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哲學

軍事哲學作為一門學科，主要研究6個方面的基本問題：①戰爭觀。②軍事運動論。③軍事認識論。④軍事價值論。⑤戰爭指導的辯證關係。⑥軍事方法論。戰爭起源、戰爭根源以及戰爭本質和戰爭性質等是軍事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戰爭觀。依據是否承認戰爭和軍事這種存在先於軍事認識和軍事思維，戰爭觀可分為唯物主義戰爭觀和唯心主義戰爭觀。馬克思主義戰爭觀與資產階級戰爭觀，是兩種最基本的戰爭觀理論。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第一次科學地、系統地回答了戰爭的起源、本質、性質等問題，提供了研究戰爭問題的基本方法，是研究和指導戰爭實踐的基本指南。自然主義戰爭論、新馬爾薩斯主義戰爭論、種族主義戰爭論、宗教戰爭論、實證主義戰爭論、地緣政治戰爭論、非理性主義戰爭論、技術―工業決定戰爭論等資產階級戰爭觀，在歷史上曾經有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仍然存在。戰爭觀從戰爭根源、戰爭起源和戰爭動因三個層次研究戰爭是怎樣產生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戰爭觀認為，戰爭根源於人們間的經濟利益衝突，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激化的產物。原始社會後期在氏族和部落間就萌生了最初的戰爭。隨着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出現，戰爭成為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當人類社會發展到徹底消滅了階級和國家之後，戰爭也將隨之消亡。近代以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是主要的戰爭根源。在當代，霸權主義是全球範圍內主要的戰爭根源。民族衝突、宗教糾紛、領土爭端等則是重要的戰爭動因。揭示戰爭的本質是戰爭觀研究的重要內容。戰爭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現象，與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民眾等社會因素有着內在的聯繫。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當政治矛盾發展到一定尖鋭程度而無法繼續前進時，就會爆發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前進障礙。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此，經濟利益的根本對立和衝突是戰爭的根本動因。現代條件下，科學技術對戰爭的推動作用和勝負影響表現得尤為深刻。反映社會政治和經濟關係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對戰爭也有着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戰爭難以避免，戰爭與和平之間相互排斥、相互聯結、相互轉化的矛盾運動一直存在。戰爭的政治目的決定戰爭的性質，由於從事戰爭的階級、國家、民族和政治集團的政治目的不同，戰爭的性質也就不同。凡是符合人民羣眾的利益、對歷史的進步起推動作用的戰爭是正義戰爭，否則是非正義戰爭。由於戰爭性質的不同，戰爭對人類社會歷史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正義的革命戰爭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到推動的作用，它通過摧毀沒落階級的政治統治，為社會歷史的進步開闢道路。戰爭性質決定人心的向背，正義戰爭必然會得到人民羣眾的支持，非正義戰爭必然會遭到人民羣眾的反對。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戰爭的性質決定對戰爭的態度，並動員和依靠人民羣眾進行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軍事是一個具有客觀規律的運動過程。軍事唯心論者不承認軍事運動的客觀規律性或認識軍事規律的可能性。軍事上的機械論者雖然承認軍事規律的客觀存在，但又認為它是固定不變的。毛澤東則認為：“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81～182頁）軍事規律不僅是客觀的，而且也是可以認識的。軍事領域的矛盾運動是以戰爭為核心內容的。戰爭運動的發展過程，是辯證否定的過程。戰爭總是隨着社會生產力及戰爭內容、形式和手段的變化而發展。譬如，坦克出現以後，先是適應原有的軍事組織形式，作為步兵的配屬單位分散使用。後來坦克兵發展為獨立兵種，迫使軍事組織服從新的技術兵器。接着又出現了步兵與坦克行動無法達到一致性的矛盾，從而促使裝甲步兵的誕生。它既是對傳統步兵的否定，又是對步兵的保留和發展。由於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軍隊裝備不斷改進和加強，從而使技術兵器向下配屬，合同戰術向下延伸。火炮、坦克、直升機由配屬、轉隸、支援武器逐漸變成隊屬武器，部隊獨立遂行任務能力增強，攻防縱深擴大，特別是戰爭範圍廣闊，作戰要素大大增加，因而相應地要求提高指揮控制能力和增大偵察、通信、電子對抗以及各種保障能力。上述種種情況，反映到軍事學術上，出現了大縱深作戰和空地一體戰理論及C4ISR系統等。從武器裝備到軍隊編組到指揮方式和作戰指導原則的變革，走完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過程，舊質被新質所代替，漸進發展到飛躍，從而使戰爭運動的辯證規律得到完整的表現。戰爭運動過程的辯證否定要求變革必須保持與傳統經驗的適當聯繫。戰爭手段、作戰組織和作戰形式的發展，以及新的軍事理論與原則的提出，要始終圍繞着提高作戰能力、達成戰爭目的這個軸心。軍事運動是有規律的。軍事規律可分為戰爭規律、戰爭指導規律和軍事力量建設規律等。戰爭規律是戰爭運動中必然的本質的穩定的聯繫。戰爭規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戰爭的一般規律指戰爭所具有的普遍的共同的規律；戰爭的特殊規律指某一特定的戰爭矛盾運動所具有的規律。戰爭的一般規律和戰爭的特殊規律是互相聯繫的，戰爭的一般規律寓於戰爭的特殊規律之中，戰爭的特殊規律又體現和包含着戰爭的一般規律。戰爭的一般規律和戰爭的特殊規律在一定條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由於戰爭的一般規律對於認識某一具體的戰爭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因此，研究和認識戰爭必須掌握它。但是，戰爭指導者所面對的都是具體的、特殊的戰爭。每場戰爭，與其他戰爭相比，不僅存在着時間、地域、性質的差別，而且在戰爭過程中，情況也是在不斷地變化着。戰爭規律隨着戰爭的發展和敵對雙方的戰爭指導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研究戰爭規律，不僅要研究戰爭的一般規律，更重要的是要着眼其特點和發展，反對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結合戰爭的具體情況，掌握戰爭的特殊規律，用以指導戰爭實踐。戰爭規律是通過戰爭運動過程展現的。任何事物的運動形式都能夠而且必然會轉變為其他運動形式，只有如此，規律才能獲得自己完整的展現。戰爭規律也是這樣。當一項新的軍事技術產生，使軍隊裝備發生變化，接着便會引起戰術的變革，然後又引起軍隊編組形式、指揮原則等一系列變化時，這一戰爭規律才算是得到完整的展現。單單瞭解某一環節的變化，還不能算是對戰爭規律性的完整認識。認識戰爭規律的目的在於應用。在世界軍事學術史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戰爭指導規律”這個具有理論與實踐內容的軍事哲學新概念。戰爭指導規律是建立在對戰爭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的認識基礎上的，是已被認識並自覺應用的戰爭規律，是能動的反映論在戰爭中的具體體現。不承認戰爭指導規律，也就否定了能動的反映論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戰爭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決定戰爭的指導規律，後者具體表現為正確的戰略戰術，在戰爭中發揮作用。隨着戰爭規律的發展，戰爭指導規律也是發展的，戰爭指導既不能落後於變化了的戰爭客觀實際，也不能超越戰爭客觀實際。軍事力量建設規律是軍事力量建設中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穩定聯繫。科學地分析這些必然聯繫，並揭示這些辯證規律，用以指導軍事力量建設的實踐，是軍事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認識和把握軍事力量建設規律，重要的是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軍事力量建設中的各種矛盾關係：①軍事實力與威懾能力的關係。軍事實力主要是指已經編組、裝備的現實軍事力量，如兵力、兵器、機動能力、組織指揮能力、後勤補給能力、部隊訓練水平和戰備程度等。威懾能力是指依靠軍事實力和戰爭潛力迫使對方認識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而不敢貿然訴諸武力的能力，是軍事實力和戰爭潛力的統一。戰爭潛力是指進行戰爭的潛在能力，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力量，如生產能力和儲備狀況、社會制度、人民的凝聚力、後備兵員、動員體制、戰略資源等。提高威懾能力，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軍事實力與戰爭潛力的辯證關係。從戰爭潛力到軍事實力，中間有一個轉化的過程。現代條件下，特別是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具有突發性、速決性的特點，往往不待戰爭潛力轉化為軍事實力，戰爭就結束了。因此，處於防禦地位的國家，在和平時期加強軍事實力的同時，注重發展戰爭潛力，並注重建立和健全戰爭潛力向軍事實力轉化的機制，對於提高威懾能力是十分重要的。②數量與質量的關係。在現代戰爭條件下，軍隊數量並沒有喪失它的軍事意義。沒有數量，也就無所謂質量。在作戰中對敵建立兵力兵器的數量和質量優勢，仍然是基本的作戰原則。但是，軍隊的數量與質量關係已經具有了新的內涵。必須注意軍隊質量對作戰勝負的重大影響。在某些戰場條件下，僅靠數量優勢已經難以彌補質量的劣勢。不同質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手段去解決。③人和武器裝備的關係。人和武器裝備是構成軍隊戰鬥力的兩大基本要素。任何軍隊都是由人和武器裝備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結合而成的。在軍事力量建設中，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武器裝備的關係，是十分重要的。武器裝備是衡量軍隊戰鬥力的客觀物質標誌，重視武器裝備的建設，是現代軍事力量建設的客觀要求。但武器裝備與人相比，“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武器也是人的知識的物化表現）。加強軍事力量建設必須注重提高人的素質，解決好人與武器裝備的結合。在人的因素方面，還必須解決政治素質與軍事素質的關係。政治素質決定着人對戰爭的態度，它體現為軍人的武德，如堅定的政治立場，頑強的戰鬥意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等。軍事素質則體現為軍人的謀略智慧、指揮水平、戰略戰術運用的能力和軍事技能。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的密切結合才符合現代戰爭對軍人提出的素質要求。隨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戰爭中的科學技術含量越來越高。科學技術滲透到構成戰鬥力的人、武器裝備、編制體制諸要素之中，是提高戰鬥力的重要因素。在武器裝備方面，特別是在武器裝備的研製上，必須解決需求與可能的矛盾。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武器裝備的更新速度空前加快。在武器裝備研製上，解決需求與可能的矛盾顯得更為重要。由使用者論證，往往偏重於作戰要求，而忽視科技水平可能達到的程度；由生產者論證，則又往往偏重於現成的技術水平，缺乏作戰需求的動力。因此兩者必須緊密結合，關鍵是研製部門必須瞭解作戰要求。總之，軍事現代化要求有科學方法論指導，運用最合理的編組形式和管理方法以及效費比最佳的裝備建設方案等。④軍隊的內部和外部關係。軍隊的內部關係是指揮軍隊內部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軍隊外部關係是指軍隊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性質的軍隊，內部和外部關係有着不同的情況。軍隊的內部和外部關係，制約和影響着軍隊建設。人民軍隊的性質，決定它有着良好的內部和外部關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堅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和任務，並正確認識和解決信息化條件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國防建設與軍隊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這些也是軍事哲學研究的新範疇和新課題。軍事哲學不但要研究軍事認識和軍事實踐的關係及軍事認識的辯證發展過程，而且還要着重研究軍事認識的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正確解決主客觀之間的矛盾，是軍事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是戰爭指導的關鍵。戰爭是人類有目的的活動，同時又是一個客觀過程。軍事認識是戰爭實際及其規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軍事認識的邏輯起點，只能是軍事實踐，而不是任何主觀先驗的“原則”。軍事中的主觀指導要做到符合客觀實際，反映軍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就必須遵循科學的認識路線。例如，研究和指導戰爭的根本方法，就是毛澤東指出的：“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8頁）軍事認識的對象必須包括構成軍事運動的全部因素――敵對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戰爭是一種複雜的、充滿蓋然性的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矛盾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敵對雙方相互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於作戰行動中，表現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尖鋭鬥爭，這種鬥爭又集中表現為戰爭（戰場）主動權的反覆爭奪，並由此決定着作戰態勢和戰爭結局。在敵對雙方的矛盾鬥爭中，不斷地發生着力量對比的量變與質變，發生着戰爭階段和主要作戰形式的辯證否定的轉變，從而實現整個戰爭形勢的質的飛躍。軍事認識的客體包括天、地、人，敵、我、友。也就是説，一要了解自己部隊各方面的情況；二要了解敵人部隊各方面的情況；三要了解一切與當時戰爭有關的其他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不瞭解這些情況，就不能認識戰爭的規律，也就無法指導戰爭。軍事認識就其本質來説，是一個能動的反映軍事規律的實踐活動過程。軍事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通過運用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等思維方法，將偵察得來的關於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力量對比及相互關係，經過推理，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決策、計劃和部署。這是軍事指揮員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和戰術計劃之前的一個整體的認識情況的過程。認識戰爭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計劃作戰是認識的第一個過程，實施作戰是認識的第二個過程。軍事行動的企圖是預期的，但軍事行動的過程和結果常常是非預期的。敵對雙方的作戰企圖至少有一方落空，甚至雙方的企圖都不能實現。從20世紀的一些重要戰略計劃看，沒有一個是完全按原計劃預想實現的。戰役戰鬥計劃更是如此，部分改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全部改變也間或有之。因此，認識情況的第二個過程與第一個過程同樣重要，甚至更具有決定意義。作戰發起後，必須不斷依據新的情況，適時調整作戰計劃，確定新的部署，這是作戰中主客觀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也是戰爭的指導規律。軍事哲學不僅要研究軍事認識的對象、軍事認識的來源、軍事認識的辯證過程、解決軍事認識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矛盾等問題，還要研究軍事認識的科學方法，這就是要採取客觀的方法、全面的方法、發展的方法去認識和掌握戰爭規律，反對軍事認識上的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軍事認識的科學方法還包括戰爭矛盾分析方法、軍事的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的方法等。在當代，新的技術革命與新的世界格局給軍事鬥爭帶來新的變革，出現了若干新的作戰樣式。特別是核武器的出現使戰爭手段與戰爭目的發生了矛盾，即在對方有第二次核打擊力量的情況下，首先使用的一方雖然能夠消滅敵人，但也難以保存自己。因此，核軍備作為一種威懾力量，實際上是“不使用的使用”，即用能夠使用達到威懾，用威懾達到不使用。現代作戰環境和作戰手段，強制人們按照現代系統科學方法去認識和解決軍事問題。因此，應當把反映客觀規律的現代思維科學和方法論的成果，諸如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等加以吸收和改造，納入軍事哲學的科學領域。正確認識和解決戰爭指導中的諸多辯證關係，對克敵制勝具有重大意義，也是軍事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①主觀指導與客觀實際的關係。正確處理主觀指導與客觀實際的關係，使主觀指導符合戰爭的客觀實際，是戰爭指導的關鍵。毛澤東在分析戰爭指導者在主觀指導上之所以會犯錯誤的認識論根源時指出：“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9頁）在軍事上要做到比較多地打勝仗，比較少地打敗仗，關鍵就是要使主觀指導和客觀實際很好地符合起來。在作戰中，由於敵對雙方互相保密和欺騙的緣故，要做到主觀指導完全符合客觀實際是十分困難的，但必須在具有決定意義的部分做到主觀指導符合客觀實際，這樣才能為勝利奠定基礎。在客觀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需要正確而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戰爭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但不僅僅決定於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出勝負，還需加上主觀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戰爭的主觀指導不能離開客觀物質條件，不可超越客觀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之外去期求戰爭的勝利，但必須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具有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的精神和高超的指揮藝術，有駕馭整個戰爭的能力，以奪取戰爭的勝利。②全局與局部的關係。這是在戰爭指導中經常碰到、並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的基本辯證關係之一。全局決定局部，統帥局部；全局失敗，局部必然不能保存。因此，戰爭指導最要緊的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注重對戰爭全局的把握。但是全局並不是脱離局部而獨立存在的，而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大多數局部失敗了，全局也難保。在戰爭中也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某些局部的失敗並不影響全局，但一兩個關鍵性局部的失敗，便使整個全局受挫乃至失敗。這樣的局部，就是對全局具有決定意義的局部。因此，戰爭指導者對於那些對全局起決定作用的局部應特別注意，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於其所指揮的全局來説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即抓住戰略樞紐部署戰役，抓住戰役樞紐部署戰鬥。③戰略與戰役戰術的關係。這是戰爭中的全局和局部關係的具體體現。戰略是用於指導戰爭全局的，戰役戰術則是用於指導局部的。戰略決定戰役戰術，戰役戰術服從和服務於戰略，並保證戰略的實現。戰略與戰役戰術的關係是辯證的，這主要表現為戰略與戰役戰術的關係是相反相成的，如戰略上藐視敵人和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的防禦與戰役戰鬥上的進攻，戰略上的持久與戰役戰鬥上的速決，戰略上的內線作戰與戰役戰鬥上的外線作戰，戰略上旗幟鮮明的有規則、有定向與戰役戰鬥上的不規則、無定向等。在戰爭指導中自覺地運用戰略與戰役戰術之間的辯證關係，對於正確地指導戰爭或作戰是十分重要的。在戰爭指導中，還要辯證地認識和處理強與弱、優勢與劣勢、主動與被動、確實性與不確實性、流動性與固定性、計劃性與靈活性、集中與分散、退卻與反攻、主要作戰方向與非主要作戰方向、打與走等之間的辯證關係。這些辯證關係是軍事哲學最生動、最具體的體現。這些都要求戰爭指導者必須具有較高的辯證思維能力，正確把握戰爭指導中的各種辯證關係。作戰決心的選擇，尤其是那些帶有決定意義的作戰決心的選擇，集中體現了指揮員的辯證思維能力。具有透視與把握戰爭發展的能力，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中抓住戰機，及時定下作戰決心，顯示了優秀指揮員的才華、機智、魄力及將帥風度。作戰決心是對多種行動方案的優化選擇，一種方案的確定即是對其他方案的否定，又是一次選擇的終結和新選擇的開始。選擇包含着創造。只有創造性思維才能克服困難、解決問題。許多作戰的勝利，是運用“反邏輯”“變例方法”等，達到出奇制勝的。在現代戰爭中，用舊的指揮方法和傳統的設備是不能解決指揮中信息量大大增加，而要求決策的時間大為縮短這個矛盾的。必須運用現代化的指揮手段，大力發展自動化指揮系統。同時也要看到，自動化指揮系統只能為作戰決心提供諮詢和某些依據，是實現信息快速傳輸、實施指揮的手段，但它並不是決心的本身。任何機器都無法取代指揮員的辯證思維、創造思維、軍事計謀和勇敢堅毅的品格。戰爭是充滿蓋然性的領域，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織作用於戰場，對戰爭情況的認識和對戰爭的指導帶有一定的風險性。風險性在軍事領域表現得特別突出。如指揮決心往往是在敵情不完全明瞭和有許多不確實因素條件下作出的。戰場瞬息萬變，要求快速決策；而面對不確定因素，又必須慎重決策。及早定下決心，帶有一定的風險性，但長時間準備也有喪失戰機與突然性的危險。所以，及時下達比較符合實際的決心，比拖延下達所謂“更好”的決心往往更有效。在堅持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的軍事原則中，並不排除指揮決心中的風險。完全明瞭敵情的指揮決心是絕無僅有的，即使一時明瞭，在我變敵變的動勢中，也無法總是對敵情一清二楚。主要情況大致搞清楚了，就應該制兵機之先。又如，集中兵力、形成攻擊重點，本身就有危險的一面，即在其他方向的兵力可能處於劣勢，而主要方向的成功又有賴於非主要方向的必要配合。看不到潛藏的危險，則孕育着失敗；不敢冒一點風險，則會坐視成功機會的喪失。過於密集的兵力部署，會增大傷亡，至少加重後勤的負擔。而兵力過少，又不敷應用。掌握適度，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就是軍事哲學的體現。軍事價值是指軍事與軍事活動的特定主體間的需要與滿足的關係，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軍事具有能夠滿足主體某種需要的屬性、結構要素和功能。軍事價值主體和軍事價值客體，是軍事價值構成的兩個基本要素。通過認識的環節，軍事價值主體在實踐中不斷改造價值客體以滿足需要，保障安全，贏得戰爭，獲取利益。軍事價值主體是軍事活動的主體，是歷史的、社會的、現實的人。軍隊是一切軍事活動的主要承擔者，所以，軍事價值的直接主體乃是軍隊與軍人。軍隊總是代表階級、民族、國家、政治集團的利益並隸屬於後者，因而，軍事價值的最終社會主體是從事軍事活動的各種類型的社會集團。軍人是軍隊的細胞，軍事價值必然反映在軍人價值的實現上。軍人的價值如果與軍隊的價值、社會主體的價值相一致，就能更好地實現價值，發揮作用，調動積極性。軍事價值客體是相對於軍事價值主體而言的，指的是軍事活動和軍事系統諸要素可能具有的一切有價值屬性的總和。軍事價值主體和軍事價值客體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軍事價值主體離不開軍事價值客體，軍事價值客體也離不開軍事價值主體，軍事價值主體與軍事價值客體具有相對性，在一定條件下它們之間可以相互轉換。軍事價值屬性是軍事價值的本質、結構和規律的外在表現。軍事價值具有主體性、客觀性、對立性、發展性和滲透性五個方面的屬性。軍事價值的主體性，是指軍事價值是相對於主體而言的，沒有主體的價值需要和對軍事活動的價值認同，軍事價值就無從談起。軍事價值以及軍事價值的評價總帶有一定的階級性、民族性和國家性。軍事價值的客觀性，是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軍事價值的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性，是一種具體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性存在，私有制、階級、國家等的產生與發展是軍事價值存在的前提。軍事價值的客觀性與主體性互為補充、合二為一：軍事價值的主體性構成了客觀性的重要方面，軍事價值的客觀性是導致主體軍事價值認同的基礎。軍事價值的對立性，是指對於戰爭對抗雙方來説，彼方對戰爭的價值肯定，必然遭到己方的否定，反之亦然。軍事價值的發展性，是指軍事價值是客觀歷史範疇，具有隨歷史的發展、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發展的特點。軍事價值的滲透性，是指軍事價值滲透于軍事活動的一切方面、一切過程和環節之中，並通過社會價值系統而與其他社會價值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軍事價值表現形態是軍事價值的具體展現形式和狀態。軍事價值是具體的、複雜的、綜合的。每一個軍事活動及其結果，價值表現都是綜合的。既表現在政治價值、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等各個方面，也表現為正價值與負價值的對立，還表現為歷史價值、現實價值與未來價值的統一。具體來説，軍事價值可分為軍事的政治價值、軍事的經濟價值與軍事的文化價值三個方面。軍事的政治價值是軍事服務於政治的功用和對政治的積極影響，及軍事對於社會對抗主體所具有的政治上效用的總和。軍事的經濟價值指軍事可能具有的對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產生有益影響和帶來經濟利益及各種效用的總和。軍事的文化價值指軍事對文化的反作用所具有的全部價值意義的總和。軍事價值評估是對軍事價值進行認知、分析、評價和抉擇的特殊的認識過程和結果。對軍事價值的分析與評價，要從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中、從軍事與社會的關係上、從敵我對抗的矛盾運動中來把握與展開。要遵循歷史的原則、系統的原則和利益的原則。軍事價值評估，要從真、利、善、美四個層面展開。軍事價值評估的求真性分析，要求評估的結果正確地反映客觀價值本身，揭示軍事價值的存在、運動、發展和規律。軍事價值的功利性分析，關鍵在於把握軍事價值的利害得失，以便作出權衡取捨，力爭趨利避害，不斷提高軍事價值實現的效益和效率。軍事價值的道義評估，實質上是要從善與惡的方面來評估利害得失在不同社會集團間的分佈，力爭使軍事活動達到抑惡揚善的目的。軍事價值的美與醜的評估，是軍事認識主體運用美的尺度對客體進行審美的過程。軍事價值評估，最終是為了在精神、認識和行動中取得軍事行動中的自由，創造性地實現和表現特定軍事活動主體的內在本質。軍事方法論是認識、評價與指導軍事現象和軍事活動的根本方法的系統理論。一切真正的科學理論都具有方法論的功能，軍事哲學作為各種具體軍事學科知識與方法的高度概括與總結，本身也具有方法論的功能。與其他軍事方法相比，軍事方法論具有抽象性、普適性和指導性等基本特徵。從軍事哲學的層面來看，軍事的對抗性方法原則、軍事的客觀性方法原則、軍事的聯繫性方法原則、軍事的發展性方法原則是軍事方法論的四個最重要的方法原則。軍事哲學是一門軍事與哲學交叉的學科。相對哲學來説，軍事哲學是軍事實踐經驗上升的哲學觀念，但又不是一般的哲學，它是哲學通往軍事、軍事上升為哲學的中介或橋樑。它研究的是軍事領域的共同本質及其一般規律，是哲學在軍事領域中的特殊的理論表現形態。對於軍事科學來説，軍事哲學又是一門基礎理論學科，是軍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軍事哲學不能脱離軍事科學的各門具體學科，它必須通過軍事科學體系中的各門具體學科所獲得的成果，去進行哲學概括和提煉，科學地抽象出更高層次的規律。軍事哲學的基礎是軍事實踐。軍事鬥爭的殘酷性，使得軍事哲學不能脱離軍事實踐，它屬於一種實踐哲學。中國古代的軍事哲學一直保持有“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更是緊緊結合着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是在探索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並用於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軍事哲學的地位作用主要地表現在：它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樹立科學的戰爭觀和軍事認識論以及軍事方法論，藉以提高軍事指導者的科學思維能力，而且還可以自覺運用根本的軍事方法論，能動地指導各項軍事活動，並對哲學與其他科學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①提高軍人的科學思維能力。軍事哲學在影響人們特別是軍人的思想水平和思維方式上，可以起到直接的重大作用。在現代高科技條件下，自覺運用軍事哲學的原理、原則、方法，徹底改變舊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模式，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軍事哲學既能幫助人們樹立科學的戰爭觀、軍事觀，保證軍人思維沿着正確的方向和路線展開；又能幫助軍人革新思維方式，學會多途徑、多形式地思考問題。另外，軍事哲學還能提高軍人的創造性思維能力，有助於創新精神的發揚。②正確指導各項軍事實踐活動。軍事哲學絕不是經院理論，它來源於軍事實踐活動，又服務於軍事實踐活動，並對這種活動起指導作用。當然，指導軍事實踐活動，並非指針對各項具體的軍事實踐活動，直接去提供現成的解決問題的具體答案。而是説，軍事哲學能通過提高人們的科學思維能力來影響軍事實踐活動，自覺運用有關的軍事學科知識與方法，密切聯繫軍事活動的實際情況，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從而獲得正確的軍事認識和進行科學的軍事決策。軍事哲學所揭示的軍事的共同本質和普遍規律，不僅通過一般到特殊的途徑，直接參與對軍隊建設內在機制、外部條件和發展變化規律的探討，而且它所提供的軍事哲學方法，也為宏觀地、辯證地、系統地進行考察、分析和研究，創造了科學的指導原則。這充分體現了軍事哲學理論的實踐意義。不僅如此，即使在日常的軍事工作和具體的作戰活動中，軍事哲學同樣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起到方法論的指導作用。③促進哲學與其他科學的發展。軍事哲學作為哲學與軍事科學的跨層次性邊緣學科，一方面要以哲學理論來指導自身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對哲學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反作用。軍事哲學作為各門具體軍事學科知識與方法的再歸納、再總結，固然不像具體軍事學科對緊密相連的相關學科所產生的影響那麼直接，但從方向上、總體上、宏觀上常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技術科學、思維科學產生各種積極影響。軍事哲學不僅在理論上具有促進哲學和其他科學的作用，而且在許多社會實踐領域也常常運用它的原理、原則來指導活動。在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產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軍事哲學或戰爭哲學的概念，用來概括關於軍事領域中帶有哲理性認識的研究及其理論。軍事哲學思想隨着社會實踐尤其是軍事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經歷了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古代軍事哲學思想是冷兵器時代軍事本質及其發展一般規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與古代軍事實踐、古代哲學思想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並以此為基礎。正是由於軍事實踐的不斷髮展提供了新的經驗材料，哲學思想的進步與飛躍提供了新的認識工具，促使開始萌芽的軍事哲學思想在後來有了不斷的拓展和進步。古代軍事哲學思想具有原始性、樸素性、思辨性、漸進性等特點，而且在東西方的發展也很不平衡。古代東方軍事哲學思想精華集中地體現在中國。中國在殷周之際出現了軍事哲學思想的萌芽，反映在殷商和西周時期出現的《軍政》《軍志》《令典》等兵書和《易經》之中。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空前活躍局面，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使人們有可能更多地從哲學角度來闡述和解答軍事問題。大批軍事著作紛紛問世，不少哲學家也涉足軍事領域，形成中國古代軍事哲學思想發展的高峯，最著名的代表著作包括：軍事著作中的《孫子》《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哲學著作中的《論語》《孟子》《荀子》《老子》《商君書》《管子》《韓非子》《墨子》《莊子》等。其中《孫子》從更高的層次上抽象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軍事哲學思想和觀點，為中外世代軍事家和哲學家所推崇。最突出的軍事哲學思想有：①把戰爭和軍隊列為“國之大事”，拋棄了崇尚鬼神一類的祭祀，認為戰爭的勝敗取決於政治、自然、人和經濟這些客觀存在的因素。②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軍事認識規律，闡明瞭戰爭實踐的可知性、戰爭認識的重要性。把“勝可知”與“勝可為”結合起來。③用發展的觀點觀察戰爭現象，認為戰爭及相關事物一切皆變，指出“兵形像水，水無常形，兵無常勢”，進而指出戰爭發展變化的原因是敵對雙方的矛盾鬥爭，強調不同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提出了知戰、攻守、形名、奇正、虛實、進退、迂直等諸多古代軍事哲學範疇。④提出“兵者詭道”，否定當時“禮”的戰爭指導，最早創立了仁詐辯證統一的戰爭指導理論。還提出軍事指導上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推崇“伐謀”“伐交”的全勝戰略，主張在一切軍事活動中貫徹“戰勝而益強”的指導思想。秦朝至明末清初，中國古代軍事哲學思想的發展較為緩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創造。代表著作和人物有：漢代黃石公及其《黃石公三略》，張良、韓信及其《序次兵法》；三國時期曹操及其《孫子注》，諸葛亮及其《諸葛亮集》；唐代李世民、李靖及其《唐太宗李衞公問對》《陰符經》，李筌及其《太白陰經》；宋代許洞及其《虎鈐經》《百戰奇法》；明代戚繼光及其《紀效新書》等。人物還有宋代的趙匡胤、岳飛，元太祖成吉思汗，明代的朱元璋、李自成，後金的努爾哈赤等。古代西方軍事哲學思想以古希臘與古羅馬為代表。古希臘時代（公元前8世紀～前3世紀）先後爆發了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馬其頓統一希臘戰爭等大規模戰爭。在戰爭實踐中，湧現出大流士一世、米太亞得、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色諾芬、埃帕米農達、亞歷山大三世等著名軍事人物。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的《遠征記》、奧尼山得的《軍事長官指南》、艾涅的《戰術》等軍事著作包含着古希臘軍事哲學思想的萌芽和發展。《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把持續27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當作一個整體來敍述，戰爭各部分之間緊密地互相聯繫着，反映出軍事歷史哲學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方法論意義，並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注意到經濟因素對戰爭的影響，試圖揭示戰爭與經濟之間本質的聯繫。《遠征記》被認為是希臘第一部軍事理論著作，對古代西方軍事哲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它初步認識到人對戰爭的決定作用，並揭示了士氣在作戰中的重要作用；強調消滅敵人是第一位的；戰爭指導上強調要揚長避短。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三世的軍事哲學思想代表了古希臘軍事哲學思想的最高水平。他以世界帝國的開放觀念為出發點，把軍事手段當作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戰略戰術思想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主動性、靈活性和機動性。古羅馬時代湧現出費邊、漢尼拔、西庇阿（大）、龐培、斯巴達克、馬略、凱撒、安東尼、奧古斯都、圖拉真等傑出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這一時期的軍事著作主要有：凱撒的《高盧戰記》、韋格蒂烏斯的《論軍事》、弗龍蒂努斯的《謀略》。軍事哲學思想代表人物有漢尼拔、西庇阿（大）、斯巴達克、凱撒和奧古斯都。漢尼拔主要提出“以少勝多”的戰略思想，並善於爭取同盟，力求出敵不意，攻其無備，創造和發揮自己優勢。弗龍蒂努斯在《謀略》中闡明瞭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中世紀的西方，神學佔據了歐洲整個文化領域的統治地位，哲學成了神學的婢女，軍事科學作為整個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處於最低潮。正如F.恩格斯所説：“整個中世紀在戰術發展方面，也像在其他科學方面一樣，是一個毫無收穫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1卷，第363頁）這也使得軍事哲學思想少有創見。這一時期，軍事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拜佔廷帝國的軍事家貝利薩留。他注意將政治、軍事、心理、外交諸因素巧妙地結合起來，以最小的力量完成遠大目標，對戰爭與和平的關係有較深的理解，認為“力求以和平來結束戰爭的統帥，才是最偉大的統帥”。歐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以後，軍事哲學思想迎來近代社會的曙光，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軍事政治家N.馬基雅維利、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等。馬基雅維利被恩格斯稱為“第一個值得一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他首先對神學戰爭觀進行了批駁，把對戰爭的認識由神_轉向人間，認識到戰爭與政治之間的聯繫，強調軍隊在國家中的地位與作用，主張改革軍事制度必須先進行政治改革，君主和軍事統帥最後合二為一。古斯塔夫二世則提出作戰方式、作戰理論要適應變化了的新情況的辯證思想，以提高步兵、騎兵和炮兵三大兵種聯合作戰能力為總目標，對歐洲軍事哲學的發展有重大影響。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強調軍事上的創新，建立了強大的騎兵，主張出敵不意，集中力量、各個擊破，大膽機動、靈活作戰，發展了古希臘的軍事哲學思想。相對於古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時期的軍事哲學思想而言，近代資產階級軍事哲學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的誕生則代表了近代軍事哲學領域的最高成果，是人類軍事認識史上偉大的革命性變革。綜觀近代的軍事哲學思想，它結束了整個中世紀的緩慢演進局面，逐步走向成熟。近代軍事哲學思想呈現出多種思想體系並存的複雜局面，發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這一時期，隨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發展重心和哲學、社會科學革命重心的轉移，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實踐的推動，軍事哲學思想的重心從東方轉移到了西方。近代西方的軍事哲學思想是在民族國家興起、資產階級革命、列強爭霸、全球殖民的政治環境下產生的，是以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思想解放為背景而展開的，是以熱兵器時代和機械化時代的戰爭形態不斷髮展為實踐基礎的。在拿破崙戰爭中，民族主義的興起和全民作戰的實踐，揭開了總體戰的序幕，展示了戰爭工業化的初步成果。拿破崙戰爭為資產階級軍事哲學思想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軍事實踐和思想材料，拓展了軍事哲學思想的廣度和深度。與拿破崙一世同時代的A.-H.若米尼以《戰爭藝術概論》為代表，成為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傑出的軍事理論家，其軍事哲學思想突出表現在：第一次明確提出戰爭確有原理和規律可循的觀點，同時極力反對把戰爭理論絕對化；揭示了民眾在反侵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闡述了進攻和防禦二者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辯證觀點，總結出拿破崙一世的作戰原則是集中主要兵力於戰爭的決定地點上。C.von克勞塞維茨及其《戰爭論》，代表了近代資產階級軍事哲學思想的最高峯。他對戰爭本質、戰爭與政治、消滅敵人軍隊與保存自己軍隊、戰爭的理論與實踐、戰爭的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民眾戰爭、進攻與防禦、集中兵力等問題闡發了不少真知灼見，併為研究戰爭理論制定了一套方法論原則，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重要命題，指出戰爭與政治是局部和整體、手段和目的的關係，政治貫穿戰爭的全過程，不因軍事行動的展開而中斷。他自覺地把辯證法的思想方法運用於對戰爭現象的研究，形成了較完整的軍事哲學理論體系。近代前期西方還有一些比較著名的人物對軍事哲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英國的H.勞埃德、美國的G.華盛頓、“海權論”的創始人A.T.馬漢、俄國著名軍事家A.V.蘇沃洛夫和M.I.庫圖佐夫，以及其他國家的A.H.D.von比洛、卡爾大公等。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帝國主義列強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爭奪勢力範圍，競相開發和生產飛機、坦克、潛艇等新型武器，建立空軍、裝甲兵、潛艇部隊等新的軍種、兵種，使機械化戰爭迅速成為戰爭的基本形態。20世紀上半葉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把戰爭規模、戰爭手段發展到空前的水平。世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科技領域的巨大變化，戰爭形態、戰爭規模和戰爭手段的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軍事哲學思想的發展。英國的J.F.C.富勒在《戰爭指導》《裝甲戰》《機械戰》等軍事著作中，從哲學高度觀察分析軍事問題，提出不少具有哲理性的獨到見解。他注意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來考察它們對戰爭的影響，認為工業在機械化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把戰爭指導看作一門治病的藝術，即政治家和軍人的目的是預防、治療和緩減國際“身體”上的“疾病”――戰爭；認為有限政治目的的戰爭往往能使勝利者獲得較大的利益，戰爭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分析了機械化武器裝備給戰爭形態帶來的深刻變化，提出了較系統的機械化戰爭理論。B.H.利德爾・哈特在《戰略論》中論述了一種戰略哲學，提出哲理性很強的“間接路線戰略”理論。德國的A.von施利芬提出先發制人、突然襲擊、速戰速決的“施利芬計劃”，成為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實施戰爭指導的重要理論依據。E.魯登道夫提出了系統的“總體戰”理論，認為現代戰爭波及交戰國的全部領土，因而要通過閃電式的突然襲擊迅速消滅敵人並佔領敵對國家。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了“空中戰爭”論，主張建立並優先發展獨立的空軍，掌握制空權。此外，英國的J.S.科貝特、W.丘吉爾，法國的C.戴高樂，德國的H.古德里安，日本的村上啓作、石原莞爾等人的軍事著作，都包含着一定的軍事哲學思想內容。在西方，軍事哲學思想發展到19世紀中葉，由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誕生而開始具有真正科學的意義，實現了軍事哲學的根本變革。K.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思想，科學地回答了關於戰爭的本質、性質、根源和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基本條件，戰爭與政治、經濟、科學技術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對待戰爭的態度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認為戰爭是遵循一定法則的客觀運動過程，它的發生、發展和結局與某些經濟的、物質的、科技的、精神的以及軍事本身的因素有關，並建立起一套獨特的研究戰爭問題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路線；深刻研究了軍事領域的諸多矛盾，對諸如戰爭中的進攻與防禦、主動與被動、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統帥與士兵、人與武器、優勢與劣勢等都有辯證的分析；主張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和積極防禦等。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思想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創立了新的戰爭觀和科學的軍事認識論及方法論。V.I.列寧、J.斯大林等人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思想。列寧軍事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①唯物主義的戰爭觀、軍事觀。列寧正確揭示了現代戰爭的根源，“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他批判地改造了克勞塞維茨的觀點，科學地闡明瞭“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這一原理，科學地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特點，揭示了其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了建設新型無產階級軍隊的一系列建軍原則。②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列寧深刻揭示了各類戰爭相互轉化的規律，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外交、軍隊的新舊成分等辯證關係予以科學的闡釋，提出以敵為師、師敵制敵、以戰爭對付戰爭的指導原則。③科學的戰爭方法論。列寧認為，必須把戰爭放在一定的時代條件下作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分析；全面、系統、有重點地分析看待戰爭諸因素等。斯大林對軍事哲學的貢獻主要在於提出了關於戰略和策略以及軍隊建設方面的辯證法觀點。在中國，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封閉的門户，軍事哲學雖然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但在許多認識上開始深化。如魏源的《海國圖志》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清末陸軍預備大學堂印刷發行的軍事論著《戰略學》，把戰略區分為攻勢戰略與守勢戰略，提出戰略的第一原則是尋求敵主力決戰，而實行決戰“務集結國軍之全力”等。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及後來的蔡鍔等人，使中國近代軍事哲學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孫中山明確提出不同於封建王朝的三民主義的戰爭觀，揭示了民族與戰爭、民權與戰爭、民生與戰爭的關係，主張用民族戰爭解決民族壓迫問題，以民族自衞戰爭保衞祖國；指明瞭戰爭的正義性，認為自衞戰爭是正義的；提出吐故納新、以俄為師，倡導武力與國民相結合；認為進行戰爭和革命必須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明確提出“武裝割據”和“根據地”思想，揭示了物質和精神的辯證關係。這些對後來的革命戰爭、民族自衞戰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毛澤東是古今中外軍事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相結合，同時繼承了中國軍事哲學傳統和人類優秀軍事遺產，創造出完整的獨具特色的軍事哲學思想體系。毛澤東撰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等，既是著名的軍事著作，又是著名的軍事哲學著作。他撰寫的《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也包含着豐富的軍事哲學思想內容。特別是他第一個明確提出了“軍事辯證法”這一軍事哲學概念，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軍事哲學理論體系。見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現代軍事哲學中，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與資產階級軍事哲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但又有許多共同之處，它們共同推動着軍事哲學的歷史進步。現代軍事哲學思想的發展完成了由西方軍事哲學向東方軍事哲學的高峯轉移。現代軍事哲學與現代軍事實踐的結合更為緊密，軍事哲學開始擺脱近代的思辨特性而融匯到軍事實踐活動之中，越來越具有軍事實踐性的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軍事領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軍事實踐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巨大發展，哲學領域的不斷變革，有力地推動了軍事哲學思想的長足進步，軍事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登上軍事科學舞台。各國的軍事哲學思想獨立成為各具特色的體系，其中比較突出的有中國、美國等國家。這一切表明軍事哲學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期。美國是現代軍事技術革命的前鋒。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實踐，戰後軍事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美國經濟、軍事實力的增強，及其推行全球稱霸戰略的需要，美國軍事哲學思想有很大發展，也非常豐富。美國注重對核時代和信息時代的戰爭、軍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出版了不少軍事哲學著作。如H.E.埃克爾斯的《軍事概念與哲學》、E.魯特瓦克的《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R.佈雷特諾的《決定性戰爭――軍事理論研究》等。特別是美國官方《海灣戰爭》的報告，表現出求實地、辯證地看待戰爭問題的某些特質。美國軍事理論家在戰爭根源和本質，戰爭與政治、經濟、科技、精神以及和平等一系列根本問題上，提出一些新的理論觀點。他們提倡新的軍事方法論，根據軍事科技的發展和作戰需要不斷調整和修改軍事思想，提出新的戰爭理論、軍事戰略思想、作戰理論、國防建設與武裝力量建設理論，並使理論真正成為實踐的先導。注重辯證思考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建設問題，如提出“適度”建軍論、“綜合國力”論、“協調發展”論、“總體力量”論等。當代美國還有不少的軍事著作，如Q.賴特的《戰爭研究》、S.P.亨廷頓的《士兵與國家》、H.A.基辛格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O.摩根斯坦的《國防問題》、J.M.柯林斯的《大戰略》、A.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時期的戰爭》等，都包含有一些新的軍事哲學思想。此外，英國、日本、德國、法國、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等國的軍事哲學思想，也構成了現代軍事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J.C.斯萊塞在軍事戰略領域，B.A.W.羅素在核戰爭哲學領域，E.J.金斯頓-麥克勞裏在國防領域，都分別對軍事哲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日本服部實的《多極化時代的戰爭》以及各戰略學派理論，也包含着一定的軍事哲學思想內容。法國戴高樂的《劍刃》，A.博弗爾的《明天的戰略》《戰略入門》，M.費爾當的《空間戰爭――武器與新技術》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軍事行動規律的軍事哲學著作。蘇聯一直比較重視對軍事哲學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B.M.沙波什尼科夫及其《軍隊大腦》、V.D.索科洛夫斯基及其《軍事戰略》、S.G.戈爾什科夫及其《國家的海上威力》等。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軍事學術界對軍事哲學的研究仍然十分關注，主要是根據海灣戰爭等高技術局部戰爭的經驗和俄羅斯國防建設的需要，進行哲學反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在抗美援朝作戰、邊境自衞反擊作戰以及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中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根據戰爭的新特點，進一步發展了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相互結合、各種作戰形式相互結合和相互轉化、殲滅戰與消耗戰相互結合等方面的辯證法思想。在相對和平時期的軍隊和國防建設中，毛澤東深入研究了戰爭與和平的關係，國防建設與國家經濟建設的關係，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人與武器裝備的關係，以及未來反侵略戰爭中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相對和平時期軍隊和國防建設的重大方針和原則，進一步豐富了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的內容。鄧小平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軍事思想解決和平時期軍隊建設、國防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鄧小平根據國際戰略格局、世界時代主題、戰爭與和平的新變化以及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等新的軍事實踐，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將軍事哲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強調軍事領域的唯實、求是、創新精神，把自覺認識和掌握客觀規律，按照軍事客觀規律辦事看作是解決軍事問題的根本方法；無論是建軍和作戰，都強調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把軍事戰略研究推向了更加廣泛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為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在新時期的應用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揭示了當代戰爭根源、戰爭形態、戰爭力量形成和發展的規律，以及制止戰爭的可能性和避免戰爭的途徑；創造性提出具有時代感的軍事辯證法範疇，進一步豐富了軍事辯證法的內容，諸如戰爭力量與和平力量、和平與發展、緩和與競爭、和平力量遏制或延緩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等。江澤民着眼於解決打得贏、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在一系列重要會議和視察部隊的重要講話及諸多重要論著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科學地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防和軍隊建設及軍事鬥爭準備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藴涵着豐富而深刻的軍事哲學思想，主要包括當今時代條件下戰爭與和平的關係，戰爭形態的演變與發展人民戰爭的關係，建立鞏固的國防與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係，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國防現代化與發展科學技術的關係，軍隊革命化與現代化和正規化的關係，常備軍與國防後備力量的關係，軍隊數量與質量的關係，繼承優良傳統與改革創新的關係，學習借鑑外軍有益經驗與保持人民軍隊特色的關係等諸多問題，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和鄧小平軍事哲學思想。胡錦濤立足世情、國情、軍情新變化，緊緊圍繞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履行什麼樣的使命、怎樣履行使命，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未來打什麼樣的仗、怎樣打仗等重大問題深入思考探索，科學回答了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的重大課題。其中藴含着豐富而深刻的軍事哲學思想，主要包括機遇與挑戰、實現國家安全需求與全面履行使命、富國與強軍、全面加強協調推進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主題與主線、中國特色軍事變革與軍事鬥爭準備、國防和軍隊改革中的重大關係、當前建設與長遠發展等諸多問題，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軍事哲學思想。習近平着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對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鮮明回答了在世界局勢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的重大課題，其中藴含着豐富而深刻的軍事哲學思想，主要包括戰爭與和平、軍事與政治、傳統戰爭與現代戰爭、人與武器、強軍戰略與強國戰略、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與國家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與依法治國、軍隊黨的建設與全面從嚴治黨等諸多辯證關係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思想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軍事哲學隨着人類社會實踐和軍事實踐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軍事哲學必須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繼續開拓前進，不斷完善自身的理論及體系，才能卓有成效地為現實的與未來的軍事實踐服務。在21世紀，軍事哲學的發展將呈現出以下的趨勢。軍事哲學是時代精神在軍事領域的集中表現，應運而生的各個時代的軍事哲學思想總免不了帶有各自的不同特色。面對一系列的新挑戰、新問題、新經驗、新認識，軍事哲學將具有更鮮明的時代性，就是這種新發展的根本特徵。當代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文化的進步，以及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不僅為人類活動開闢了新的廣闊天地，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推動着軍事領域的發展和變化。然而，又不能不看到，隨着社會與軍事的劃時代變革，出現了大量的新情況、新現象、新事物，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像和平與發展時代的軍事具有什麼樣地位和作用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對軍事產生了哪些影響的問題，如何認識和評價新軍事革命的問題，怎樣分析當代國際戰略格局及其演變的問題，如何判斷當代戰爭的根源、原因及其性質問題，怎樣對待國際、國內恐怖主義以及反恐鬥爭的問題，如何搞好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國防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的問題，怎樣確保國家的全面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問題等，都迫切要求軍事哲學以新的視角與方法進行系統的、深入的哲理性思考，得出高度概括的反思性結論，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科學回答。軍事哲學的未來面貌主要取決於軍事領域的不斷革新和軍事實踐的不斷髮展，但由於軍事活動從來就不是孤立於整個社會之外的活動，而且軍事哲學既是哲學與軍事科學之間跨層性邊緣學科，又是軍事科學體系中各門具體學科的概括性綜合學科，因此軍事哲學作為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在內容上總是隨着哲學、軍事科學和其他科學的發展不斷地得以豐富的。隨着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軍事科學的不斷髮展，軍事哲學可以直接概括、總結軍事科學體系中各門具體學科獲得的新成果。可以通過直接加以利用和通過移植、改造加以利用這樣兩種情形來不斷擴展自身的研究內容。其中，直接利用的成果可能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某些相互通用的理論觀念；二是某些具有普適性的科學方法。這些，都需要今後認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至於通過各種移植、改造的途徑與方式，吸收哲學和各類非軍事的科學最新成果的營養，來豐富軍事哲學的內容與形式，也是未來不可忽視的方面。軍事哲學的現代化將有賴於其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只有研究方法的不斷革新才能使未來軍事哲學研究出現新的突破。軍事哲學研究的現代化水平，及其未來所達到的理論新高度，重要標誌之一是精確化程度。現代軍事活動與軍事科學各門具體學科的精確化發展趨勢，必然要求軍事哲學的研究也呈這種發展趨勢。軍事活動同一般社會活動相比，明顯地具有準確無誤、高度精確的特點。這種特點，除了軍事運動同樣客觀存在必然性、規律性外，是由軍隊的嚴密組織和高度統一，以及越來越廣泛使用精確的武器裝備系統和準確地實施軍事行動的要求所決定的。未來軍隊與戰場的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趨勢，已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並逐步在擴大其範圍。反映這種特殊社會活動的本質與規律的軍事科學，自然不能不朝着精確化的方向邁進。當然，軍事活動並不只存在精確化的一種趨勢，實際上它始終是精確性與模糊性的對立統一。軍隊活動中充滿偶然的、突然的、非確定的模糊現象、模糊事件和模糊過程，總是模糊中有精確，精確中又有模糊，兩者相互矛盾、相互轉化而又相互統一。軍事哲學研究進一步精確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更精確地、定量地、系統地研究這些問題。應該看到，將模糊問題科學地、藝術地解決，乃是包括軍事哲學在內的一切科學研究今後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不僅如此，現代科學方法特別是科學軍事方法的進步，將為軍事哲學研究的科學化提供更廣闊的前景和條件。這裏，一方面是傳統的各種科學軍事方法有了明顯的改進，科學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又湧現出一系列新的科學方法，逐漸移植和運用於軍事領域，並取得巨大的效益與效果。它們與以往研究軍事哲學的一系列基本方法相結合，將有利於軍事哲學研究進一步科學化的實現。理論只有同具體實踐相結合，同廣大羣眾相結合，才能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能動作用。軍事哲學也是一樣。儘管軍事哲學作為一門基礎理論學科仍處於新創時期，真正瞭解和把握它的人尚不多，但前景卻是廣闊的。隨着軍事哲學理論同軍事實踐活動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其理論必將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熟悉、掌握和運用。隨着當代世界新軍事變革的興起和展開，及其對各國軍隊、國防建設與未來作戰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將可能使情況發生很大變化。一方面，各國進行軍事變革或軍事改革時，強烈呼喚新的理性思維，要求革新軍事觀念和思維方式，希望軍事理論不斷創新。在這種情況下，以揭示軍事的共同本質、普遍規律和一般價值為己任，以幫助人們樹立科學的戰爭觀、軍事觀和提高軍事思維能力為目的的軍事哲學，也要順應這一潮流，甚至要走到這一潮流的前面。而且，軍事哲學理論也只有同軍事變革實踐相結合，緊緊貼近新的軍事實際，才能真正為各國軍界、學術界所重視，煥發出理論思維的青春。另一方面，當代智能化軍事革命對人才知識化的要求，也為軍事哲學理論的普及創造了有利條件。各國軍隊在追求武器裝備信息化、智能化的同時，無不高度重視軍事人才的知識化。廣大官兵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理論基礎與理解能力的增強，勢必為學習和掌握以往被視為“高深莫測”的軍事哲學理論提供了新的可能。隨着軍事實踐與認識活動繼續向前發展，對軍事哲學理論的需求就會越來越高，從而使軍事哲學在軍事活動中更充分地發揮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理論指導作用。就軍事哲學對軍事活動所起的作用而言，可以表現在多個方面，諸如解釋的作用、論證的作用、認知的作用、探索的作用和導向的作用等。軍事哲學理論的能動性，更多地應表現在它對軍事實踐所起的認知、探索和導向等方面，即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作用上。在軍事領域發生大變革的時代裏，軍事哲學的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功能特性越來越突出，它不僅要為認識、評價與解決現實的重大軍事問題提供科學的武器，還要為預見、評價和解決未來的重大軍事問題提供思維的工具。因此，為了滿足軍事活動日益增長的需要，軍事哲學的價值將首先表現在幫助人們樹立科學的軍事思想觀念、不斷提高軍事理論思維的水平上。另外，軍事哲學價值還表現在：為各種軍事活動提供科學的求知、探索工具；對軍事實踐活動起着認知的指導作用；對軍事理論創新起着探索性引導作用。同時，軍事哲學在促使軍事真理與軍事價值相統一以獲得未來的軍事自由上，也將顯示特有的價值。軍事自由權是軍事主體在軍事活動中能夠自覺地、自主地採取行動，具有達成軍事目的的控制權、支配權。運用科學的戰爭觀、軍事觀與基本的軍事方法論，全面、深刻地認識和把握軍事運動的必然性，在軍事指導上既符合客觀的真理與規律，又恰當地確定和滿足自身的價值追求，對軍事主體自如地採取軍事行動和達成軍事目的，獲得軍事自由，都起着關鍵性的作用。

發佈者：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