問題，要求罷免陳永貴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這樣，陳永貴先後被解除了昔陽縣、晉中地區和山西省的領導職務。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開常委會議或常委擴大會議，系統分析大寨和昔陽的經驗，總結山西省學大寨運動的經驗教訓，形成了《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指出大寨、昔陽“左”的錯誤在政治、經濟、思想、組織、作風等各方面的詳細表現和危害。可以説，它給“農業學大寨”運動作了最後的總結，也預示着這場在中華大地上風風火火鬧了10多年的運動即將終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將《檢查報告》上報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將原報告連同批語轉發全國（中發[1980]83號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結論，肯定了周恩來所總結的大寨經驗，也肯定了大寨、昔陽及山西省的過去的貢獻和成績。報告同時指出，“文革”以來，大寨和昔陽“左”傾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應由陳永貴負主要責任。就全國範圍內來説，主要的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陳永貴對山西省委的報告和中央的批語表示接受，他説:“對於學大寨出現的問題，中央承擔了責任，我也有責任。是我的責任，我不向上推。”

後來，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陸續接受了陳永貴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請求。陳永貴在北京過起了閒居生活。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陳永貴對大寨和自己的過去進行了認真的反思，曾對前來看望他的大寨幹部説：“我那幾年算是吃夠虧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幹出一百一。今後可不能再犯了。”陳永貴給郭鳳蓮和大寨黨支部寫了一封信，要他們跟中央保持一致，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這是這位老支書對家鄉工作的最後交待。 ^[1] 

郭鳳蓮在這段日子，開始冷靜思考。她回憶説，雖然大寨是中國農業的標杆，但除卻榮譽因素，村民們的生活水平實際上並不高。輝煌時期，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麥，小麥奇缺；過年包餃子，也用玉米麪做皮。她開始痴迷地閲讀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經典名著《復活》——大寨需要復活。

1991年11月15日，一紙調令讓闊別大寨村支書崗位11年的郭鳳蓮回到了她最熱愛的那個工作崗位。她開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義深刻的格言不斷地敲打着郭鳳蓮的神經。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們第一次嚐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觸到了卡拉OK。郭鳳蓮還拿着麥克風唱了一曲她曾在虎頭山的田間地頭唱過無數遍的《人説山西好風光》。長了見識的郭鳳蓮躊躇滿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讓大寨有朝一日成為“百萬元”村。

此後，大寨辦起了羊毛衫廠、酒廠、飲料廠……作為大寨的領頭雁，人到中年的“鐵姑娘”郭鳳蓮積極投身商海，找人才、推業務，她學會了用商人而非農民的思想看待社會。

熟能生巧，她漸漸地領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資本依舊是那段光輝歲月，她開始打造“大寨”品牌。著名女星孫儷代言的“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黃金餅、“大寨”牌白酒……“大寨”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各種商品上。大寨與三家外地企業合資創辦的企業中，僅“大寨”這兩個字，就給村子帶來了合資企業25%的股份。

大寨村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樣世故，他們開始把那段塵封的歷史轉化為當下的收入。除了集中居住區，如今的大寨村幾乎完全為各類大寨紀念品商店和窯洞飯館所充斥。這個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旅遊業即可創收兩三百萬元。

2000年，年過七旬的宋立英老人也終於放下了歷史包袱，加入了旅遊業創收的大流。郭鳳蓮當時勸她説:“您是名人，您要是開紀念品商店肯定很受歡迎。”那以後，身為文盲的宋立英開始學習寫字:“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宋立英”……她每天準時“上班”，端坐在商店裏招呼進進出出的遊客，她成了大寨簽名售書的明星，成了這個“紅色旅遊”景點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如今的大寨，年產值早已破億元，比三十年前增長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額完成了郭鳳蓮當初在上海那個不眠之夜立下的“百萬元村”的志向。

郭鳳蓮説:“並不是歷史上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堅持。”在村民們看來，大寨已經找到了一條超越過往歷史侷限性的新路子，一條集體與個人相統一的新路子。

村民們的日子好過了，郭鳳蓮卻不無憂慮:“大寨精神就那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現在生活條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當年的創業激情。有些年輕人不想到外面闖蕩，他們寧可坐在家裏開個小飯館、賣點紀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