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心理學

跨文化心理學是 20 世紀 60 年代興起於西方的一門嶄新學科 ,那時大多跨文化研究描述心理現象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通常是從單一維度比較兩個國家。

跨文化心理學致力於檢驗已有的理論和發展具有普世性的心理學，同時也探討特定文化下所形成的特定的心理特徵和行為表現。

國際跨文化心理學協會成立於1972年，其宗旨是加強各國心理學界的學術交流，促進關於文化因素對人類心理和行為影響的研究。該協會每兩年舉辦一屆國際跨文化心理學大會。2004年8月2-6日，第十七屆國際跨文化心理學大會在西安舉行。來自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名代表匯聚陝西師範大學，圍繞“文化差異與21世紀的心理學展望”的主題展開探討和交流。

通過比較不同文化研究社會實踐和環境對行為和經驗的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分支。跨文化心理學有兩個基本來源：文化人類學研究和心理學研究。前者指出了存在於不同文化中的心理特徵的巨大差異，後者通過對文化和環境的分析提供對這些差異的解釋。

對行為的比較文化研究最先在文化人類學領域內進行，其中重要的研究有M.米德在薩摩亞羣島進行的關於青少年男女青春期心理特徵的研究(1928)和在新幾內亞進行的關於3個原始部落的兩性心理特徵的比較研究,以及R.本尼迪克特關於文化範型的研究(1935)等。根據大量的研究，米德等人提出了文化相對論，認為不同的文化對於人們的行為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塑造出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的不同行為特徵。文化相對論對比較文化研究的哲學觀點和方法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30～40年代間，一些心理學家如O.克萊因伯格、A.卡丁納、C.克拉克洪和G.墨菲等人的研究也為人類行為的比較文化研究作出了貢獻。早期的研究逐漸開拓了跨文化心理學這一新領域。60年代以來跨文化心理學在基本理論、研究方法和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其研究涉及整個心理學領域的大部分內容，並在某種程度上把心理學的理論概念和理論框架加以擴展。它也發展了一些比較獨特的研究技術，主要有人種學現場技術、比較文化的調查和訪問、投射技術、比較文化的實驗、全文化研究方法、文化關係區域檔案的描述和使用，等等。這些技術一方面考慮到現場實施的可能性，也考慮到了文化公平的因素。一些較重要的研究有：關於智力測驗的比較文化研究（A.阿納斯塔西,1961；克萊因伯格,1963）；成就動機的比較文化研究（D.C.麥克萊蘭）；認知發展的比較文化研究（J.布魯納等,1966）;兒童的社會行為的比較文化研究（B.懷廷等，1975）等。這些研究指出了各種變量在不同文化中的相同或相異，也提出了對這種相同或相異的原因的解釋。1980～1981年出版了H.C.崔安迪斯和W.W.藍伯特主編的《跨文化心理學手冊》(6卷),系統地闡述了跨文化心理學的原理、方法、內容和成果,其中第5卷為社會心理學，該卷正式提出了跨文化社會心理學這一學科名稱。

在跨文化溝通中，沒有誤解是偶然的，存在誤解是正常的。但是，跨文化溝通能力是可以通過學習提高的。作者嚴文華在嚴謹性的學術中滲透了鮮活的現實，介紹了重要的文化理論、在跨文化情境中的語言和非言語溝通、跨文化溝通能力、跨文化適應和跨文化培訓等內容。

無論是跨文化溝通理論的研究者、學生、出國留學人員或海歸人士，還是在多元文化團隊中工作的職場人士，都可以從《跨文化溝通心理學》中獲得理論和實踐上的自我提升。

豐富的導讀案例、分析案例，結合跨文化電影分析，以及心理圖畫技術，使得《跨文化溝通心理學》在作為心理學本科學生專業教材之餘，也可以成為跨文化溝通培訓的理想參考教材。

實際上，對於文化因素的關注，從文化的角度解釋行為的差異不是從多元文化論產生以 後才開始的。20 世紀60 年代產生的跨文化心理學就是心理學家關注文化因素與行為關係的 產物。

跨文化心理學產生之前，心理學家視心理學為物理學、化學那樣的自然科學。在追求自 然科學化的目標指引下，心理學家要麼從內部尋找行為的決定因素，要麼從直接的環境刺激 解釋行為，文化至多被看作一個一般性的情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計。科學心理學的創始人， 德國心理學家馮特把心理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實驗心理學，研究感知覺、反應時 等低級的心理過程，這部分心理過程同文化無關，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性；第二部分是民族心 理學，研究記憶、思維、想象等高級心理過程，這些心理過程同文化有着緊密聯繫，必須通 過分析民族文化遺產中的語言、風俗、神話來加以研究，從中確定高級心理過程的基本規律。 遺憾的是，馮特之後的心理學家，包括馮特的弟子鐵欽納僅僅保留了馮特心理學體系中的第 一個部分，即堅持了遠離文化的實驗心理學傳統，與文化相關的民族心理學卻被心理學家淡忘了。特別是行為主義產生以後，直接環境因素之外的文化因素更是被看作無關的干擾變量 而被排斥在心理學研究的領域之外。行為主義的創始人華生宣稱：心理學是自然科學的一個 純客觀的實驗分支。這意味着意識形態、行為規範、態度和價值系統等文化因素作為主觀因 素不在心理學的考慮之內。心理學成為“非文化”的心理學。遠離文化的傳統由此在心理學 中得以牢牢確立。

60 年代以後，由於文化人類學的發展，心理學家逐漸意識到人格、行為同文化的聯繫。既然行為是文化的產物，那麼意味着心理學應該研究“世界上各個地方的人的行為，而不是僅僅研究高度工業化國家那些便於找到的那些人的行為。” 心理學家逐步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心理學的任何定義(人類行為的科學研究)都必須把在世界各個角落裏發現的多樣化的行為納入到考慮的範圍之中。”跨文化心理學由此而誕生了。 ^[1] 

它的意義並非在於開闢 了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而在於為心理學家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論，為人類行為的理 解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從一個新的角度提供了對行為的解釋，使得心理學家可以從文化的視野看待行為，有助於對行為本質的理解。使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通過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的比較，可以對心理學的概念和理論進行比較性的檢驗，從而可以驗證這些研究結論的效度。改善研究成果的質量。

大部分心理學理論都建築在有限的觀察基礎之上，經常的情況是，研究者通過實驗室的研究，或者至多在一種文化條件下進行假設的檢驗，研究結論往往沒有跨文化應用的效度，其所賴以建立的理論缺乏生命力。實際上，一種理論只有經過在多種文化條件下的檢驗，才能稱之為有效的。皮亞傑就認識到跨文化研究的這種獨特價值。所以皮亞傑曾呼籲對他的認知發展理論進行廣泛的跨文化研究。

許多心理學家已經意識到文化同行為的聯繫，但是在心理學的研究中怎樣把問花花因素納入研究的設計之中卻一直是一個難題。由於這樣一個困難的存在，一些心理學家不得不放棄行為的文化背景的考慮，轉而從內部尋找行為的制約因素。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研究者是他們所要研究的文化的成員之一。他們無法把自己與文化分開，更無法把自己所屬文化中的一個方面孤立出來作為研究對象。因為他們體驗到的文化對於他們來説是一個整體。這種困難在跨文化的研究中卻並不難以克服。在這種條件子下，研究者經常可以看出影響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因為這些文化因素同研究者自己的文化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跨文化的研究更易於從文化的視野看待行為，這一點恰恰是主流心理學所缺乏的。跨文化研究從方法論上為心理學考慮文化的影響提供了可能。跨文化心理學對於糾正主流心理學忽視文化的取向是有積極意義的。 ^[1]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各民族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風俗習慣和語言等都有各自特點。中國心理學工作者已作了一些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例如：藏族與漢族小學兒童類比推理過程中思維發展特點的比較(1980)；雲南省漢族、白族、傣族學生學習能力調查(1983)；海南島黎族、漢族兒童視知覺－運動協調發展及其認知關係的跨文化研究(1984)；少數民族心理衞生考察(1981)；雲南省少數民族青少年品德形成的研究(1982,1984)等等。

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從一個新的角度提供了對行為的解釋，使得心理學家可以從文化的視 野看待行為，有助於對行為本質的理解。使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通過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 的比較，可以對心理學的概念和理論進行比較性的檢驗，從而可以驗證這些研究結論的效度，改善研究成果的質量。弗洛伊德通過夢的分析，認為兒童具有仇視父親、依戀母親的“戀母情結”。母親是兒童裏比多的對象，但是父親卻成為兒童的“情敵”，因此兒童的夢境中經常會出現父親意外死亡的內容。這表現了兒童潛意識中對父親的仇視。但是對處於母系社會的巴布新幾內亞羣島上的土著人的研究表明，那裏的兒童在夢境中仇視的對象不是父親，而是舅舅。父親是母親的情人，舅舅是兒童行為的管教者。為什麼土著兒童不仇視自己的“情敵”，而仇視與母親沒有情慾關係的舅舅呢？這説明兒童潛意識有一種擺脱權威控制的願望，誰代表了這個權威，就成為夢境中的犧牲品，與兒童的情慾發展無關。跨文化的研究為糾正弗洛伊德的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經驗佐證。

大部分心理學理論都建築在有限的觀察基礎之上，經常的情況是，研究者通過實驗室的 研究，或者至多在一種文化條件下進行假設的檢驗，研究結論往往沒有跨文化應用的效度， 其所賴以建立的理論缺乏生命力。實際上，一種理論只有經過在多種文化條件下的檢驗，才能稱之為有效的。皮亞傑就認識到跨文化研究的這種獨特價值。他的認知發展理論假定兒童的思維不同於成人，思維的發展經過了感知運動階段、前運算階段、具體運算階段和形式運算階段。這些階段的次序是否是不變的？如果在所有的文化條件下兒童思維的發展都不變地經過這幾個階段，則生物因素在其中起着決定作用；如果依文化條件而不同，則生物因素的

作用就幾乎可以不予考慮了，而應該考慮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所以皮亞傑曾經呼籲對他的認知發展理論進行廣泛的跨文化研究。

許多心理學家已經意識到文化同行為的聯繫，但是在心理學的研究中怎樣把文化因素納入研究的設計之中卻一直是一個難題。行為發生於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但是怎樣界定這個背景？怎樣把背景與行為分隔開來？由於這樣一種困難的存在，一些心理學家不得不放棄行為的文化背景的考慮，轉而從內部尋找行為的制約因素。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研究者是他們所要研究的文化的成員之一。他們無法把自己與文化分開，更無法把自己所屬文化中的一個方面孤立出來作為研究對象。因為他們體驗到的文化對於他們來説是一個整體。這種困難在跨文化的研究中卻並不難以克服。在這種條件下，研究者經常可以看出影響行為

的社會文化因素，因為這些文化因素同研究者自己的文化形成鮮明的對比。

因此，跨文化的研究更易於從文化的視野看待行為，這一點恰恰是主流心理學所缺乏的。跨文化研究從方法論上為心理學考慮文化的影響提供了可能。

多元文化論所主張的文化多元性及其價值平等特性極大地影響了跨文化心理學，使跨文化心理學家意識到傳統跨文化心理學的“歐美中心主義”的偏見。依照多元文化論的觀點， 文化並非一個抽象的概念，對於每一個社會來説，文化都是具體的和實實在在的。不同的社 會有不同的文化，同一個社會來也存在不同的亞文化。這些多樣性的文化都是在悠久的歷史 傳統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各自具有其獨到的地方，不存在優劣之分。比如就大的方面來説， 東方社會從總體上講是集體主義社會，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和個人對於家庭、羣體、社會的 貢獻；西方社會是個體主義的社會，更注重發揮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獨立，個人的責任 和義務。兩種文化形態對人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但是卻不能説哪一種文化在其價值上超越了 另一種文化。集體主義社會存在着忽視個人的缺陷，但是個體主義社會也存在個人中心的弊 端。兩種文化在價值上是平等的。不能以個體主義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為標準，衡量集體主義社會。考慮到文化價值的平等性，在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中，不能以研究者自己的社會文化標準解釋心理學的實驗和調查中獲得的數據，把研究者自己的標準強加給被研究的文化。傳統跨文化心理學恰恰忽視了這一點，經常以西方的文化價值觀解釋跨文化獲得的研究資料，以隱蔽的方式表現出種族中心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研究方式。多元文化論的觀點使得跨文化心理學家意識到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陷，促進了跨文化心理學家擺脱種族中心主義的干擾，向着文化價值平等的方向轉變。

多元文化論對文化多樣性和各種文化有其特殊性的論述促進了跨文化心理學從普遍性(etic)研究策略向特殊性(emic)研究策略的方向轉變的過程。在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傳統中，這兩種研究策略一直是存在的。普遍性研究策略是以同樣的方法、程序、概念和理論應用於不同的社會，通過比較，找出不同文化影響之下行為的共同性和差異性。這種研究策略是站在文化之外研究文化，且把文化看成是一個外在的系統對個體產生影響。特殊性研究策略不是把文化看作個體之外的影響因素，而是把文化看作是人類行為的組成部分，因為文化是人類互動的結果，文化並非脱離人而存在的外在系統。因此這種研究策略是站在文化之內研究文化，所追求的目標是每一種文化之下行為的特殊性。兩種研究策略各有其優點。

普遍性策略的價值在於：

(1)它可以給人類行為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提供一種基本的解釋，增進人們對人類行為的整體理解；

(2)通過這種研究策略的實施，可以發展出標準的研究程序和方法，提高研究的技術水平。

(3)可以作為研究者瞭解不同文化的基礎，因為在研究的初始時，研究者對其他文化沒有基本的瞭解，這種策略可以提供便利的研究技術和理論假設。

(4)普遍 性策略在選定的文化之間進行比較，較之深入文化內部進行研究更為節省人力和物力。

特殊性研究策略的價值在於：

(1)這種研究策略使得研究者可以在文化的內部對文化的建構方式、文化與行為的聯繫進行整體的理解；

(2)研究者不是把文化作為一個外在於自己的對象,而是將其本身作為文化的一個部分，因而可以產生對文化的特殊心理體驗；

(3)它使得研究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理解人們的行為，在行為發生的情景中理解行為，在文化生活中理解態度、興趣、氣質、人格、情緒和意志等等；

(4)如果承認行為與文化的聯繫，那麼特殊性策略真正把心理學建立在了文化的基礎上，因為文化是具體的，行為與文化的聯繫是同具體文化的聯繫，而不是與抽象文化的聯繫。這兩種研究策略是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兩者有如形成立體視覺的兩幅圖畫，只有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立體視覺。

因此，普遍性策略和特殊性策略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種行為，其關係是互補的、共生的，而不是對立的。但是長期以來，跨文化心理學一直以普遍性策略作為指導思想，特殊性策略被置於邊緣地位，沒有得到跨文化心理學家足夠的重視。多元文化論產生以後，跨文化心理學家意識到普遍性策略的不足和特殊性策略的重要意義，認識到在跨文化心理學的建立之初，作為研究的起點，普遍性的策略是有其獨到價值的。但是隨着研究的深入，有必要結合特殊性策略，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認識促進了跨文化心理學中兩種研究策略的結合，從而出現了由普遍性研究策略向特殊性研究策略轉變的趨向。

與普遍性策略向特殊性策略轉變相聯繫的是跨文化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和本土心理學結合的趨向。前面曾經指出，心理學中文化的研究有三種形式，即跨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本土心理學。依照邏輯上的聯繫，跨文化心理學應該與另外的兩種研究文化影響的心理學分支有更多的聯繫。

但事實是，跨文化心理學一直在向主流心理學靠攏，以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建構學科模式。其基本目標是通過跨文化的比較，發現超越文化影響的心理過程和規律，以便於使得西方心理學的理論概念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與文化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相聯繫的文化心理學與本土心理學被跨文化心理學家視為非正統的，科學性不強的“旁門左道”，排斥和遠離這些研究模式構成了傳統跨文化心理學的一個努力方向。自然科學模式的跨文化心理學在實踐研究中的困境和多元文化論的興起促使跨文化心理學家反思傳統自然科學模式的缺陷和弊端，認識到“所有的跨文化心理學家，無論所持的觀點如何(即無論是傾向於絕對主義觀點還是相對主義觀點)，為了在不同的文化中理解行為，都必須認真面對世界上人類行為的多樣性和個體行為與其所產生的文化背景之間的聯繫。”這樣一來，跨文化心理學就必須加強與文化心理學與本土心理學的聯繫，從外在於文化和內在於文化兩個角度共同探究行為與其特定文化背景之間的聯繫。“跨文化心理學應該改變這一領域的現行目標，而不是沿着這一道路繼續走下去。這一轉變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且這一轉變可能導致這一領域走向文化心理學，或者至少受到文化心理學的強烈影響。” 許多學者指出，擺脱歐美中心主義的偏見，把普遍性研究策略與特殊性研究策略結合起來，把跨文化的研究模式與文化心理學和本土心理學結合在一起，才能使跨文化心理學走出困境，成為真正的“文化”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