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社會學

軍事社會學（Military Sociology），運用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軍隊系統的社會組織、社會關係以及軍隊與其他社會系統相互關係的社會學分支學科。

20世紀30年代中期，西方有些社會學家就開始運用社會學方法具體考察軍人社會羣體。1935年，德國出版了K.戴米特的《德國軍隊及其軍官》一書，標誌着軍事社會學研究的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社會學家受政府委託，成立專門機構對軍隊和戰爭進行社會學研究，軍事社會學應運而生。美國社會學家S.A.斯托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一書的前兩卷《美國士兵》(1949)，是這個時期軍事社會學研究的一項突出成果。從50年代初期開始，美國國防部研究與開發委員會直接主持了軍事社會學的研究工作。1965年，軍人出身的社會學家C.H.科茨和R.J.佩裏格林的《軍事社會學》出版，標誌着這門學科的形成。

1962年，國際社會學協會成立武裝力量與社會研究委員會，對軍事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起了指導和推動作用。1978年，在瑞典舉行的第九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有一個研究軍事社會學的重要議題：“武裝力量與社會”。在當代，軍事社會學的研究在美國、西歐、日本、蘇聯和東歐，以及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視。蘇軍總政治部設有軍事社會學研究部，美國出版軍事社會學期刊《武裝力量與社會》。在中國，軍事社會學的研究雖起步較晚，但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9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楊亞平、祁永信主編的《軍事社會學概論》。

軍事社會學以軍事活動與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作用、軍事有機系統內部機制特點和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具體分：①研究作為整個社會有機組成部分的軍事活動與社會活動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社會問題；②研究軍事有機系統內部及其成員之間各種關係的內容、形式、結構、功能和發展規律，包括軍事活動內部各種關係之間的失調問題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

中國學者對軍事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存在着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軍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軍事活動，是有特殊的方向性、組織性和主體性的實踐活動，它以軍事勝利為取向，以軍事集團為組織，以軍事人員為主體，可以在戰爭、軍隊和軍人三個層次進行研究，其內容體系可分為：

①研究戰爭同社會生活有着最密切聯繫的內容。包括戰爭的社會基礎、戰爭的社會作用、戰爭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等課題。

②着重研究軍事活動中的羣體。這方面又分為兩個側面：一是對一般軍事羣體的社會學研究，包括軍事羣體的形成和發展，軍事羣體的結構和功能，軍事羣體的心理和行為，軍事羣體士氣和戰鬥力，軍事羣體的管理、教育和訓練，軍事羣體規範等；二是對特殊軍事羣體即人民軍隊的社會學研究，其中主要有軍隊的產生和發展、軍隊的性質和職能、軍隊的成分構成和人員素質、軍隊內外關係的歷史和現狀、軍隊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軍隊離退休幹部的社會作用和復員轉業軍人的社會安置，等等。

③研究軍事活動中的個人，特別是現役軍人。包括軍人成長和發展的社會因素，軍人的社會交往，軍人的意志品質和行為特點，軍人典型的成因及其社會影響，軍人的婚姻與家庭，軍人的生活方式及現代發展趨勢。此外，還應研究戰爭的動員、組織，兵役法的宣傳、實施，預備役建設等。

另一種意見認為，軍事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可以從軍事活動的形成、軍事活動的機制、軍事活動與社會的一體化三個方面去設計。其中，軍事活動的形成是軍事社會學研究的起點，軍事活動的機制是研究的主要部分，軍事活動與社會的一體化是研究的最終目的。主要內容有：軍事活動的社會基礎，軍事活動的結構，軍事團體與軍事組織，軍事系統與軍事過程，軍事活動的社會問題及控制，軍人的人際關係，軍人的婚姻家庭，軍人的社會化，軍事活動與社會變遷，軍事活動與社會一體化等。

1838年，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在其出版的《實證哲學教程》第四卷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社會學”這一概念，標誌着社會學的誕生。孔德早年曾做過法國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私人秘書，後來，兩人因思想分歧終於分手。不曾料到的是，分手竟成為孔德學術生涯的轉折點，從此，孔德開始致力於建構龐大的實證哲學體系，創立了社會學這一重要學科，確立了社會學研究的兩大主題，即社會秩序論和社會變遷論。

孔德生活的時代，正是法國發生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他一生經歷了七個政權，目睹了無數的暴亂、騷動和人民起義，在50多年中法蘭西幾乎處於不停的動亂之中，相對穩定的時期少而短暫。那麼，法國社會的出路究竟在哪裏？孔德一生都在尋求走出混亂而建立秩序的途徑。他用物理學方法研究社會，把他所創立的社會學分為“社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前者研究社會秩序、社會結構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後者研究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由此，他把社會學界定為研究社會秩序和社會變遷的科學。

孔德非常欣賞社會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和諧共存，以及它們對維持社會穩定所做出的貢獻。他給自己確定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發現這種穩定性的根源。

首先，孔德認為，對基本信仰和看法的一致是社會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礎。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神學的思維方式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宗教信仰能夠激勵個人為實現超個人利益的目標而遵守紀律，有助於培育那種把個人聯繫起來的感情關係。宗教影響着人們對事物的看法，促使個人自發地服從維護社會秩序的要求。

其次，人是由社會環境所塑造的，社會的基本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庭。家庭是建立在眷戀之情和互相同情基礎上的“道德—情感”的結合體。他認為，家庭的作用就在於構成個人與人類之間的中介，在於以利他主義精神教育兒童，幫助他們克服利己主義本能。家庭在微觀上提供了統治、服從和合作的經驗，培養利他主義道德情操。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把過去和未來聯繫起來，夫妻關係則使某種最有力的自然本能服從於社會常規和道德準則。因此，孔德把家庭看作是社會的細胞，作為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

再次，社會秩序也有賴於勞動分工和經濟合作。隨着勞動分工的出現，使人們意識到在經濟活動中是相互依賴的，從而必須進行合作，在此基礎上則出現了新的社會聯繫，使一個複雜的社會有了穩定的秩序。但是，高度發達的勞動分工也有危險性，因為勞動分工會助長個人主義的發展，而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則會損害社會團結。勞動分工本身是不能使社會達到高度整合的，這就必須發揮國家的職能。國家作為社會秩序的監護者，發揮着統一經濟、政治和道德活動的職能，其中道德職能是最重要的。

在社會動力學中，孔德從總體上描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他的總目標，就是“儘可能從它的主要方面精確解釋人類發展這一宏觀現象，也就是發現人類不斷髮展變化經過了哪些必然的環節，發現人類如何從一羣與類人猿差不多的動物，逐漸發展到歐洲文明的現階段”。他從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同時考察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前者表現為人類理智和道德感的進步，後者則表現為社會體制的進步。

孔德沿用了聖西門的社會發展三階段學説，根據占主導地位的知識類型，將人類在精神方面的進步劃分為神學、形而上學和實徵等三個階段。

神學階段在人類歷史上歷時最長，從古代到中世紀（1300年以前），人們企圖探求事物運動的終極原因。它又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拜物教、多神教和一神教。在拜物教時期，人們認為生命屬於外部世界，將外部事物敬奉為神。在多神教時期，從外部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各種虛假存在物，取代了具體事物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在一神教時期，對一個最高存在的信仰又取代了多神教，宗教成為統一社會的力量，社會有了穩定的構成。中世紀的天主教使一神教發展到了頂峯。

形而上學階段是從神學階段到實證階段的一個過渡時期，時間大約從1300年到1800年。在這一階段，神學信仰遭到了否定，抽象的“實體”取代了神的至上地位，人們建立了形而上學的哲學世界觀。

實證階段的特徵是把經驗資料作為知識的最根本來源，人們把推理和觀察結合起來，合理地分析經驗資料，最終將使人類發現規律。在以往時代，人們就曾把一些簡單的現象看作是受制於自然規律的作用，他們試圖認識自然規律，以達到駕馭自然的目的。儘管人們當時還不能真正理解自然規律的實質，但他們的不懈努力促進了科學的形成。因此，實證階段是人類知識發展的必然結果。

同人類知識發展的諸階段相適應，社會物質方面的進步也分為三個時期：軍事時期、過渡時期和工業時期。同神學階段相對應的是軍事時期，人類的社會組織是圍繞軍事生活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神學信仰的幫助，使人們盲目地服從軍事首領，軍事組織就無法建立和鞏固。同形而上學階段相對應的是過渡時期，防禦性的軍事組織代替了進攻性的軍事組織，軍事組織越來越依附於工業組織。在形而上學精神的激勵下，革命運動盛行，整個社會陷入動盪之中。同實證階段相對應的是工業時期，社會要求得到統一與和諧的發展，公正與和平成為時代生活的基本要求，人們的注意力從剝削其他社會（其他國家或地區）轉變為開發大自然。孔德認為，在神學階段，最主要的社會單位是家庭。在形而上學階段，民族國家成為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由於實證階段的到來，一種包括全人類在內的社會秩序將取代民族主義。

孔德認為，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轉變，絕不意味着同傳統決裂。事實上，在任何歷史時期，都存在人類知識的三種形式，只是不同時期不同的知識占主導地位而已。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了人類必然從一個階段轉變到另一個階段，但人口、哲學等因素也能加速或延緩這種轉變的進程。孔德嚴厲譴責那些要改造社會的人，認為這些人既沒有充分認識到社會的基本規律，也沒有充分認識到從前的發展階段對社會作出的寶貴貢獻。

自從孔德創立社會學，就確立了社會學研究的兩大主題，後來的社會學家儘管研究的興趣和重點不同，但都沒有超過這兩大主題。當然，他的社會學理論不可避免地存在侷限性，有些觀點因不能對社會秩序和社會變遷作出恰當的解釋而不被後人所接受，有些觀點則被後來者加以完善和發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