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從益

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以母老陳請終養。嘉慶十七年，起復補原官。會京畿多雨，詔發廩平糶，從益在事，釐剔弊端，實惠及民，時稱之。疏請飭督撫詳慎甄別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師耳目甚密，稍有徇私，難逃聖明洞鑑。外省督撫權勢既尊，操縱甚易，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偏私則是非倒置，刻核則下情不通。臣以為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略趨承之末節；務幹事之勤能，責安民之實效；揣時勢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後能愛惜人才，澄清吏治。”遷給事中。

十八年，滑縣匪平，軍中多攜養難民子女，從益疏請遣送歸家，如議行，並譴領兵大員。又面奏：“正教昌明，邪説自息，小民不識大義，故易為邪教煽惑。而選人得官，不問風俗淳澆，祗計缺分肥瘠，何以教民？欲厚風俗，宜先責成牧令。”歷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內閣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太常寺卿。

道光初，山西學政陳官俊鐫級回京，仍直上書房，從益疏劾曰：“上書房為教胄諭德之地，視學政為尤重，宜慎選德行敦厚、器識宏達之儒臣，使皇子有所觀法，薰陶養其德性。陳官俊在學政任，不能遠色避嫌，懲忿窒欲，性行之駁，器識之褊，不宜仍居授讀之任。”

二年，遷內閣學士。宣宗温諭曰：“爾甚朴忠，無所希冀，亦無所揣摩。有所聞見，直言無隱，朕無忌諱也。”命偕尚書文孚赴陝西讞獄。渭南富民柳全璧殺其傭朱錫林，賄知縣徐潤得免死，巡撫朱勳庇之，獄久不決。從益等鞫得其狀，論如法。覆命，陳陝西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計裏買馬，實則民不得直，而官亦不需馬，第指馬索賕以為民病，請禁革。

三年，擢禮部侍郎，督江蘇學政。於是巡撫陶澍奏禁紳衿包漕，橫索漕規，下學政稽查懲治。從益上疏曰：“江蘇漕額本重，豈堪浮收無節？州縣自應調劑，閭閻尤宜體恤。久懸定額，尚肆苛求；明語浮收，必滋流弊。撫臣之意，謂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臣以為未必盡然。官之收漕，必用吏役，吏役貪狠，必圖肥己。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小民受害，即循謹生監，亦被其累，激而上控，此中固有不得已者。撫臣又稱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乃取償於純謹小民。臣伏思吏役貪得無厭，縱生監悉循循守法，而小民追呼徵比之煩，亦斷不能為之少減。吏役倚官府為城社，倘違例浮收，無人控訴，將何術以治之？夫劣衿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矯枉勢必過正，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聞。”從益廉靜坦白，遇非理必爭，不為權要詘。八年，卒於學政任所。著有《奏疏》、《詩文內外集》、《公孫龍子注》。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五十八年（1793），散館轉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嘉慶三年（1798），典試福建，充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辦理清秘堂事，兼翰林院撰文。後遷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倉，疏《改順天鄉試章程》，《駁刑部秋審誤入》二疏。嘉慶六年（1801），陳請歸養。承歡之暇，唯以造就後進為務。服闋，補河南道御史，轉掌四川道，升吏科給事中，轉掌兵科。居諫垣三載，封章屢上，直聲滿天下。嘉慶帝鑑其忠，嘉慶二十年（1815）升光祿寺少卿。道光初，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升為禮部右侍郎，修通禮，多所更正。轉左侍郎，旋轉工部。年69病卒。先後視察山東、江蘇，弊絕風清，校士極嚴。務伸士氣，忤地方大吏而不顧。卒後江陰、華亭等縣士民，多立主祀之。宣宗褒獎他“爾甚朴忠，無所希冀，亦無所揣摩，有所聞見，直言無隱，朕無忌諱也”。

辛從益好學，公餘手不釋卷，著有《詩文集》、《公孫龍子注》、《寄思齋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