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糧城

早在商時併入冀州。周時分封同姓諸侯分為幽州。國名燕，延至春秋和戰國。秦統一後改分封制為郡縣制改幽州為上谷郡屬漁陽縣管轄。漢承秦制，西漢孝宣帝時渤海太守龔遂在漁陽一帶推廣耕地、鐵器、養殖、發展農業。東漢孝光武帝建武二年劃建雍奴縣又隸屬於雍奴，延至三國、晉、初唐。

到了西漢時期，這裏屬漂榆邑。東漢末年寫成的《水經》一書，記載有漂榆邑，是西漢時期的遺存。

三國時期，曹操為攻打烏桓而開挖了平虜渠和泉州渠，把該地的主要河流連為一體，初步形成了如今海河水系。軍糧城和南面的泥沽海口（現在的泥沽）隔海遙遙相對。據説泥沽海口就是當年的海河入海口。

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根據《水經·淇水》曾考查過這座古邑，寫道：“清河（南運河）又東經漂榆邑故城南，俗稱之角飛城。”

關於古漂榆邑的地理位置，酈道元在其名著《水經注》中説：“渤海郡高城縣（故城在今河北省鹽山縣東南十公里處）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鹹煮海水，籍鹽為業。”與今軍糧城的位置基本相符。漂榆邑、角飛城、漂榆津均為軍糧城的前身，大致在今軍糧城西南堼和小東莊鎮務本二、三村之間。

西晉以後這裏稱角飛城。當時中國北方陷入少數民族混戰的局面，天津平原先後被後趙、前燕所統治。後趙建平元年至三年（330——332年），趙王石勒為軍事上的需要，在漂榆邑故址修築了角飛城，也叫漂榆津。後趙建武四年（338年），趙王石虎曾“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榆津，以伐遼西鮮卑段遼。”

隋大業四年（608年），煬帝徵調民夫二百多萬人，開鑿了南接沁水，北通涿郡的“永濟渠”，即流經魯城與平舒、文安之間，經由天津，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天津成為江、淮、黃、海四大水系船隻往來涿郡的必經之地，沿河道的一些故城，作為內河港口，通龍舟，接送兵甲，裝卸糧草，大大促進了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處於河北平原上的永濟河、滹坨河、潞河三條大河匯流在一起被稱作“三會海口”，就是從軍糧城和泥沽海口中間入渤海的。

唐王朝定都長安之後，幽燕成為邊防重地，唐統治者在河北、東北一帶多次用兵。當時，薊州為軍事要地，駐有重兵。軍隊的給養大部來自江淮，為順應南糧北調的漕運需要，處於南北水運樞紐的天津地區出現了第一個港口城市——軍糧城。

當時由於軍運任務繁重，僅依靠隋代南北大運河的河漕運輸己很難滿足需要，特別是北方內河冬季結冰，不得不借助於海漕運輸。江淮地區的漕糧由海道北運，到達海河下游入海口附近的軍糧城，再轉輸到漁陽等地。唐時李適之、裴寬、安祿山等節度使都曾兼任過海運使之職，可見當時對海運的重視。史載：幽燕地區的“范陽節度使，理幽州，管兵九萬一千四百人，馬六千五百匹，衣賜八十萬匹段，軍糧五十萬石”，這點又説明了作為海港的軍糧城倉儲糧食數量之大。

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即在天津東部的寧河與軍糧城之間，向東北方向開鑿了一條與海岸大體平行的運河，溝通了海河與薊運河的航道，使漕船不必再取海道進入薊運河，避免了海上的風險。這樣，漕船由軍糧城過平虜渠，入鮑丘水（薊運河），溯流而上，即可直抵薊州州治漁陽，築渠為“備奚、契丹之寇”，故名“平虜渠”。

唐代前期所建之城在軍糧城鎮劉台村西南1公里處。在這裏，人們曾發現有一座長320，寬250米，略成長方形，高出周圍平地近一米的城址。此址位於前文所説的角飛城故址正北方約1.5公里處。其地面散佈有大量瓷器、陶器和磚瓦碎片。可辯的有青釉瓷碗、三彩盆、青釉四系罐等，都屬唐代遺物。尤其是數量最多的青釉瓷碗，都作深腹實心圈足，為唐代早期所有。再者，在城址周圍的劉台、塘窪等村還發現唐代墓葬；1957年，劉台村西南1.5公里的地方出土了一座墓葬；1958年，塘窪村南發現了另一座墓葬，兩座墓葬出土了唐代常見的海獸葡萄銅鏡和具有唐代風格的胡人俑等，這些均為唐代特有。另外，據當地老人講：這裏原是座城，塘窪（歷史上本來寫作“唐窪”）就是由於建唐城時挖去大量土方，才變成一片窪地的。在軍糧城北面有一條古道，早已廢棄，當地人叫它“塌道”，這條道向西延伸到武清崔黃口入薊縣。道基是由石灰、黃土、米漿混合後夯實築成的。可見明《衞志》記載的“軍糧城……周圍基址尚存”，應是唐代所建之城。

軍糧城之名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主要與唐代海運有關。軍糧城名稱的出現始於唐代。是為預防北方奚，契丹的騷擾而在此幽薊地區駐守重兵，當時軍隊給養問題無法解決，主要依靠南方供給，主要是從江浙沿海饒過膠東半島再經過滄州（現黃驊，鹽山）即渤海西岸到達軍糧城，在此轉輸軍糧從而又修築城池，故名軍糧城。

唐朝時海河入海口在軍糧城，這裏是沽河（北運河）、清河（南運河）、滹沱河（大清河）匯合入海處的“三會海口”。唐朝初年，為防禦北方奚、契丹等遊牧民族的侵擾，在幽、薊駐守重兵91400人，馬6500匹、衣賜80萬匹段、軍糧50萬石。由於給養龐大，當地無法籌措。故唐王朝“於揚州置倉，以備海運，供東邊防用。”范陽節度使於公元739年又兼“河北海運使”之銜，以理海運事宜。這樣由沽河、清河、滹沱河匯合入海而得名的“三會海口”，便成為海運轉輸地。大批給養在城內儲存，後由水、陸分別運往京、薊兩地，以供軍需。詩人杜甫於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作《後出塞》寫道：“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台軀。”在《昔遊》中又寫道：“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兩首詩均描述了當時的海運盛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城”是當時軍隊的一級建制，據《新唐書·兵志》記載：“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由此可知軍糧城者乃是唐王朝在海口設立的專理軍需物資的一隻支軍隊的建置，後逐漸演變為地名。

在宋清時期軍糧城別名又叫聚糧城因為這裏曾儲過漕糧，作過義倉。

到了元代，軍糧城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重要起來。元丞相伯顏開闢從崇明島取海道直達直沽的海運線路，從至元二十年（1283年）開始從海道運糧46000餘石，第二年增至290500石，第四年增至578520石，“泰定、天曆間（1324——1329年）海運額之多，自208萬餘石，以至3522163石”（見《中國交通史》160頁）。可見當時這裏漕運的發達狀況。據明《天津衞志》記載：“軍糧城在城（天津）東南，去城七十里，元海運為屯糧之所，周圍基址尚存。”元代漕運由海道進入海河後，把運來的糧米儲存在海河兩岸，然後換小平底船運往京師。軍糧城便是其中重要的存糧地之一。

在明代，由於燕王掃北所造成的戰亂從而大量百姓則在此定居。明清時中心在三岔口一帶。軍糧城歷代都曾遭受過戰火直至清末，英法聯軍從大沽登陸進犯北京，法軍首先佔領天津。並以軍糧城為腹地在楊台村東建立兵營（民國初年兵房尚存，直奉戰爭被毀，奉軍師長李振棠命士兵拆除移建苗街小學），法軍又於《辛丑條約》負責天津至塘沽段鐵路（保護）駐紮此地（軍閥混戰暫不詳敍）。軍糧城土地的大量開墾是在清末民初。民國初年軍閥混戰，部分軍閥遺老在此購置田地做養老打算，後因經營不善而失敗。北伐成功後先後有大陸、金城、鹽業、中南等八家銀行購置土地開發棉田稻地實業救國，也未能實現。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部分日軍佔領軍糧城火車站，並對該區實行保甲管治，為適應日軍對軍糧的需求，故此在當地改種水稻，並於1940年在此建立軍谷公司，即軍糧城機米廠，為加強武裝防衞，先後為軍谷公司訓練了一批漢奸併發給槍支組成勤務隊，以強迫農民為其種稻。1945年日軍投降國民黨接收軍谷公司。次年國共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