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試驗區

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在不同的區域選擇、設立了一批相關的農村改革試驗區，比如在湄潭、朔州等地設置了不同試驗內容的試驗區，在貴州湄潭搞的農村土地承包相關的試驗內容，“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項改革試驗內容到現在還是貴州農村土地承包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4]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農村改革發展面臨新形勢、新任務。黨中央審時度勢，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加強農村制度建設的重大部署，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做好新形勢下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又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4] 

2009年，啓動了新形勢下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 ^[7] 

2011年，原農業部會同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聯席會議20家成員單位首批安排了24個試驗區，圍繞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部署的6大制度建設，開展改革試驗。 ^[7] 

2014年，又設立了34個農村改革試驗區，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部署了5個方面19項改革試驗任務。此後幾年，農村改革試驗區根據新的改革形勢要求不斷拓展試驗任務。 ^[7] 

首批24個 ^[1] 

北京市大興區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縣

山西省朔州市

吉林省長春市九台區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克山縣

上海市閔行區

江蘇省蘇州市

浙江省温州市

安徽省宿州市

福建省三明市沙縣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縣

山東省棗莊市

河南省新鄉市

湖北省武漢市

湖南省懷化市沅陵縣

廣東省雲浮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田東縣

貴州省畢節市

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開遠市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曲水縣

陝西省延安市吳起縣

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平羅縣

大連市甘井子區

安徽省龍亢農場

第二批34個

北京市通州區

天津市寶坻區

河北省邯鄲市曲周縣

山西省晉中市祁縣

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阿榮旗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

遼寧省鞍山市海城市

江蘇省南京市

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

江蘇省淮安市洪澤縣

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

浙江省金華市義烏市

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縣

安徽省滁州市定遠縣

福建省寧德市屏南縣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縣

山東省泰安市東平縣

河南省信陽市

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

湖南省長沙市瀏陽市

廣東省清遠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

重慶市永川區

重慶市梁平縣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內江市市中區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

貴州省遵義市湄潭縣

陝西省西安市高陵縣

甘肅省金昌市金川區

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

青島市黃島區 ^[1] 

2019年5月27日，在農業農村部新聞發佈會上，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表示，截至2019年，全國58個農村改革試驗區承擔了中央部署的226批次改革試驗任務，基本覆蓋了農村改革各個領域。試驗區圍繞全面深化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堅持底線思維、封閉運行，堅持重點突破、集成配套，主動入位、先行先試，為農村改革的全面深化探索了路子，積累了經驗。 ^[2] 

趙陽透露，下一步將鼓勵地方大膽探索，尊重地方自主權，探索將試驗任務由批准制改為備案制，採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結合的方式拓展改革試驗的任務，鼓勵農村改革試驗區根據各地實際提出改革試驗方案，支持農村改革試驗區省級主管部門自行選擇適合的縣市區來開展對比試驗，適度擴大改革試驗範圍。 ^[2]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給農村改革全局探索路子、積累經驗，農村改革試驗區應運而生。根據1987年中央5號文件《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提出“有計劃地建立改革試驗區”的意見，國務院批准建立了第一批農村改革試驗區。 ^[3] 

此後幾年，近30個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圍繞20多個試驗主題和上百個試驗項目開展了先行先試，創造了許多“最早”或“第一”。安徽阜陽作為首個試驗區，在鄉鎮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制度創新方面開創先河；廣西玉林、河南新鄉試驗區最早啓動糧食購銷體制改革試驗，對形成1990年全國的“穩購、壓銷、提價、包乾”的糧改方案和此後進行的購銷同價改革，起到了重要參考作用；貴州湄潭試驗區首創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經驗，寫進了中央文件，在全國提倡推廣；陝西延安試驗區的“退耕還林草”試點，受到中央領導重視，得到原林業部等有關部委的肯定並在實踐中加以推廣；湖南懷化、安徽阜陽、貴州湄潭試驗區的“農村税費改革”，為中央制定全國性的農村税費改革試點方案提供了重要參考。可以説，農村改革試驗區對推動農村改革的偉大實踐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思想、理論、制度創新方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在上個世紀農村改革波瀾壯闊的圖景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3] 

為進一步發揮好農村改革試驗區先行軍的作用，2010年，中央啓動了新形勢下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建立了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直接領導，原農業部、中央農辦、中組部等20個部門單位組成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對新時期加強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2011年、2014年先後確定了58個試驗區，承擔了226批次改革試驗任務，為農村改革頂層設計提供了豐富素材，有力推動了農村改革全局發展。 ^[3] 

新形勢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試點內容全面性特徵更加明顯，各試驗區圍繞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完善鄉村治理體系等方面，在試點項目設計和試點內容細化上下了更大功夫，基本編織了一張覆蓋農村改革各個領域的大網。 ^[3] 

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改革試驗區開展了生動豐富的實踐創新活動，江西餘江、貴州湄潭、四川巴中市巴州區等試驗區創新農村土地優化配置體制機制，有效維護了農民土地權益；貴州六盤水試驗區探索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盤活了農村資源資產；安徽宿州、山東東平等試驗區創新農業經營方式，促進了各類經營主體有機銜接、共同發展；上海閔行、浙江温州等試驗區探索農村集體資產明晰產權和運營管理的規範路徑，賦予了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重慶永川、河南信陽、貴州畢節等試驗區改進涉農財政資金使用方式，提高了財政資金支農效力；湖南沅陵、河北玉田、安徽金寨、廣西田東等試驗區探索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提高了農村金融服務可得性和便利性；廣東清遠、河南新鄉、湖北秭歸等試驗區探索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實現農村長治久安夯實了基礎。 ^[3] 

農村改革試驗區堅持邊“破”邊“立”，在歸納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努力推動制度創新，很多已轉化成為政策內容和法律法規條文，為深化全國農村改革提供了可學可鑑的制度成果。據統計，截至2018年底，試驗區己有144項試驗成果在省部級以上政策文件制定和法律法規制修訂中得到體現，幾乎涵蓋了農村改革的所有重點領域。農村改革試驗正在轉化為發展新動能，改革紅利的“外溢效應”正在日益顯現。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