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是指人們一旦選擇了某個體制，由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 、協調效應（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ffect）以及既得利益約束等因素的存在，會導致該體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斷得以自我強化。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輕易走不出去。

第一個使“路徑依賴”理論聲名遠播的是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文，由於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地闡釋了經濟制度的演進，道格拉斯·諾思於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斯（North，D）創立了制度變遷的“軌跡”概念，目的是從制度的角度解釋為什麼所有的國家並沒有走同樣的發展道路，為什麼有的國家長期陷入不發達，總是走不出經濟落後制度低效的怪圈等問題。諾斯考察了西方近代經濟史以後，認為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歷程中，制度變遷存在着“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現象。

諾思認為，“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事物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這是因為，經濟生活與物理世界一樣，存在着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人們一旦選擇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

“路徑依賴”理論被總結出來之後，人們把它廣泛應用在選擇和習慣的各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們的一切選擇都會受到路徑依賴的可怕影響，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可能的選擇，人們關於習慣的一切理論都可以用“路徑依賴”來解釋。

諾斯把阿瑟關於技術演進過程中的自我強化現象的論證推廣到制度變遷方面來，從而建立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這一理論是諾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又一貢獻，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制度變遷如同技術演進一樣，也存在着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所以，“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可能的選擇”。沿着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順着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滑；弄得不好，它還會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下。一旦進入了鎖定狀態，要脱身而出就會變得十分困難，往往需要藉助外部效應，引入外生變量或依靠政權的變化，才能實現對原有方向的扭轉。

第二，制度變遷不同於技術演進的地方在於，它除了受報酬遞增機制決定外，還受市場中的交易因素影響。諾斯指出，決定製度變遷的路徑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報酬遞增，另一種是由顯著的交易費用所確定的不完全市場，如果沒有報酬遞增和不完全市場，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隨着報酬遞增和市場不完全性增強，制度變得非常重要，自我強化機制仍起作用，只是某些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1）設計一項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設置成本，而隨着這項制度的推進，單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會下降。

（2）學習效應，適應制度而產生的組織會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獲利機會。

（3）協調效應，通過適應而產生的組織與其他組織締約，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組織的產生與對制度的進一步投資，實現協調效應。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一項正式規則的產生將導致其它正式規則以及一系列非正式規則的產生，以補充這項正式規則。

（4）適應性預期，隨着以特定製度為基礎的契約盛行，將減少這項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確定性。總之，制度矩陣的相互聯繫網絡會產生大量的遞增報酬，而遞增的報酬又使特定製度的軌跡保持下去，從而決定經濟長期運行的軌跡。

第三，由於制度變遷比技術演進更為複雜，所以行為者的觀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觀抉擇在制度變遷中起着更為關鍵的作用。諾斯認為，“在具有不同的歷史和結果的不完全反饋下，行為者將具有不同的主觀主義模型，因而會作出不同的政策選擇，因此，制度變遷過程中，邊際調整就不會完全趨同。”所以，不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行為者的不同的主觀抉擇，既是各種制度模式存在差異的重要因素，也是不良制度或經濟貧困國家能夠長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因為背後都有對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慮。對組織而言，一種制度形成後，會形成某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制度有強烈的要求，只有鞏固和強化現有制度才能保障他們繼續獲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對全局更有效率。對個人而言，一旦人們做出選擇以後會不斷地投入精力、金錢及各種物資，如果哪天發現自己選擇的道路不合適也不會輕易改變，因為這樣會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變得一文不值，這在經濟學上叫“沉沒成本”。沉沒成本是路徑依賴的主要原因。

有人將5只猴子放在一隻籠子裏，並在籠子中間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壓水教訓所有的猴子，直到沒有一隻猴子再敢動手。

然後用一隻新猴子替換出籠子裏的一隻猴子，新來的猴子不知這裏的“規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結果觸怒了原來籠子裏的4只猴子，於是它們代替人執行懲罰任務，把新來的猴子暴打一頓，直到它服從這裏的“規矩”為止。

試驗人員如此不斷地將最初經歷過高壓水懲戒的猴子換出來，最後籠子裏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沒有一隻猴子再敢去碰香蕉。

起初，猴子怕受到“株連”，不允許其他猴子去碰香蕉，這是合理的。

但後來人和高壓水都不再介入，而新來的猴子卻固守着“不許拿香蕉”的制度不變，這就是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效應。

“路徑依賴”原本是被阿瑟用來描述技術變遷的自我強化、自我積累的性質。阿瑟認為，新技術的採用往往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由於某種原因，首先發展起來的技術常常可以憑藉佔先的優勢地位，利用巨大規模促成的單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導致的學習效應和許多行為者採取相同技術產生的協調效應，致使它在市場上越來越流行，人們也就相信它會更流行，從而實現自我增強的良性循環。相反，一種具有較之其他技術更為優良的技術卻可能由於遲到一步，沒有獲得足夠的跟隨者，而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鎖定”在某種被動狀態之下，難以自拔。

諾斯把阿瑟提出的技術變遷機制擴展到制度變遷中，用“路徑依賴”概念來描述過去的績效對現在和未來的強大影響力，證明了制度變遷同樣具有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沿着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也可能順着原來的錯誤路徑繼續下滑，結果在痛苦的深淵中越陷越深，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下。一旦進入了“鎖定”狀態，要想脱身而出就變得十分困難，除非依靠政府或其他強大的外力推動。通俗地講，“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因此，在既定的制度變遷目標下，要正確選擇制度變遷的路徑並不斷調整路徑方向，使之沿着不斷增強和優化的軌跡演進，避免陷入制度鎖定狀態。

制度變遷過程中產生“路徑依賴”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正式規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連續的、累積的。一國政治法律制度約束着經濟自由度和個人行為特徵，進而影響經濟效益。

第二，非正式規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是持久的、沉澱於歷史過程中的。與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較強的非易性，其變遷也是連續的、緩慢的、漸進的、內生的。在歷史上雖然許多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差異不大，但經濟發展路徑卻相差頗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和傳統文化在起作用。

第三，與制度相關的特殊利益集團具有保持制度變遷持續下去的推動力。因為這種利益集團與現有制度是共存共榮的，而且在各種利益的博奔中處於主導地位，只會加強現有制度，從而促使制度變遷保持原有的慣性、按原有的方向持續下去。

一個廣為流傳、引人入勝的例證是：現代鐵路兩條鐵軌之間的標準距離是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原來，早期的鐵路是由建電車的人所設計的，而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正是電車所用的輪距標準。那麼，電車的標準又是從哪裏來的呢？最先造電車的人以前是造馬車的，所以電車的標準是沿用馬車的輪距標準。馬車又為什麼要用這個輪距標準呢？英國馬路轍跡的寬度是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所以，如果馬車用其他輪距，它的輪子很快會在英國的老路上撞壞。這些轍跡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從古羅馬人那裏來的。因為整個歐洲，包括英國的長途老路都是由羅馬人為它的軍隊所鋪設的，而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正是羅馬戰車的寬度。

任何其他輪寬的戰車在這些路上行駛的話，輪子的壽命都不會很長。可以再問，羅馬人為什麼以四英尺又八點五英寸為戰車的輪距寬度呢？原因很簡單，這是牽引一輛戰車的兩匹馬屁股的寬度。故事到此還沒有結束。美國航天飛機燃料箱的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因為這些推進器造好之後要用火車運送，路上又要通過一些隧道，而這些隧道的寬度只比火車軌道寬一點，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寬度是由鐵軌的寬度所決定的。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路徑依賴導致了美國航天飛機火箭助推器的寬度，竟然是兩千年前便由兩匹馬屁股的寬度所決定的。

人們關於習慣的一切理論都可以用“路徑依賴”來解釋。它告訴我們，要想路徑依賴的負面效應不發生，那麼在最開始的時候就要找準一個正確的方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維模式，這種模式很大程度上會決定你以後的人生道路。而這種模式的基礎，其實是早在童年時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選擇，你就設定了自己的人生。

在國際IT行業中，戴爾電腦是一個財富的神話。戴爾計算機公司從1984年成立時的1000美元，發展到2001年銷售額達到310億美元，是一段頗富傳奇色彩的經歷。戴爾公司有兩大法寶：“直接銷售模式”和“市場細分”方式。而據戴爾的創始人邁克爾·戴爾透露，他早在少年時就已經奠定了這兩大法寶的基礎。

戴爾12歲那年，進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險--為了省錢，酷愛集郵的他不想再從拍賣會上賣郵票，而是通過説服自己一個同樣喜歡集郵的鄰居把郵票委託給他，然後在專業刊物上刊登賣郵票的廣告。出乎意料地，他賺到了2000美元，第一次嚐到了拋棄中間人，“直接接觸”的好處。有了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後來，戴爾的創業一直和這種“直接銷售”模式分不開。

上初中時，戴爾就已經開始做電腦生意了。他自己買來零部件，組裝後再賣掉。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一台售價3000美元的IBM個人電腦，零部件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買到。而當時大部分經營電腦的人並不太懂電腦，不能為顧客提供技術支持，更不可能按顧客的需要提供合適的電腦。這就讓戴爾產生了靈感：拋棄中間商，自己改裝電腦，不但有價格上的優勢，還有品質和服務上的優勢，能夠根據顧客的直接要求提供不同功能的電腦。

這樣，後來風靡世界的“直接銷售”和“市場細分”模式就誕生了。其內核就是：真正按照顧客的要求來設計製造產品，並把它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直接送到顧客手上。

此後，戴爾便憑藉着他發現的這種模式，一路做下去。從1984年戴爾退學開設自己的公司，到2002年排名《財富》雜誌全球500強中的第131位，其間不到20年時間，戴爾公司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一。正是初次做生意時的正確路徑選擇，奠定了後來戴爾事業成功的基礎。

135相機規格其實還是愛迪生時代制定的。他嫌70毫米膠片電影機不好用，於是便把膠片取下，剪掉一半，再打上兩排齒孔成了35毫米電影膠片，才有了專用電影膠片的小型相機，畫幅24×36毫米。以後多次有人試圖改進，從“半幅”（24×18毫米）到APS（24×32毫米），都半途而廢，因為全世界135相機保有量實在太大了，人們不可能為了節省4毫米膠片而報廢自己上萬元的相機。直到不用膠捲的數碼相機問世，APS規格才成為CCD的標準畫幅，135相機開始被淘汰。 ^[1] 

路徑依賴理論對於處於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説顯然具有現實的意義。吳敬璉教授指出，我國正在經歷一個偉大的改革時代。改革，或者説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個重大的制度變化過程。整個過程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徵。

第一，初始的體制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體制的刺激和慣性，因為沿着原有的體制變化路徑和既定方向往前走，總比另闢路徑要來得方便一些；

第二，一種體制形成以後，會形成在現存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壓力集團。他們力求鞏固現有制度，阻礙進一步的變革，哪怕新的體制較之現有更有效。即使由於某種原因接受了進一步改革，他們也會力求使變革有利於鞏固和擴大他們的既得利益。於是，初始的改革傾向於為後續的改革劃定範圍。改革能否成功就不僅取決於改革者的主觀願望和既定的目標模式，而且依賴於一開始所選擇的路徑。

因此，我們在作出任何一項改革決策時，要慎之又慎，不僅要考慮將要採取的決策的直接效果，還要研究他的長遠影響；要隨時研究改革是否採取了不正確的路徑，如果發現了路徑偏差要儘快採取措施加以糾正，把他拉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以免積重難返的狀況出現。事實上已經出現了對無效率制度的路徑依賴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前期改革不規範，改革措施不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