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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集體經濟

鎖定
農村集體經濟亦稱“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我國憲法第八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經濟”。
中文名
農村集體經濟
外文名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別    名
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
體制模式
集體所有制
實行方式
家庭承包經營統分結合
原經濟體制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經濟組織
農民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制

農村集體經濟實施背景

農村集體經濟是指主要生產資料歸農村社區成員共同所有,實行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果實的經濟組織形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改變了過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經濟體制,村級集體經濟成為農村基本的經濟組成部分。並且,伴隨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村級集體經濟改變了過去“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體制一統天下的格局,在家庭分散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衍生出多種實現形式。尤其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一些農民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在農村社區或突破社區界限,自發成立了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的經濟組織,提高了組織化程度和收入水平。

農村集體經濟現實可能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使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1.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組織基礎依然存在。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一些農村在行政村(原生產大隊)或自然村(原生產隊)的社區範圍內,成立了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中國存在200多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有一些農村沒有成立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與村黨支部實際上履行着部分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村委會和村黨支部一直髮揮着集體經濟組織的部分功能,如對集體土地進行發包、收取集體提留(農村税費改革後這項職能已不存在)、為家庭分散經營提供產前產中產後服務以及進行集體積累等經濟活動。這一農業集體化的制度成果,絕不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羈絆,而是今後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的組織基礎。農村的改革和發展,不是要改革掉這些集體經濟組織,而是通過改革使其不斷髮展壯大。只有這樣,農村改革和發展才能向着鄧小平所講的高水平的集體化方向不斷前進。
2.工業化發展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物質基礎。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工業化的不斷髮展,不僅為我國農業現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質準備,而且為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第一,工業化帶動了城鎮化進程,轉移了大量農村人口到城鎮就業,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減少為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創造了條件;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既可以是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成的土地承包大户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土地承包經營向集體經濟組織集中來實現。第二,工業化促進了農業機械化,機械化水平的提高為實現農業集約化、集體化創造了基本物質條件。第三,工業化為農業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
3.農村改革和發展培養和造就了一批現代農民。農村改革30多年來,儘管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村人才大量流向大中城市,但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實踐,造就了一批立足農村、發展農村的現代農民。這是因為,一方面,隨着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逐步改變了原有的自給自足為主的小農經濟意識,在市場經濟中鍛鍊和提升了商品經濟意識和市場競爭能力;另一方面,隨着農村教育和農民培訓的發展,廣大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也有了很大提高,當前,已有近70%的農民具備中等教育文化程度。此外,國家還採取了農民專業技術培訓、加強農業行政管理人才隊伍建設、派遣大學生村官等有效措施,為農業和農村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現代農民的形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儲備了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持。
4.廣大農民具有發展集體經濟的強烈願望。在當前我國農村經濟體制下,全體村民作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與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存在水漲船高的對應關係。一般説來,集體富,村民富;集體窮,村民窮;集體空,民心散。這一點無論是從集體經濟實力雄厚的村,還是集體經濟脆弱的村,都能得到印證。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僅意味着村民負擔的減輕、收入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村民福利的改善。因此,廣大農民具有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願望。不過明顯的一點是,無論是廣大農民的心願還是現實發展都清楚地表明,廣大農民不再需要過去那種一大二公、一平二調、“歸大堆”的集體經濟,而是要求在充分尊重農民意願的基礎上,通過多種形式使村級集體經濟不斷髮展壯大。 [1] 

農村集體經濟主要障礙

儘管當前具備了逐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現實可能性,但這並不意味着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就能一帆風順、順理成章。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現實,還需要克服不少困難和障礙。
1.社會輿論仍然對集體經濟存在偏見。近年來,在我國學術界,一直存在着一股否定集體經濟的風氣。一些學者大肆渲染劉莊、南街、華西這些集體經濟典型村的特殊性,無視這種特殊性背後的歷史必然性和普遍性;有的學者否定中國農業合作化過程的合理性,認為中國根本不存在集體化,只有“被集體化”,直接為土地私有化鳴鑼開道。在他們看來,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低效的、落後的,而且是不人道的,是腐敗和村霸的“温牀”。這些認識的根源在於,一是,由於各地生產力發展不均衡,在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尤其是在一些集體經濟“空殼村”,問題更嚴重。在反思這些問題的時候,一些人首先有意無意地將集體經濟看作罪魁禍首,而根本不去思考集體經濟的弱化所引發的更嚴重的問題。二是,在思想上絕對地、片面地看待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係、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中家庭分散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的關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共同富裕的關係,看不到二者的對立統一性。因此,他們看不到或者無視集體經濟的先進典型,一提集體經濟就立刻與產權不清晰、低效率、管理不善劃等號。他們看不到改革開放為逐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準備的物質基礎,也無視廣大農民羣眾要求發展集體經濟的根本意願,而一味地不顧實際地強調私有化的改革方向。在他們看來,誰若強調發展集體經濟,誰就是極“左”的表現,就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現。
2.一些地方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還缺乏相應的政策支持。在集體經濟是保守的、落後的這一不利輿論影響下,一些地方缺乏集體經濟發展的寬鬆政策環境,造成集體經濟貸款難、税收負擔重等問題,一些改革政策措施很難落到實處,黨的方針政策被流於形式。
3.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需要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離不開自身本領過強、作風過硬的帶頭人和強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發出《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要求農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和合作組織的幹部,要由具有獻身精神和開拓精神、辦事公道、能帶領羣眾致富的人擔任。在集體經濟實力弱的農村,黨員年齡偏高、文化水平較低,黨員幹部隊伍不穩定,黨組織凝聚力、號召力、戰鬥力不強等問題比較普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尤其是村級黨組織建設成為限制大多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瓶頸”。因此,加強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已經成為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迫切要求。
4.集體主義觀念有所弱化。集體主義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集體經濟的靈魂。由於幾千年來小農經濟的深刻影響,加之小農思想改造的長期性、艱鉅性等原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廣大農民仍然不可避免地保存某些舊社會的思想和習慣。一些地方“有分無統”、“重分輕統”的做法,使廣大農民多年形成的集體主義精神受到削弱。
5.人才缺乏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人才引進和培養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面臨的一大難題。絕大多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缺乏懂得現代經濟管理的人才,又缺乏農村經濟發展急需的科技人才。在一些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中,存在着決策不科學、創業觀念淡化、揮霍集體積累、無視集體財產流失、忽視市場經濟規律、產品科技附加值低、競爭力弱等現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更多地表現出無奈。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

農村集體經濟須秉持新發展理念,抓住以下重點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是能人領辦農村新型集體經濟。鄉村能人領辦集體經濟,不僅能聚集資源實現創新,而且還能在金融資本短缺的農村深度整合鄉村社會資本實現資本積聚。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指出要把鄉村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吸引各類人才在鄉村振興中建功立業。近年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興起培育了一批鄉村能人,部分城市農民工返鄉也成為創業能人。
二是以差異化戰略構築錯位競爭優勢。在脱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過程中,部分集體經濟已不同程度出現產業同構與同質化競爭現象。在農村集體經濟商流、物流與城市園區經濟相比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前提下,必須強調差異化發展戰略,實現新產品的差異化、新生產方法的差異化、新市場的差異化、新資源的差異化、新產業組織的差異化。差異化發展的重點,其一是突出綠色生態優勢,實施基於原產地可追溯和質量標識的產品差異化戰略;其二是培育知識產權和品牌優勢的差異化;其三是數字化和產業組織模式的差異化。
三是與縣域經濟協同發展提升區位優勢。集體經濟與縣域經濟協同發展能增強集體經濟的產業融合度、產業鏈長度、新興產業帶動度和要素整合度,是打破城鄉分割、加速城鄉融合的有效路徑,諸如“社社聯合”、龍頭企業+合作社、集體經濟向二、三產業融合的縣域經濟協同發展模式,必須在今後縣域經濟發展的總量和質量方面都有所體現。
四是實現治理機制創新。在集體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中,依然要充分挖掘和發揮集體所有制下統分結合治理模式的各自優勢。微觀治理要強調“分”,這是市場競爭的內在要求;宏觀治理要強調“統”,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監管。集體組織作為所有權代理人須保證資產增值,通過集體公積金、公益金等形式實現集體組織的收益分配權。集體經濟的治理路徑就是責、權、利明晰,集體資產增值與收益分配實現動態平衡。而高效的集體經濟治理也有助於集體經濟強化外部市場分工,實現多渠道、多類型、多元化發展。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