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盡頭

《路的盡頭》小説講述了一個第三者插足的故事。主人公雅科布·霍納爾與同事喬·摩根之妻倫尼發生亂倫，倫尼因不清楚她肚子裏懷的是誰的孩子，決定打掉胎兒。結果是，倫尼卻不幸死於人流手術。雅科布·霍納爾無法面對責任，躲進了一個火車站——路的盡頭。 ^[1] 

（參考資料 ^[2]  ）

進入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深處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國際上，侵朝和侵印度支那戰爭，使美軍傷亡慘重，並遭遇嚴重財政危機；西歐、日本等國經濟趕超美國，加上在美蘇爭霸中接連失利，使得美國經濟霸權大為削弱；第三世界反帝反霸鬥爭風起雲湧，制約了美國政治經濟的侵略和擴張。在美國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鋭：大資產階級驕奢淫逸、經濟危機導致中小資產階級紛紛破產、勞動人民極度貧困；通貨膨脹和失業狀況日益加劇，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鬥爭此起彼伏，抗議、暴亂、槍殺等事件層出不窮，美國社會一片混亂。這一切使得美國資產階級深感人生處處碰壁的苦澀滋味，更使大多數勞動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中；面對危機、失敗和絕境，一種異化、焦灼和恐懼的情緒瀰漫美國社會，美國“急需尋找新的經濟、政治和道德方向”。在這樣的氛圍中，充滿悲觀、頹廢和絕望色彩的存在主義思潮應運而生，漸漸滲入美國社會生活及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巴思小説《路的盡頭》即創作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 ^[3] 

主人公雅科布·霍納爾在28歲生日之後的一天，癱坐在巴爾的摩賓夕法尼亞火車站的長凳上，處於一種無法行動的狀態，彷彿那個被毒蛇纏繞的拉奧孔，失去視覺的雙眼凝聚在永恆和終極上，身體被牢牢地釘在地上。雖然曾有過癱瘓的病史，疾病的襲擊常使他失去行動能力，但他之所以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該幹什麼，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完全喪失了生活的信念。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他覺得自己就像被獵人的手電光刺瞎了眼睛的青蛙，茫然不知所措。他是20世紀50年代感到苦悶無聊、空虛寂寞、消愁頹廢和悲觀失望的美國青年的代表。 ^[4] 

喬是倫尼的丈夫，他是一位大學歷史老師。喬認為“婚姻沒有什麼內在的價值”，當他知道自己的妻子與別人發生關係時，他關心的不是妻子的感受，也不接受道歉。他唯一關心的是，為什麼雅科布·霍納爾會與妻子發生性關係，在沒有得到自己滿意的答案後，他再次“登門拜訪”尋求“原因”。更為可笑的是，他竟然送妻子與雅科布發生性關係從而得出原因。 ^[4] 

主人公雅科布·霍納爾是20世紀50年代社會危機時期，無聊、空虛、頹廢和悲觀的美國青年的代表。雅科布面對多種選擇和可能，始終無法確定目標，總是無所適從；他一直處於無所作為的身心癱瘓狀態，不相信任何絕對價值，甚至懷疑自我的身份和存在，“在某種意義上，他不是雅科布·霍納爾：他想是誰就是誰”。這種徹底虛無的心態，使雅科布喪失自我，出現人格分裂。黑人醫生對雅科布的病症作了“存在主義哲學”分析，並診斷為“在許多情況下不能作出選擇”。為此，醫生向他提出兩種相反的治療模式：理性的教授規則與自由扮演主角方式。第一種模式建議他教授規範語法之類的邏輯課程。強制缺乏目標意識的人進入理性領域，有助於他逐漸獲得客觀穩定性。通過教授語法，雅科布明白了規則存在的必然性，否則，人的行為就會喪失依據和方向。但他又認為規則是相對而虛假的，應該破除那些規則；同時，醫生又以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作為治療方案之一，美其名曰為“神話療法”，即自由扮演角色的治療模式，這更多地迎合了雅科布·霍納爾長期形成的玩世不恭的存在主義生活方式。於是，醫生鼓勵他按照個人意願自由行動，不受外界環境限制，可以任意地給自己和別人安排角色、貼標籤。雅科布認為，人的存在不僅先於本質，而且反本質；人的本質並不固定，可以改變甚至消失；人的追求毫無意義，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非理性的存在；在實際生活中，他一如既往地設計面具，遊戲人生。

很快地，雅科布·霍納爾便捲入與好友喬·摩根夫妻的三角性愛中；他玩弄和擺佈身邊的人，並視他們為實驗室裏的動物，如稱情人倫尼為“一頭解下了馬具的動物”。終於雅科布·霍納爾的戲弄，和優柔寡斷招致倫尼流產而命喪手術枱，這一後果徹底剝去了他的種種面具，使他又恢復到以往“絕對不動”的狀態。

當雅科布·霍納爾在自由選擇行動中，為提高和保護自我，卻把虛無化強加給別人時，就會造成於己於人的毀滅性後果：情人倫尼的慘死，朋友喬的精神淪落以及自己再次深陷身心的癱瘓狀態。雅科布最終意識到他們所承擔的一切角色都毫無意義；存在不僅先於本質，而且有存在未必有本質；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戴上不同的面具，人的本質因而變幻不定，世界也因此成為非理性的荒誕存在，所謂的“神話療法”越來越不適用。巴思也就此否定了當時的存在主義，認為它並不能治療美國社會全面危機時期普遍存在的心理混亂之疾。 ^[3] 

在《路的盡頭》中，雅科布經常會出於一種“沒有天氣”的狀態下，“只處於一種毫無意義的新陳代謝之中”。人活着只是作為自然人，這一與動物性毫無二致而存在。在巴思的筆下，婚姻和愛情都是不存在的，毫無價值可言。在這空虛的日子，那天，“我”去海邊，與其説是去“讓陽光烤乾我的由於，用海水泡去我的悲哀”，還不如説是他是為了發泄。《路的盡頭》似乎是在講述一個關於理性和非理性的爭論，然而一切似乎又都是沒有邏輯，“世界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而它與邏輯沒有任何關係”。雅科布與佩吉的關係更是隨便，他們輕易地發生性關係，又隨意地分開，他們之間的關係只是純粹的肉慾和滿足的關係。正像所説的這樣“性之舞：倘若人沒有別的理由選擇贊成弗洛伊德，相信全世界這個大雜耍班子、歷史這一場令人眼花繚亂的馬戲，只不過是一出別出心裁的交配舞”。 ^[4] 

《路的盡頭》小説，力圖把一個無意義、無價值的世界呈現給讀者，展現主人公喪失主觀能力的癱瘓狀態，以及由此帶來的悲劇結果。《路的盡頭》讓人們體味到了，現實中真正的死亡。雅科布·霍納爾在28歲生日之後的一天，癱坐在巴爾的摩賓夕法尼亞火車站的長凳上，處於一種無法行動的狀態，彷彿那個被毒蛇纏繞的拉奧孔，失去視覺的雙眼凝聚在永恆和終極上，身體被牢牢地釘在地上。雖然曾有過癱瘓的病史，疾病的襲擊常使他失去行動能力，但他之所以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該幹什麼，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完全喪失了生活的信念。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他覺得自己就像被獵人的手電光刺瞎了眼睛的青蛙，茫然不知所措。

造成雅科布·霍納爾在身體上、心理上、感情上經常出現癱瘓的原因，還在於他面對多種可能和選擇時，往往表現出無所適從的狀態。這種無力選擇，來自於一種奇特的認識：“ 一個人在遇到許多想要的選擇時，和其餘的選擇相比，儘管沒有一種選擇顯得低劣，但也沒有一種選擇顯得更令人渴望，因而，從長遠看，似乎沒有一種選擇是使人滿意的。”

雅科布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任何確定的東西，他覺得同一種生活可以編造出無數故事，而無數不同的故事其實只是同一個故事，因此無法選擇，無法確定任何行動，只能處於身心俱癱、徹底怠惰的狀態。這種徹底虛無的心態，不僅使他身心“癱瘓”，而且也使他喪失了自我。在該小説開篇的自述中，他告訴讀者：“在某種意義上，‘我’是雅科布·霍納爾”，雅科布還坦率地承認，他發現自己在有些日子裏已經不復存在，只剩了一個“無意義的但仍在新陳代謝的”生命，因為他完全失去了真正的人格和自我。從另一種意義上説，這種心態也造成了他“自我”的分裂。他承認自己在對待喬、倫妮和其他人時，人格變化的頻繁“就像拉奧孔的微笑”，有時他是一個主張變革的“左翼民主黨人”，有時卻對任何變革的觀念恐懼萬分，有時他是一個“禁慾主義者”，有時又是一個主張放縱和狂歡的人，“有時是一個超級理性主義者，有時又是一個反理性主義者”。

他認為這種人格的分裂，是人類的特徵。在他看來，人人都戴着面具。“大夫失去了理智，卻是深刻的；喬是極聰明的，又是荒誕的；倫妮是強健的，又是虛弱的”。至於他本人呢，則是中世紀動物寓言中的貓頭鷹、鳳凰、變色龍、驢子、鸚鵡，“既是巨人，又是矮子；既是充滿，又是真空；既是可讚的，又是可鄙的”。這種分裂的或多重的自我，實際上標誌着自我的喪失。倫尼的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點：“你知道‘我’是怎麼看你的嗎，傑克？‘我’認為你根本就不存在。這兒有太多個你了。這已經不是一個戴上和摘掉面具的事兒——‘我們’大家都有面具，可你每一次都不一樣。你把你自己完全取消了。你更像一個夢中人。你既不強壯，又不虛弱。你什麼也不是。 他的治療大夫也説，他最多不過是別人的影子。”

《路的盡頭》中，貫穿着理性探索和遊戲人生兩種世界觀的對立。這明顯地表現在主人公雅科布的大夫，為醫治他那種無動機的癱瘓，向他提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治療模式：教授規則和扮演角色。第一種模式，建議他教授平面幾何或規範性語法之類的課程。這實質上，是一種理性模式。其依據是，對於一個缺乏明確目標和責任心的人，必須強制他進入一個嚴格而穩定的領域，而教授這類規則性極強的課程，可以使他逐步獲得客觀性和穩定性。他接受了這一模式，開始教授語法。一方面，他看到了規則和隨意性、多元選擇性之間的對立，同時也看到了規則存在的必然性。似乎每一個人都需要某種規則，否則，行動就要失去依據，失去方向。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説，只有徹底把握規則，使之成為人的第二天性，人才能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此外，他也看到了，一切規則最終的隨意性和虛假性，因為説到底，任何規則都是人為的、主觀的，絕對的秩序是不存在的。

巴思提出了這樣一個悖論：人們需要某種形式的界定事物、維持交流和保持穩定，同時，又要打破那些規則，因為它們終究是隨意的、虛假的。他不能毫無顧忌地破壞法則，同時又遵循這些法則去行動；他不能嘲笑這些法則，卻又按照這些法則去安排生活。

與這種理性的、邏輯的模式相對的第二種模式，更多地迎合了主人公長期形成的存在主義思想和生活方式。雅科布在大學本科讀書時，就沒有明確的目標，開始教學之後，無論是對工作，還是對生活，他都採取了玩世不恭、不負責任的態度。於是大夫建議他採用扮演角色的“神話療法”，其要點是隨意運用種種故事和神話作為治療手段，鼓勵“患者”自由扮演種種角色。“患者”的行動不是由外在的生活環境限定，而是按照個人的意願自由行動，也就是説，把生活戲劇化，他可以隨意地、自然地為自己和別人設計扮演的角色，他是他自己的、也是歷史的神話創造者，隨時創造神話、故事和角色以應付新的環境。這一模式顯然具有更多存在主義的內涵。大夫在解釋這種療法時明確地説明了這層意思：“神話療法建立在兩個假設的基礎上：人的存在先於人的本質（如果“存在”和“本質”這兩個術語具有實際意義的話）；人不僅可以自由地選擇他自己的本質，而且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它。”這種要求“患者”採用面具的療法，以薩特命題為核心，同時又對其作了一定程度的扭曲。這種療法和雅科布的行為舉止多有暗合之處，因此更容易被他所接受。在雅科布看來，人的存在不僅先於本質，而且是反抗本質的。

所以，人的本質不僅是不確定的，甚至可能完全消失（這些觀點顯然已經超越了存在主義）。意識到這一點，人就不必執着於什麼，更不必追求什麼。實際上，世界就是一個非理性、非邏輯的存在。因此，他在生活中一直在為自己和他人設計面具，這種遊戲人生的生存態度，最終導致他的情婦倫妮悲慘地死在手術枱上，使他的朋友喬最終成了他的精神犧牲品，同時也使他自己再次陷入該小説開始時的“癱瘓”狀態。 ^[5] 

《路的盡頭》中，敍述者不斷地跳出來敍事，對讀者進行解釋説明：“為了方便起見，‘我’以一種連珠炮的形式將它記錄於此，既説明了喬整日裏在想些什麼，又為‘我’心目中的這個男子形象添上了幾筆色調。”這樣的解釋把作者的創作意圖暴露無疑，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讓讀者清楚地意識到作者的時時存在。“作者引退”的傳統小説標準，被完全顛覆。有時敍述者甚至中斷敍事，和讀者討論一下他目前寫作中的某個論點，或某件事，從而對該小説創作本身進行評述。

“此時此刻（1955年10月4日，星期二，晚上7點55分），‘我’正在樓上寓所寫這部書，在‘我’看來，你若把以上結論看成是個隱喻，那麼‘我’的生平就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準確地説，就是在一個相當複雜的並列句後面，那個獨立分句中的那個雙謂語獨立語句。你看，‘我’可真算個語法教師了。”這裏，首先時間之準確是對現實主義“ 真實性”進行的極大嘲諷。準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創造出一種逼真感，使讀者感到文本的真實性，拉近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距離。但物極必反，過分地準確，只會起到相反的效果，明顯地表現出人工創造的痕跡，而“打破真實” 正是“元小説”作家所追求的效果。而“我正在樓上寓所寫這部書”，則明確告訴讀者，現在他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創造物，是一部小説，提醒讀者注意，該小説敍事過程中，作者的編造成分和該小説本身的虛構成分。通過拉開讀者與文本的距離，打破文本現實主義真實性的幻覺，有效地造成了一種類似現代戲劇的間離效果，由此引發讀者對於故事背後的深刻寓意的理性關注，而不是單單注意小説的情節。

《路的盡頭》中，“重振診所”的醫生在給喬進行治療時，就主次角色問題，評論了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世上其實沒有什麼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因此，所有的小説、傳記以及多數資料都是騙人的。應當説，每個人都是他人生歷程中的主人公。從博隆涅斯的角度出發，《哈姆雷特》一劇可以被稱作《丹麥宮廷大臣博隆涅斯的悲劇》。”這裏借醫生之口，巴思評論了包括自身文本和《哈姆雷特》在內的所有文本，指出各種文本的虛構性。他把現實世界也當作一個大文本，認為現實世界和文學世界的真實，在於它們都是虛假構築的。醫生接着指出：“是啊，‘我們’不僅是自己生活裏的人，而且還是編造故事的人，‘我們’還讓別人演次要角色。”巴思實際又借醫生之口指出，無論是現實世界還是文學世界，都是人工製品。這種對真實性的顛覆，揭示了當代社會中危機感、異化感以及壓迫感，與不再適應表現現代經驗的傳統文學形式之間的脱節。

約翰·巴思通過極富的想像力與創造性的虛構，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小説，從主題、表現形式和敍事角度等幾個方面創新，進行反傳統的嘗試，使《路的盡頭》成為一部非傳統意義上的小説，一部早期的“元小説”的代表作。作者運用各種反傳統的手法為“垂死的”小説樣式注入了一股活力。 ^[6] 

1、狂歡化時間：《路的盡頭》故事一開始，就將主人公雅科布·霍納爾置於一個轉折點。他在醫生的建議下，需要作一個新的決定，是否到一個小學校當語法老師。從雅科布·霍納爾思考這個問題的那一刻開始，他就置身於一個狂歡化時間。他的決定將引發一系列不確定性，從而在這特定的狂歡化時間中上演命運的蝴蝶效應。這一效應不僅發生在雅各布自身身上，還發生在他即將在學校認識的摩根夫婦身上。這一臨界時間成全了整部作品中三個人命運的交錯，且三個人命運的狂歡也進而拉開了序幕。

2、狂歡化空間：將《路的盡頭》中描述的場所，分為宏觀和微觀兩類。宏觀上，該小説在第二章開篇就提到他所工作的學校“sits in a great flat open field”。作者特意強調了學校所在地面積的寬敞（great）和其空間的開放性（open）。這一描述看似簡單，其實暗含了這一場所作為交際場合的可能性以及其含納能力。此外，該小説進一步描述道：the college is “at the southeastern edge of thetown of Wicomico，on the Eastern Shore of Maryland”。這裏“edge”和“shore”都含有“邊緣”的概念。由此可以推斷出：學校所在位置，不僅是一個開闊地段，而且處於兩個小鎮的邊緣。這一邊緣性位置的設計絕非偶然，它為嘲弄生活和戲謔命運提供了獨立於中心和權威之外的自由空間，具有深厚的狂歡化特徵。此外，道路也是狂歡化廣場的一個重要變體。道路是一個充滿着不期而遇的場所。在道路的每一個串聯點，都存在着潛在的際遇，註定是一個充滿包容力、展現世間百態的狂歡場所。

而該小説以“路”為題，本身就已經從宏觀上直接廓清了小説世界中深刻狂歡化的空間概念。微觀上，該小説中，描述的醫生的診療所、雅科布·霍納爾住處以及喬夫婦的起居室也都具有狂歡化廣場品格的場所。這些地方不僅上演了加冕與脱冕的狂歡化儀式，並且交錯上演了不同人物的際遇和命運。

3、狂歡化行為：在上述的狂歡化空間裏，連續上演了該小説中不同人物角色的狂歡化表演。其中最重要的狂歡儀式當數加冕（crowning）與脱冕（decrowning）。在狂歡節中，人們選出一人，把他盛裝打扮成國王的樣子，賦予他權力，給他加冕，隨後又將他扁為庶民，對他進行脱冕，並且還嘲諷、辱罵他。

在醫生的診療室中，醫生被加冕為雅科布·霍納爾的救世主，只有他能幫助雅科布獲得新生。“His advice is given younot to be questioned or even examined，but to be followed”。可見醫生此時被賦予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此外整個治療過程中，雅科布都是以非常卑微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回答醫生提出的問題。但是在隨後的治療中雅科布越發覺得醫生的神話療法有些荒誕，並認為醫生是個瘋子，甚至可能是個沒有行醫執照的江湖騙子，就此醫生的形象瞬間被脱冕，去權威化。同樣在雅科布·霍納爾的住處，雅科布從開始受到喬夫婦尊重和賞識，到後來的被嗤之以鼻，甚至是毆打，也完整呈現了加冕與脱冕的狂歡化過程。該小説中所描述的斷裂式的時間，以及不論宏觀和微觀上，都具有狂歡化廣場的自由性和空間性特徵的空間，都成全了該小説敍事背後的狂歡化世界，並且通過時空兩大座標，成功展示了小説中人物的狂歡化行為。 ^[7] 

《路的盡頭》暗示了一種存在終極的悲劇感。 ^[5] 

——劉象愚（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路的盡頭》小説的新穎性，表現在其將對立的哲學思想一戲劇性的、有趣的方式演繹出來，開始讓讀者感受到趣味，繼而感受到恐怖，但始終讓人入迷。 ^[8] 

——時代週刊

約翰·巴思（John Barth）美國作家（1930年—2024年4月2日 ^[10]  )。出生於馬里蘭州。自幼酷愛音樂，做過職業爵士樂隊鼓手。1952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作品有：《羊孩賈爾斯》、《迷失在遊樂宮》、《信札》、《潮水的故事》等。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