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武軍

定武軍的創建是在1894年12月，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政府派胡燏棻到天津馬廠編練新軍，後移小站，共編十個營4700餘人，並聘請德國教官，名為定武軍。1895年12月，袁世凱接管定武軍，改稱“新建陸軍”，擴充到7000餘人，參照德國軍制進行編制，並分立步、馬、炮、工、輜等兵種。這也是所謂小站練兵的序幕。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張勳等都曾在此新軍中任職，或由此發跡。1898年10月，“新建陸軍”改為“武衞右軍”，直接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節制。

定武軍的名稱再次出現是在1915年，張勳改所統武衞前軍為定武軍（1914年袁世凱曾任命張勳為定武上將軍）。因張勳忠於清廷，其所率部隊均不剪辮子，所以又稱為辮子軍。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後，定武軍也全軍覆沒。

燏棻小站首練新軍

當甲午戰爭尚在進行中，清政府已見到舊軍之腐敗而謀有所改進，於是在光緒二十年九月將參與黃海之戰的德國陸軍軍官漢納根召京，與翁同和、李鴻藻等人會晤。漢納根提出三項建議，其中一項即用洋人西械，加練新軍十萬，全以新法教練。這一建議遭到李鴻章和胡燏棻等人的反對而被否定。十月間，清政府設立督辦軍務處，由王公大臣負責，並諭令立即開辦練軍事宜，由胡燏棻自行試辦。

胡燏棻（1841—1906）字雲楣，安徽泗州人。夙以談洋務著稱，是李鴻章賞識的淮系官僚。歷任廣西按察使，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及郵傳部侍郎。早在廣西時，他即上書抨擊舊軍的腐敗。及受命練軍後，即於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下旬在馬廠練定武軍三營，規模雖小而步、騎、炮、工俱全，用費又較漢納根建議為省，所以受到清政府“頗見成效”的讚揚。不久又得到督辦軍務處的支持，擴充為10營5000人，實際人數為4750人。這些兵士都先後由天津、山東各地招募而來，用西法教練。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甲午戰爭已告失敗，胡燏棻亦已在馬廠開始練兵，乃就其練兵思想結合局勢危急，上萬言書論變法自強十事，其第八事即“創練新兵以資控馭”。他首先分析了這次戰敗的原因所在，具體地指出應痛改的四項積習：

一、統兵大將，驕奢淫逸，濡染已深，軍需日增，勇額日缺。上浮開，下折扣，百弊叢生。兵之口糧尚未能養贍一身，誰肯效命疆場？以致萬眾離心，遇戰紛紛潰敗，此病一也。

二、先事一無培植，一聞招募，各營員皆以鑽謀為能事，不以韜鈐為實政，是官先不知戰，安望教兵以戰，此又一病也。

三、本地無著名之廠，件件購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絀為難，先事未能預備。及變起倉促，疆臣各辦乃事，但以購得軍火為責，未能詳求。以致同屬諸軍，而此營與彼營之器不同。前膛後膛，但期備數。德制粵制，並作一家。所由一旦臨陣，號令不能劃一，施放不能取準，此又一病也。

四、一切攻守之法，又沿舊習。湘楚各軍，尚有以大旗、刀矛為戰具者。並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猶復師心自用，以為昔年曾經戰陣，即無不能御之敵，承訛襲謬，沿而不改，此又一病也。

胡燏棻在此認識基礎上，提出了改革軍制，編練新軍的四法，即：訓官之法，練兵之法，放餉之法，簡器之法。並決定新軍編練的規模是“北洋宜練兵五萬人為一大支。”胡燏棻這份近萬字的萬言書，對晚清的軍制改革是一件重要文獻，對破舊立新起到聳動視聽的作用。

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初，定武軍因馬廠營房不敷應用，而移駐小站。小站是距天津東南七十里的一個小鎮，是李鴻章所部周盛傳弟兄盛軍經營二十年的駐紮屯田之所。胡燏棻的定武軍十營移駐到這塊沃土上，開始了“小站練兵”。它的各級軍官都是淮軍將領，同時還選拔了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何宗蓮（總教習）、吳金彪、曹錕、田中玉、劉承恩等擔任教習和軍官，購置西洋先進武器，又聘請德國軍官沙爾等人任教習，根據德國陸軍操典進行訓練。力求以新的裝備，新的武器，新的訓練，形成新的陣容。

這支定武軍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因胡燏棻調任他職，而由袁世凱接管，成為“北洋新軍”，即“新建陸軍”的前身。它是北洋軍閥武裝力量的直接奠基石，因而晚清首練的新軍應是胡燏棻的定武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