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

18世紀中葉以來，西歐工業革命促使整個自然科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不但衝擊了傳統的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也使思辨的自然哲學（見德國自然哲學）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這一時期，在自然科學中出現了一系列重大發現。 首先是康德-拉普拉斯的星雲假説（見星雲説）描繪了整個太陽系在時間進程中逐漸生成的歷史，接着英國地質學家C.賴爾描述了地層的緩慢演化，生物學家C.R.達爾文又以豐富的事實論證了生物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的歷程。德國的F.韋勒用無機原料人工合成尿素，證明了無機界同有機界之間的聯繫；M.J.施萊登和T.施旺分別發現了植物細胞和動物細胞，消除了動物界同植物界之間的壁壘。在物理學中，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熱力學第一定律）的發現，表明了自然界各種運動形式之間的聯繫和統一；麥克斯韋電磁理論（見電磁世界圖景）證明了電、磁、光之間的同一性；熱力學第二定律也揭示了物理-化學過程的不可逆性等等。自然科學所提供的這些關於自然界自身聯繫和發展的事實材料，大體描繪出了一幅整體的聯繫和發展的自然圖象。於是，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整個自然界都在永恆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着，並導致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誕生。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經歷了從物理科學到生物科學、從理論科學到技術科學的一系列革命，更廣泛更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所固有的辯證法，從而更加豐富和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它主要包括以下的內容。

現代科學表明，自然界具有無窮的連續系列的層次結構，每一層次又是這個系列的不連續的“關節點”，並表現為各種不同的物質形態。從微觀尺度看，夸克（層子）組成了基本粒子，並服從於這一層次的特有規律，如量子色動力學定律。基本粒子，主要是質子和中子，由強相互作用結合為原子核。原子核和電子再通過電磁相互作用結合為原子，並進而結合為分子，如此等等。從量子場論來看，任何微觀粒子都是相應的場量子，它們既是間斷的粒子，又是連續的波，因而也可以稱為“波粒子”。

從宏觀尺度看，各種物體都是由原子－分子構成的，並且靠引力形成各種天體系統。如由太陽和行星組成太陽系，由太陽系一類的恆星組成銀河系，由銀河系一類的星系組成星系團以至於人們已知的最大宇宙系統──總星系。在地球上，分子不僅組成各種無機的宏觀物體，而且還按照不同的複雜性程度組成有機分子、生物大分子、病毒、細胞以至於包含人類在內的各種生物有機體。因此，任何層次的物質形態都具有內部結構，都包含決定其性質的各種要素和它們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層次結構是無窮盡的，人們對它們的認識也不會有終結。

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方式，任何物質形態都處於不停頓的運動變化之中，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都是進化和退化、前進運動和後退運動、向上分支和向下分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統一。

19世紀統計物理學説明，個別熱分子服從於動力學規律，而大量分子所組成的系統則表現一種或然性行為，服從於統計規律。到20世紀，量子力學描寫了微觀客體的行為,它在本質上也是統計理論。而且可以認為,量子力學的這種統計特徵來自單個粒子的行為方式，來自這些粒子運動的隨機性。這樣，偶然性就成為任何運動的本質屬性，成為必然性所不可缺少的伴侶。現代生物學也證明,在生物進化過程中不僅基因變異是隨機的,而且自然選擇也不完全是定向的，因而進化的方向包含着偶然因素。根據一些生物學家的看法，在分子水平上的進化方向甚至不受自然選擇的影響。也完全是隨機的。這一切表明,自然界不是某種有目的的預定計劃的展現,而是新的可能性的不斷湧現，從而不斷開闢着新的發展方向，並決定了自然界經歷着真正的歷史。

在19世紀，熱力學第二定律第一次揭示了物理運動的不可逆性，表明孤立系統的增熵是一個退化過程。20世紀中葉自然科學判明，自然事物在本質上都是開放系統，都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形成減熵的進化過程。因此，自然界總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任何物質系統都是在大量偶然的隨機因素中發展着，這個發展過程在一定條件下表現為偶然性減少的進化過程，在另外的條件下則表現為必然性減少的退化過程。這樣，自然界總是經歷着進化和退化相統一的真正發展的歷史，也是一些事物瓦解、另一些事物湧現的真正歷史。

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自然界是各種事物相互作用的整體，也是各種作用過程的集合體。一切自然事物，小到原子、基本粒子，大到銀河系、總星系，複雜到人、生物圈以至於社會圈，都是由各種不同要素組成的系統。自然界通過這些要素本身相互作用以及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整體的功能和特性。這也是一個信息反饋的過程。物質系統可能通過負反饋調節輸入而保持相對的穩態，也可能通過正反饋打破舊的穩態，建立新的穩態或趨於毀滅。因此，在這種動態作用過程中，每一層次的系統都會突現新的組合方式,具有更高的組織性,形成不同層次的物質形態。但是,不同層次的系統又有同構性。事物作為開放系統,處於內部和外部作用中，並且都具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自我組織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它們之間的不同僅僅是組織水平高低的問題，通常所謂的“目的性”無非是這種組織性的表現。不同的物質形態之間，首先是無機物同有機物之間、非生命同生命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並不存在神秘的“隱德萊希”、“活力”等等。物質結構每一層次的整體功能，也意味着趨向於更高層次的潛在可能性，並且在一定條件下確實會導致新的層次的突現。正因為如此，物質結構的無限層次，正好對應於發展過程的無窮系列；宇宙的空間結構圖式，正好對應於宇宙在時間中的進化圖景。

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改變着人同自然的關係，即人不是作為自然現象的單純旁觀者，而是自然過程的積極參與者；不僅自然界到處打上了人的烙印，而且人也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不斷改造自己。新的技術革命延長了人腦，使人類有可能預見到自己活動更遠的社會後果，更自覺地調節人同自然的關係。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對自然的態度：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凌駕於自然之上，無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而必須不斷調節自己同自然的關係，使之和諧統一，並在這個前提下滿足自己的需要。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主張人和自然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人們只能在人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認識自然界以及認識人自己，建立人同自然相統一的辯證世界圖景。

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在何時誕生的？這不僅是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的一大研究課題，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很多學者認為，自然辯證法其中包括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誕生的，因為恩格斯的有關思想和主要論文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但是，任何一項重大的發現與發明，不管它是在何時開始被研究的，也不管是在幾年甚至幾十年以後才為社會所公認，都必須以該成果的公開發表為標誌。因此，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所有手稿，包括其中最完整的論文都沒有資格充當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代表作。足以標誌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誕生的就是恩格斯於1877年公開發表的《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即大家所熟知的《反杜林論》哲學篇。

《反杜林論》是否具有“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誕生的標誌”這種資格，一方面取決於它的內容，即它是否第一次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就是創立者－－恩格斯本人是否賦予它這個權利。

僅就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內容來説，《反杜林論》與《自然辯證法》手稿相比，有許多方面論述很簡單，但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相比，則是再全面，再簡單不過了。

新的自然觀能否克服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和十九世紀初黑格爾的侷限性，除了依賴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以外，關鍵就在於能否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理論基礎。換句話説，自然觀上的革命只有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才能完成。恩格斯正是首先抓住並解決了這個問題。早在1875年的一段自然辯證法札記中，恩格斯就指出唯物辯證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於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

在《反杜林論》的概論中，恩格斯論證了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明確提出，只有唯物辯證法才是現代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這其中當然也包括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在內。恩格斯還特別指出，“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經常注意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的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正象唯物辯證法的內容並不等於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一樣，唯物辯證法僅為創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奠定了理論基礎，僅是它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並不是自然觀本身內容。但是，有了唯物辯證法就會準確、迅速地抓住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核心，從而與一切舊自然觀劃清本質界限。

第二．關於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核心

所謂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核心，即它與形而上學自然觀的根本區別點。1875年，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的準備稿中曾經詳細的探討過形而上學自然觀“這個總觀點的中心”，和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這個“新的自然觀的基本點”。限於篇幅，這裏不加引述。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把兩種自然觀作了對比，概括了它們各自的基本點：“無論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人那裏，還是在黑格爾那裏，佔統治地位的自然觀都是：自然界是一個在狹小的循環中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其中有牛頓所説的、永恆的天體和林奈所説的不變的有機物種。和這個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從這些成就看來，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存在於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至於循環，即使它能夠存在，也具有無限加大的規模”。若把這段話與《自然辯證法》導言中的有關論述作個比較我們就會發現，這幾段文字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但恩格斯本人則認為這裏的論述還不夠理想，因此在1885年為《反杜林論》第二版寫序言時，又重新對自然科學的成果進行了高度概括，並直接提出了“辯證自然觀的核心”這一科學命題。恩格斯在這裏強調指出：整個自然界是統一的，其中各個物質形態和運動形式都是普遍聯繫的。也就是説，它們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變動的。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種物質形態和運動形式都處於永恆的變化和轉變過程之中。－－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核心。

既然這部分內容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核心，那就理所當然地屬於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一部分。

確定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對象和任務不僅涉及到自然觀本身的研究範圍和基本內容而且也涉及到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問題。

眾所周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給唯物辯證法下了一個十分精闢的定義：“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這裏面既指明瞭唯物辯證法的對象，又指明瞭它的任務。那麼，馬克思主義哲學除了研究“普遍規律”，是否還分別研究自然界、人類社會的“特殊規律”呢？恩格斯作了肯定的回答，那就是要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去代替唯心主義歷史觀，用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去代替形而上學自然觀。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任務是“通過一切迂迴曲折的道路去探索這一過程（即人類歷史）的依次發展的階段，並且通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因此，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任務就是：概括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探索自然界歷史的依次發展階段，並且在此基礎上揭示自然界演化過程的內在規律性。顯然，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對象和僑務也是相當明確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根據它們各自特定的對象和任務，把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同唯物主義歷史觀、同唯物辯證法，以及同各門具體自然科學嚴格區別開來，並以此保持它們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相對獨立性。

從上述分析可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主要內容是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界的歷史發展過程，二是自然界演化的一般規律。這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我們可以説，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

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中是否包括自然界的基本演化過程，即自然發展簡史，這在當前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應該承認，自然觀的最終目的是揭示自然界演化的一般規律，但是如果連自然界的基本演化階段都不明確，那何談規律呢？如果我們把自然觀和歷史觀再作一下對照就可以看出：劃分自然界演化階段與劃分社會發展形態是一樣重要的。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者不僅承認物質統一性是自然界的本質，而且承認永恆的普遍的運動是物質的固有屬性。但是他們卻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於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黑格爾雖然深刻地闡明瞭辯證法的規律，但他認為：自然界這個體系並不存在着一個階段產生出另一個階段的自然歷史過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要克服舊自然觀對自然界的非歷史的觀點，就必須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根據各門自然科學提供的材料，首先按照內在的聯繫把整個人類已知的自然界綜合為一個統一的歷史演化過程，並且指明這個過程的依次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

從《自然辯證法》的準備材料上看，恩格斯在1876年初已經形成了關於我們小宇宙－－銀河系各個主要物質形態的基本演化過程的思想，並且系統地排列了這些物質形態先後分化的歷史順序。應當指出：恩格斯在那裏着重是從性質上，從內在聯繫上指出了各個主要物質形態漸次分化的歷史序列和根本機制，而分化、進化的具體時間和內容等，則沒有詳細論述。

由於《反杜林論》的論戰性質所限，恩格斯不能系統地闡發自然界的基本演化過程。但是，當恩格斯跟着杜林清除後者在自然領域的哲學垃圾時，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未來科學大廈的支撐點上留下堅實的柱樁。

在天體演化問題上，恩格斯指出了“原始星雲”這一概念的科學涵義和它的侷限性：“它只是我們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質形式”，同時指出，“物質在原始星雲之前已經經過了其它形式的無限序列”。

在地球的演化問題上，恩格斯提出：地球形成的過程實質上是分子間以排斥為主轉化為以吸引為主的物質聚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着熱能的大量釋放，物質不斷冷卻，經過三個主要階段－－氣體階段、液體階段、固體階段的演化，最後形成相對穩定的地球。

“全部地質學是一個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舊岩層不斷毀壞和新岩層不斷形成的系列”。由於多種內力和外力的交互作用，“在幾萬萬年間，新的地層不斷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毀壞，又變成構成新地層的材料，……但是結果是十分積極的：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化學元素混合而成的，機研粉末狀的土壤，這就使得極其豐富的和各式各樣的植物可能生長起來”。

“關於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學到目前為止所能肯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過化學的途徑實現的。”恩格斯十分詳細地分析了達爾文對生物進化論的貢獻之後指出：“最近，特別是由於海克爾，自然選擇的觀念擴大了，物種變異被看作適應和遺傳相互作用的結果，同時適應被認為是過程中引起變異的方面，遺傳被認為是過程中保存物種的方面”。

最後，在人類起源問題上，恩格斯指出：“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

以上這些散見於《反杜林論》哲學篇各章節的論述，涉及到了天體、地球、地質、生物以及人類的起源和演化問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手稿中所描繪的自然界演化過程的主要階段基本上都反映出來了。

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這不僅是馬克思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是恩格斯揭示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科學研究方法。因為整個宇宙的演化規律在人類生存活動的短暫時間和狹小空間內是不能依靠經驗的方法獲得的，它只能運用理論思維的方法，從我們所在的小宇宙－－銀河系演化的特殊過程中，把宇宙的一般演化規律抽象和概括出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的導言中，正是這樣做的。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某一種物質形態總是具有一種主要的運動方式，“宇宙空間的運動，各個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機械運動，熱、電流或磁流這些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和化合，有機生命－－宇宙中每一個物質原子在每一瞬間總是處在這些運動形式的一種或另一種中，或者同時處在數種中。……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同樣不可想象的”。物質和運動之間除了這種“靜態”的關係以外，還有一種“動態”的關係，即運動形式的轉化必然帶來物質形態的變化。“不管一切漸進性，從一種運動形式轉變到另一種運動形式，總是一種飛躍，一種決定性的轉折。從天體的力學轉變到個別天體較小的物體的力學是如此，從物體的力學轉變到分子的力學－－包括本來意義上的物理學所研究的熱、光、電、磁這些運動－－也是如此。從分子的物理學轉變到原子的物理學－－化學，同樣也是通過決定性的飛躍完成的；從普通的化學作用轉變到我們稱之為生命的蛋白質的化學反應歷程，更是如此”。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不是抽象地和孤立地談論物質和運動。因為“要不研究個別的實物和個別的運動形式，就根本不能認識物質和運動；而由於認識個別的實物和個別的運動形式，我們也才認識物質和運動本身”。恩格斯的這個思想不僅超過了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者，而且遠遠高於黑格爾。黑格爾只是從邏輯上建立了物質和運動的聯繫，而恩格斯則不但從現實的邏輯上揭示了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而且從歷史上揭示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和發展過程。

恩格斯在這裏實際上提出了自然觀的兩個重要範疇，即：運動形式和物質形態。關於自然界基本演化過程的思想就是這兩個範疇組成的發展序列。……力學運動（銀河系、太陽系）－－原子核物理運動（太陽）－－化學運動（地球內部）－－分子物理運動（地質和氣象）－－有機生命運動（生物）－－思維運動（人類社會）。恩格斯關於這兩個範疇的關係以及這個發展序列無論是在《自然辯證法》手稿中還是在《反杜林論》中都是一致的。1885年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又明確指出：“轉化過程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對自然的全部認識都綜合於對這個過程的認識中”。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肯定地説，恩格斯認為轉化的規律（不是循環的規律），不僅運動形式的轉化，而且包括隨之而來的物質形態的轉化規律是自然界的基本規律。正像人類社會歷史上生產方式的變革決定社會形態的更替一樣，在自然界中，運動形式決定物質形態，任何一種物質形態都有一種主要的決定其本質的運動形式；當主要的運動形式發生轉化時，物質形態也發生相應地變化；當舊有的運動形式中產生出新的運動形式時，一種新的物質形態也隨之從舊的物質形態中分化出來。整個銀河系的歷史，實際上就是運動形式不斷轉化，物質形態不斷分化的演化史。對於整個宇宙來説，這個規律也是適用的。各種運動形式的不斷轉化決定着各種物質形態的不斷分化和依次更替，這就是自然界演化的一般和基本規律。

恩格斯在1875年研討黑格爾《哲學全書》時留下的一個札記中，就曾經試圖用吸引和排斥這對矛盾來説明自然界各種運動形式之間的區別和聯繫，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轉化，從而揭示自然界演化的根源。

在《反杜林論》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運動的本質，指出：“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必須承認“有一種客觀地存在於事物和過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這是一種實際的力量。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已經包含着矛盾，那麼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在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恩格斯在這裏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運動形式之中，具有普遍性；二是矛盾是一切運動形式的根源，它不僅決定一種運動形式的全過程，而且決定一種運動形式向另一種運動形式的轉化。然而，是什麼矛盾構成了自然界的各種運動形式並制約着整個自然界的發展過程呢？恩格斯並沒有展開加以討論。如果説恩格斯這方面思想沒有成熟，顯然與《自然辯證法》手稿材料不符。也許由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決定，它只能在恩格斯自己已經確定的《自然辯證法》這部“篇幅巨大的獨立的著作”中專文加以全面闡述。

事實正是這樣。兩年之後，即1880年，在《運動的基本形式》這篇著名的論文中，恩格斯全面展開了這個問題。一方面由於吸引和排斥這對矛盾普遍存在於自然界的一切運動形式之中；另一方面是由於吸引和排斥這對矛盾還制約着任何一種運動形式向另一種運動形式的轉化。所以恩格斯作出：“一切運動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離，收縮和膨脹，－－一句話，是吸引和排斥這一古老的兩極對立”這一著名論斷。現代科學所提供的材料證明：在自然界中，正是吸引和排斥這對矛盾制約着具體運動形式之間的轉化，而各種運動形式的連續轉化又推動着各種物質形態的不斷分化，從而決定着整個自然界的歷史演化過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給吸引和排斥這對矛盾賦予自然界的基本矛盾這個概念。

有的學者提出：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與唯物辯證法一起誕生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並且列舉若干論述作為佐證。不言而喻，唯物辯證法這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核心確實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出來了。在這個時期，他們也不能不對某些自然科學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但是，直到該世紀六十年代，自然科學才不僅揭示了自然界各個領域內的諸過程之間的聯繫，而且初步揭示了自然界各領域之間的諸種聯繫。與此同時，恩格斯也才從繁雜的商務活動中解脱出來，正式投入系統理論研究。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恩格斯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洞察到一切舊自然觀的根本缺陷，在綜合該世紀大量自然科學材料的基礎上，明確地提出了新自然觀的核心，終於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把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科學體系建立起來了。筆者所見七十年代之前那些零散的關於自然觀和自然科學的論述是不能標誌着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誕生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間公開發表的全部著作中，只有《反杜林論》才第一次較為全面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基本原理，也是恩格斯唯一宣稱在這裏已經對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作了“概述”著作。

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説：“馬克思和我，可以説是僅有的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了自覺的辯證法並且把它轉為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地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要系統地並且在每個領域中都來完成這一點，卻是一件巨大的工作。……目前我只好限於本書所作的概述，等將來有機會再把所獲得的成果彙集發表出來……。”可是直到逝世，恩格斯始終未能抽出時間把《自然辯證法》手稿整理出來。這樣，《反杜林論》就成為“概述”過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第一也是唯一的一部正式著作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依據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則，總結和概括了當時自然科學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明確地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基礎和核心思想，科學地確定了我們所在的自然界歷史整體的演化序列和發展方向，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規律，同時還精闢地分析了一系列自然觀的範疇。這樣，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唯物辯證法這個唯一正確的宇宙觀和方法論應用於自然領域，對舊的自然觀進行了一場徹底的革命，從而創立了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這是恩格斯繼馬克思創立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之後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的另一重大貢獻。

恩格斯不僅公開宣佈：他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已經在《反杜林論》中作了“概述”，同時他還認為上述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原理隨着《反杜林論》的出版和傳播“已經深入科學界和工人階級的社會意識中，－－而且這種情況出現在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國家裏。”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反杜林論》中所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在批判當時自然科學中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潮，捍衞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當然我們不應迴避這樣的事實：在1925年《自然辯證法》手稿發表以後，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獲得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影響。特別是在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已經毫無疑問地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統治地位。但這與《反杜林論》宣告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誕生這一事實並不矛盾。

綜上所述，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確定，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是由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創立的，誕生的標誌或代表作就是1877年公開發表的《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即《反杜林論》哲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