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昌

趙鳳昌生於1856年（清咸豐六年），出身常州的富商家庭。1860年太平天國佔領常州，趙鳳昌家族逃到江北避難，從此家道衰落。早年入學家塾，1875年西遊湖北，期間捐得縣丞，1880年南下廣東，在廣東藩司姚覲元幕下任記室，得以飽覽羣書，精研幕道。1882年冬，姚覲元被革職，趙鳳昌失去幕僚職位，度過了一年多的困窘歲月，直到1884年夏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他才找到機會，進入其幕府，任文案處繕校委員，兼任文巡捕。由於他勤奮好學，處事練達，很快便獲得張之洞的賞識，被委為督署文案，參與機要，起草文電奏稿，“摹仿之洞書法幾能亂真”。 ^[1-2] 

1889年，張之洞移督兩湖，趙鳳昌以親信幕僚隨同前往。抵鄂後，除了仍任文巡捕外，還兼“辦理督署筆墨事件”等，掌督署機要。趙鳳昌遂藉此“與在省寅僚廣為結納，其門如市”。 ^[3]  1893年，朝中爆發了轟動一時的“張之洞大參案”，名翰林周錫恩因被趙鳳昌揭破其抄襲文章為張之洞祝壽一事而惱羞成怒，在京運動大理寺卿徐致祥參劾張之洞“辜恩負職”，附帶攻擊趙鳳昌替人鑽營差缺，“聲名甚穢”。 ^[4]  結果，光緒帝在處理此案時為了既不得罪張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臉面，遂將趙鳳昌革職勒令回籍，人們認為他是張之洞的“替罪羊”。 ^[5] 

遭此變故，趙鳳昌對仕途功名心灰意冷，他決心從此不再涉足官場，但是他的政治熱情並未減退。1894年，趙鳳昌回到上海定居，張之洞因對趙所受處分過意不去，仍給他安排一份差使，名義上在武昌電報局掛名支薪，實際上常駐上海，為湖廣督署辦理通訊、運輸諸務。趙鳳昌遂藉此與當地官紳、外國領事建立聯繫，繼續為張之洞提供情報，出謀劃策。

趙鳳昌回滬定居時，正值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他與張謇、屠寄、經元善、何嗣焜等一批與張之洞有雅素的帝黨名流過從甚密，常在一起詩酒酬酢，議論朝政，言戰之聲甚高。維新運動期間，因經元善的介紹，趙鳳昌結識了南下辦報的康有為、梁啓超，“時與討論”。 ^[6] 

1900年，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趙鳳昌對此反應敏鋭，他從電報局連續向張之洞發出“不費一錢的一等密電”。 ^[7]  這些密電大都系報告外國人對此事件的態度和當時的國際形勢。是年6月，英國為了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派軍艦進入漢口、南京、吳淞，一時江海各口岸人心惶惶。這時，趙鳳昌向他的武進同鄉、正在上海的督辦鐵路事務大臣盛宣懷提出了一條“保護東南”之策，其內容為：“各國兵艦勿入長江內地，在各省各埠之僑商教士，由各省督撫聯合立約，負責保護。上海租界保護，外人任之，華界保護，華官任之。總以租界內無一華兵，租界外無一外兵，力杜衝突。” ^[8]  這一策略的目的在於穩定上海秩序，預防義和團運動在南方蔓延，也為防止外人藉機出兵上海。6月下旬，盛宣懷召集趙鳳昌、何嗣焜、張謇等人，在“盛寶源祥宅中”設立臨時辦事處，決心置清廷的宣戰上諭於不顧，由趙鳳昌聯絡張之洞、張謇遊説劉坤一，盛宣懷親自致電李鴻章，陳述“保護東南”之策。他們的建議很快得到了東南三大帥的贊同。6月26日，東南各省督撫的代表與各國駐滬領事在上海訂定了《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這兩個約款的基本內容與趙鳳昌所提出的“保護東南”方案毫無二致。這就是著名的“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訂立後，趙鳳昌等人並沒有停止其活動，隨着北方形勢的進一步惡化，他又和張謇一系的帝黨策劃了一個拉攏劉坤一、張之洞兩位總督聯合起來以東南互保為名，而以推倒慈禧太后為最大目標的計劃。具體的方法是用“迎鑾”的名義，“將那拉氏與光緒迎到漢口或南京，作為行都，然後再強迫那拉氏交出政權”。 ^[7]  8月初，趙鳳昌接到神機營文案慶寬從京中寄來的密信，告以：“宮中傳見義和團之紅燈照，試演其術，且獲賞，我已送老母往西山避禍，南中當知大局去矣！” ^[8]  趙遂加緊遊説張之洞。同時，張謇也一再致函劉坤一，陳述“迎鑾”之策。 ^[7]  但是，由於張、劉二督與慈禧太后之間並無根本矛盾，加之慈禧太后很快向列強投降，使他們之間的矛盾緩解，趙鳳昌等人的計劃遂成泡影。

《辛丑條約》簽訂後，國內外階級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逐漸發展。在江浙地區，以張謇為首的資產階級財團開始崛起。這一時期，趙鳳昌與張謇的配合更加密切，他不僅積極參加張謇的經濟活動，而且十分熱衷於立憲。

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爆發，給知識分子以很大震動。是年5、6月間，張謇與趙鳳昌、湯壽潛等人聚集於上海，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魏光燾起草了一份《擬請立憲奏稿》，請求清廷“仿照日本變法立誓，先行宣佈天下，定為大清憲法帝國”。 ^[9]  這是國內較早呼籲立憲的文章。7月，趙鳳昌又託內務府官員慶寬將張謇刻印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十二冊“徑達內廷”，此事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軍機大臣瞿鴻禨“旋命其七弟來滬，託鳳昌選購憲法各書”。 ^[10] 

日俄戰爭結束後，兩國在美國調停下將於樸次茅斯簽訂和約，重新分割中國權益。趙鳳昌聞知後，遂在上海串聯張元濟等愛國人士合電樞臣，要求清政府派專使“預會建言”，以防利權外溢。 ^[11]  他還向署湖廣總督端方上《為預籌外患請特簡專使陳公義而維危局密摺》，請代為轉達。 ^[12]  獲端方賞識，不斷有書信往還。

1906年，清廷頒發“仿行憲政”上諭，國內立憲運動由秘密轉入公開。這一時期，趙鳳昌經常出入於上海的張園、《時報》館等處，為張謇等人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和資產階級領導的保路運動出謀劃策，曾被江蘇鐵路公司聘請“擔任總公司職務，隨時贊劃一切”。 ^[13] 

1909年，趙鳳昌正式加入了“預備立憲公會”。次年11月，他通過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邀請來華參加“南洋勸業會”的美國民間商團到上海訪問，特意在家中設宴招待商團首領大來夫婦。席間，張謇、熊希齡等立憲派領袖與美國人商討了中美合資，“共營銀行、開航業、設商品陳列所、置商品調查員”等事。 ^[14]  事後，江浙資產階級中間掀起了一股“社會聯美”的浪潮。

1911年5月，清廷成立皇族內閣，“是時舉國騷然，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力百倍”。趙鳳昌與張謇、湯壽潛、沈曾植等人聯名致函攝政王載灃，要求“行憲法，罷親貴，一新綱紀”。 ^[15]  遭拒絕後，趙鳳昌“遂斷言清廷之無可屬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矣”。 ^[16]  是年6月，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上奏清廷，請將趙鳳昌開復原官，由他“禮聘到東，備諮要政”。奏上即獲批准。但是趙鳳昌卻以“病軀”為由，婉辭了趙爾巽的邀請，繼續居留滬上。 ^[17]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消息傳至上海，趙鳳昌立即召集立憲派準備應變。10月15日，他邀約江浙立憲派首領雷奮、沈恩孚、楊廷棟和同盟會員黃炎培到他家惜陰堂開會，“商討時局前途應付方法”。 ^[19]  會後，雷奮等人即赴蘇州，會合從武漢趕回的張謇，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了一份要求清廷解散內閣、宣佈立憲的奏摺。此後，張謇曾兩次來到上海，均下榻惜陰堂，同趙鳳昌面商下一步的行動。

11月初，上海光復。趙鳳昌感到清王朝大勢已去，決心積極向革命黨人靠攏。11月12日，他和張謇等人發起，邀請已獨立各省諮議局代表和部分革命黨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蘇教育總會召開了臨時政府籌備會議，決定成立“全國會議團”，採用共和政體。目前暫時“公認武昌為中華民國新政府”，“並公認上海為臨時外交政府之所在地”。 ^[20]  13日，趙鳳昌等人在《時報》上發表了給革命黨人的公開信，要求與革命黨人“約定時刻、地點”進行“面談”。立憲派當天就收到了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回信，贊同“邀各省同志代表聯合來滬，組織臨時議會”。 ^[21]  11月15日，“全國會議團”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名稱在滬成立，趙鳳昌在其中扮演了幕後軍師的角色。他積極向革命黨人建言獻策，在革命黨和立憲派之間穿針引線，頗獲好感，他家惜陰堂“成為當時討論國事的會場”，黃興、宋教仁、陳其美、黃郛、譚延闓、李書城、李烈鈞、柏文蔚等革命黨都督和將領均與他過從甚密，“惜陰堂賓客雲集，論政以外，兼及論軍”。 ^[22] 

12月2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於次日造訪惜陰堂，向趙鳳昌徵詢對當前局勢的看法，其後又“屢至商統一建國諸要端，尤先以網羅英賢及國家財政事”。 ^[22]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孫中山和黃興多次以各部人選名單向趙鳳昌徵求意見，趙鳳昌答之曰：“建府開基，既須兼納眾流，更當克副民望。”在他的推薦下，張謇、湯壽潛、程德全等立憲派和舊官僚紛紛被邀進臨時政府。1912年初，孫中山甚至親自致函趙鳳昌，邀請他擔任臨時政府的“樞密顧問”，但是此舉卻遭到了趙鳳昌的婉卻。 ^[23]  他抱定不出山、不做官的思想，始終未在臨時政府中擔任任何職務。

辛亥革命期間，趙鳳昌不僅與南方革命黨人關係密切，與北方袁世凱之間的聯絡也十分頻繁。先是，早在立憲派籌備臨時政府的時候，趙鳳昌便提出過一個聯絡袁世凱共同倒清的方案。 ^[24]  稍後，他通過其姻親洪述祖與袁世凱的親信唐紹儀建立了聯繫，唐紹儀便成為他在北方的代言人。1911年11月，洪述祖根據趙鳳昌的授意，炮製了一份將以隆裕太后名義頒發的詔書，交唐紹儀轉達袁世凱和親貴奕劻，勸説他們敦請清廷召開國民會議，“投票取決共和、君位問題”。 ^[25]  倘不允准，則“以去就爭之”。 ^[26]  12月初，清廷在革命黨人和袁世凱的雙重壓力之下，被迫派出了以唐紹儀為首的議和代表團。

唐紹儀南下之前，曾電約趙鳳昌、張謇等“東南人望”赴漢口會議 ^[27]  ，但是趙鳳昌認為和議在漢口進行不便於自己插手，遂覆電唐紹儀“徑來滬上開議”。 ^[28]  12月17日，北方代表團抵達上海，次日，趙鳳昌便約唐紹儀與黃興在惜陰堂相見，南北議和也於當天開始。

據時人回憶：“這次議和是一個大煙幕，有關會議情況的電報，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重要問題在夜裏談：清帝退位問題、退位後的優待問題、退位後誰來的問題、要外國承認問題，等等。” ^[29]  “所有和議中主張及致北方電，俱是夜間在趙寓雙方商洽。” ^[30]  “在和議過程中，每星期當中總有一天或兩天，程德全、湯壽潛、張謇、汪兆銘、陳其美等曾在趙家聚會。”伍廷芳“名義上是南方總代表，實際上做不出什麼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 ^[31]  種種跡象表明，趙鳳昌是議和中的一個神秘人物，他不僅能在南北雙方穿針引線，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南方的意見。

1912年1月中旬，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南北雙方在惜陰堂裏訂下了清帝退位後擁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密約。隨後，雙方又在第一屆內閣總理和陸軍部長的人選問題上發生了爭執。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堅持“內閣總理必須提出同盟會會員”，袁世凱方面則堅決反對。為此，趙鳳昌提出了一個折中雙方的辦法，他建議唐紹儀加入同盟會，然後出任內閣總理，此舉得到了雙方的贊同。孫中山、黃興當即表示“歡迎紹儀入黨，同時即決定請紹儀為國務總理”。 ^[32] 

陸軍部長也是內閣中的要職，雙方均將此看作掌握實力的關鍵。南方推舉黃興為候選人，北方則必欲段祺瑞擔任此職，一時相持不下，和談陷入僵局。這時，趙鳳昌深恐內閣不早日成立將引起列強的干涉，他急忙函電黃興和汪精衞等人，勸黃興以就任參謀總長為調和之計。在他的勸説下，本已無心戀棧的黃興很快便放棄了對陸軍總長的爭取。

南北議和結束後，趙鳳昌因調停有方而得到了袁世凱的青睞，袁世凱特意發電邀請他到北京政府中擔任“顧問”，但是趙鳳昌也拒絕了袁世凱的延攬。他甚至退出了自己曾經參加發起而現在已經公開打上了袁記標籤的“統一黨”，以示不介入任何政黨糾紛。這一時期，他熱心致力實業活動，曾被選為漢冶萍公司總董，不久又和張謇、應德閎合資收買了《申報》股權，儼然成為上海工商巨頭。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爆發在即。4月，孫中山、黃興通過章士釗秘密聯絡岑春煊，準備擁岑倒袁，曾經策劃於惜陰堂，但是，趙鳳昌聯絡較多的還是國民黨中的“法律解決”派。5月底，他在張謇的授意下，同在滬的國民黨“法律解決”派汪精衞、胡瑛、陳陶遺等人共同商訂了一份調停南北方案，其主要內容為：一、國民黨“決心舉項城為正式大總統”。二、袁世凱須申明不撤換皖、贛、粵、湘四省國民黨都督。三、堅持“宋案”法律解決。 ^[34]  6月12日，張謇將這一方案電告袁世凱。

袁世凱接到這一方案後，對國民黨人採取了欺騙手段，他一方面“同意”調停，一方面又不斷向南方調兵遣將，並連續撤免國民黨都督。到7月初，形勢已經十分惡化，但趙鳳昌仍然對袁世凱寄予幻想。7月5日，他還給張謇去信，請張密電袁世凱寬釋被捕的革命黨人，“借收彼黨人心”。 ^[35]  不料“贛寧之役”猝然爆發，趙鳳昌的調停之夢被冷酷的現實擊得粉碎。

“二次革命”失敗及時局的動亂，使趙鳳昌“實業生計大受損害” ^[36]  ，因此他對革命黨人和袁世凱雙方都充滿了抱怨。不久，熊希齡、張謇等好友先後走上了與袁世凱合作的道路，而趙鳳昌則因“不肯犧牲”而遭到北京政府的猜忌，袁世凱的爪牙對他“污衊無所不至”，甚至無端造謠，説他“欲在上海向某國借兵，另組政府”，企圖加以陷害。 ^[37] 

1915年12月，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趙鳳昌立刻投入反袁活動。此前，他曾接到黃興從美國的來信，請他和張謇、唐紹儀、湯壽潛、伍廷芳、莊藴寬等“海內人望”聯合起來，共同推翻袁世凱。 ^[38]  為此，趙鳳昌進行了積極的行動，他一方面利用《申報》大造反袁輿論，一方面秘密遊説直系將領馮國璋，企圖勸馮在南京建都，造成第三種勢力，北逼袁世凱下台，南與護國軍並立。 ^[39]  但是由於馮國璋首鼠兩端，趙鳳昌很快便對他失望了。1916年5月17日，黃興再次從日本給趙鳳昌等人來信，希望他們逼令袁世凱“早行退位”。 ^[40]  同時，黃興還派人專程回國聯絡趙鳳昌，準備在寧、皖、贛、鄂一帶佈置反袁武裝。 ^[41]  袁世凱死後，趙鳳昌給黃興去了一封長信，信中把黃興稱作“同志”、“吾黨”，期望他“早日歸國，解一時紛糾之局，樹百年遠大之規”，表示了同革命黨人重新合作的願望。 ^[42] 

1917年7月，北京發生“張勳復辟”，趙鳳昌再度投入反覆闢鬥爭。他與段祺瑞的幕僚熊希齡聯絡頻繁，積極為“討逆軍”運動軍艦前往大沽助戰，同時他還充當了段祺瑞和孫中山之間的調停人。草擬了一個“遵約法”、“唯憲法”、“督團逼散，歸罪於逆”的調停方案，希望雙方“不爭是非”，實現南北統一。 ^[43]  然而隨着段祺瑞入主北京政權和孫中山南下“護法”，調停活動很快失敗。

1917年之後，中國由表面的統一轉入公開的分裂，各派軍閥爭權奪利，戰亂不已，外侮內患，日甚一日。趙鳳昌也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懶，他在政治上日漸消沉，實業上一蹶不振。1919年第二次南北議和時，雙方雖然再度將他推為“調人領袖” ^[44]  ，但是終於毫無建樹。趙鳳昌從此息影滬濱，埋頭於辭章考據，參禪拜佛。1938年逝於上海，終年八十二歲。

趙鳳昌在張之洞幕下，不僅才能上為張之洞所賞識，生活上也與張之洞極為密切，他在張之洞左右奔走伺候，周到體貼，無微不至。一次，吳鬱生有公事到湖北督署相談，張之洞“以老友也，故不拘常禮，一面剃髮，一面暢談，不料尚未及談正經公事，而張已昏昏睡着了”，這時侍列外廂的趙鳳昌見狀，“即走過去以雙手托住其頭，一動都不敢動，約一小時之久，香濤醒了，趙巡捕老爺方才退出去”。為此，吳鬱生非常感慨，對人言：“吾一世做的京官，沒有機會嚐嚐做督撫的滋味。做督撫，可以用文武巡捕侍奉在側，像趙鳳昌之服侍張香濤，吾真正羨慕呀！”張之洞在晚清以起居無節、號令不時出名，趙鳳昌則“侍之終日，雖深宵不離”。 ^[45]  因此有傳聞説他和張之洞紀念館有不正當之關係，並稱其生得俊美，以男色事張之洞，時人稱他為“一品夫人趙氏”，還有人將“兩湖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寫在牆壁上，於是“童謠裏談，傳遍朝野”。 ^[46-47]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趙鳳昌見形勢緊急，張之洞不見皇上旨意，焉敢領銜派人和外國簽訂互保條約？他竟然急中生智，發了一個電報給張之洞，電文是：“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

張之洞是細心之人，馬上覆電：“詢電從何來。即確復。”

趙鳳昌難辦了，但他見招拆招，自有妙法，馬上去找盛宣懷，提出由盛把他發給張之洞的同一電文分發給各省督撫，表示確有其事。盛宣懷初時不敢，認為“聖旨豈敢捏造”，不要命啦，意頗遲遲。

趙鳳昌又建言道：“捏旨亡國則不可，捏旨救國則何礙？況且即稱洋電，即西人之電，吾輩得聞，即為傳達而已。”

趙鳳昌堪為諸葛再世，“洋電”兩字早已留好退路，用心可謂甚深。如洋電不實，聖上日後追究，最多不過傳播謠言而已，和假造聖旨的罪名無法相比，何況即為洋電，也無法查實。

待盛宣懷的通電發出後，趙鳳昌方才覆電張之洞，謂“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即宣佈，以安地方而免意外”，於是就促成了東南互保。

趙鳳昌共有一子二女，其中女趙志仁為原配夫人洪元所生，女趙志道（後嫁給楊杏佛）、子趙尊嶽為繼配夫人周南所生。

《趙鳳昌藏札》共一百零九冊,現存在國家圖書館,內有南北要人之間大量的機密函電,仔細梳理,可以發現許多鮮為人知的秘密,足見趙鳳昌在南北議和與建立民國過程中所起的決策作用有多大。但當時知道這些秘密的人並不多,而趙鳳昌亦不居功,他為人低調,處事謹慎,對機密諱而不談,有人稱他是建立民國的無名英雄,可以説是有道理的。他被時論譽為“民國產婆”,也並非虛名。

趙鳳昌藏札最有價值的是有關辛亥革命前後政局的史料，這也是趙鳳昌藏札中最早被關注、整理和利用的部分。1960年上海歷史研究所編輯《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時，首次整理公佈了趙鳳昌藏札中的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2001年出版由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也收錄了部分辛亥函札。

1963年章開沅先生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借調赴京，除協助北洋史料徵集工作外，大部分時間用於張謇研究。他經常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閲覽室檢閲趙鳳昌藏札，應該是第一個對趙氏藏札原件進行了較為全面翻閲、抄錄的學者。因為章先生系統全面地看了趙氏藏札原件，對這批資料的珍貴价值便有了更深的認識：

趙鳳昌因為是幕僚出身，對來往函電非常注意保存。由於他的特殊身分，這109冊函電原件，便成為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政治史極為重要的史料結集。現今人們大多隻注意其中之107、108、109三冊，即所謂《辛亥要件》。……但趙鳳昌全部藏札所涉及的史事尚涉及辛亥以前，如中法戰爭、洋務運動、庚子事變、立憲運動等，且相關函電數量極多，至今尚未見人利用。

學術界雖然對趙鳳昌藏札的史料價值予以了高度重視及評價，但因這批資料尚未全部出版公佈，大家對其價值的認識和揭示仍僅是冰山一角。孔祥吉先生稱趙鳳昌藏札為“美不勝收的晚清史料”。贊趙氏“所藏之信札，真可謂是尺牘之精華，史料之瑰寶，謂其價值連城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