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醒吾

趙醒吾，原名趙必馨，字維香，1897年生於雲南省賓川縣大營街一個小康之家。

他從小發憤讀書，於1917年在賓川高小畢業。同年，他懷着滿腔的愛國熱情，上省城求學。在昆明補習一年後，他考入省法政學校預備科，1919年升入法律系本科。趙醒吾在昆明求學期間，胸懷大志，氣度不凡。他一邊刻苦攻讀文化科學知識;一邊尋求革命真理。此時，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宣傳民主共和思想的進步書刊陸續傳播到祖國西南邊陲，這對渴求救國救民真理的趙醒吾來説，猶如嬰兒見了乳汁一樣。他貪婪地閲讀着《新青年》、《覺悟》等刊物。這期間，他還冒着被軍閥拘禁的危險，保存和傳播這些救國救民的書刊，被青年學生敬為“拎着腦袋求真理的青年”。

1919年5月中旬,北京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昆明。昆明學生紛紛走向街頭宣傳、散發傳單，揭露軍閥政府賣國罪行，號召人們起來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年輕的趙醒吾懷着一顆熾熱的愛國心， 積極地投入了這場如火如荼的鬥爭。他常常帶着憤怒的學生衝出學校大門，參加昆明各界舉行的集會和遊行示威，慷慨激昂地在羣眾面前演講，怒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抨擊封建主義的黑暗，宣傳青年人應該以國家存亡為重，為國為民出力，鼓動人們衝破黑暗，迎接光明。他經常説:“青年人應有勇於探索真理的雄心，立志救國的信心，不怕犧牲的決心。”他的愛國行為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斥他為“赤色分子”，勒令省法政學校開除他。趙醒吾不畏反動派的高壓政策，仍執着地追求真理，1922年被校方開除。

趙醒吾被開除後，看到軍閥統治的雲南遍地瘡痍，民不聊生的境況，心中萬分悲痛。為了救國救民，他投筆從戎，毅然奔赴當時的南方革命中心廣州，參加了駐廣東的滇軍，在楊希閔滇軍總司令部供職。不久，他又進入軍官將校隊學習。他在滇軍中曾和羅炳輝共過事。羅炳輝認為趙醒吾為人公正，是個頭腦清醒的有為青年，是雲南軍隊中少有的軍事政治人才。在羅炳輝受反動軍官打擊時，趙醒吾曾主持公道，並勉慰過羅炳輝。羅炳輝把他視為良師益友。

1924年9月，趙醒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沒過多久，他調到孫中山大元帥府朱培德拱衞軍任參謀。

1924年冬,廣東革命政府積極準備出師北伐，贛南是北伐的重要通道之一。駐守在贛南的敵軍是剛從滇軍叛變後投奔北洋軍閥吳佩孚的第六師，其師長楊如軒和趙醒吾是同鄉。趙醒吾深知楊如軒是個沒有主心骨、趨炎附勢的人。為了打通贛南這個通道，他接受了黨組織的委託，毅然挑起爭取楊如軒的重任。他以朱培德賦閒參謀的名義，不顧個人生命安危，見了楊如軒，陳述了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政府是革命的，深得人民的擁護，最終必勝;而北洋軍閥是反動沒落階級的代表，吳佩孚必敗。楊如軒被他打動了，留任他為師部中校參謀。趙醒吾一方面在積極説服楊如軒，另一方面也逐漸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爭取中、下層人員身上。楊如軒的心腹萬里浪與趙醒吾是老相識，他不失時機地做通了萬里浪的工作。在萬里浪等骨幹人物傾向北伐時，楊如軒也只好“隨坡下驢”。1926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當贛軍第十四軍進逼贛州時，楊如軒率部退至南昌附近的連塘，將部隊暫交趙醒吾指揮，並電告朱培德派員來協同趙醒吾收編部隊。之後，趙醒吾在楊如軒的第九軍第二十七師任上校副官長。

1929年，羅炳輝經人介紹擔任了吉安八市聯防靖衞大隊長。中共江西省委得知趙醒吾與羅炳輝曾共事過，且交情甚厚的情況後,決定派趙醒吾去做羅炳輝的工作。趙醒吾愉快地接受了黨交給的任務。

這時，羅炳輝正在黑暗中尋求革命真理，希望找到一條光明的出路。趙醒吾從南昌給羅炳輝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到吉安見他，還明確指出辦靖衞大隊搞得好可以為國為民造福，辦得不好，就只能像曾國藩練湘軍、李鴻章練灘軍那樣，成為封建統治者鎮壓革命的幫兇、遺臭萬年的罪人。羅炳輝突然收到久別朋友的來信，心裏非常高光，隨即給趙醒吾回信,説明近來因團務太忙，待能抽空回吉安時一定去信相約。趙醒吾為不失時機，連續發了幾封信，説如現在不能見面，以後就沒有機會了。羅炳輝遂決心急速會見趙醒吾。

1928年夏，趙醒吾從南昌風塵僕僕趕到吉安，不顧旅途的疲勞，冒着生命的危險到聯防總團部找到了羅炳輝。老友重逢，格外親熱。在言談中，羅炳輝流露出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不滿情緒和對革命前途感到渺茫。趙醒吾見羅炳輝正義感很強，便進一步引導説:“你是個帶兵的人， 深知槍桿子的重要。但要真正發揮槍桿子的作用，帶兵的人必須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在當前的形勢下，應該認真想一想; 孫總理的三大政策還要不要，救國救民的真正出路在哪裏?怎樣做才能對工農大眾有利。趙醒吾同志提出的問題在羅炳輝頭腦裏激起了層層波瀾。

經趙醒吾做工作後，羅炳輝在思想和行動上有明顯的轉變。趙醒吾決定趁熱打鐵，不失良機，頂着酷暑，冒着被國民黨特務跟蹤的危險，於7月又到吉安會晤羅炳輝。這次趙醒吾開門見山問羅炳輝:“國民黨有政權共產黨有工農，力量究竟誰大?”羅炳輝答:“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最終勝利歸共產黨。”趙醒吾問:“共產黨的主張如何?”羅答:“主張依靠工農，共同建國很好，唯搞武裝鬥爭不太好，國家災難深重，不能再打內戰了。”趙醒吾頗有感觸地説:“在上海、南京、廣州，工農沒有武裝，不能自衞，被國民黨殺了多少人?共產黨不把工農武裝起來，不槍對槍，炮對炮，能推翻國民黨嗎?李自成沒有武裝，明王朝能垮掉嗎?洪秀全沒有武裝，太平天國能建立嗎?孫中山先生如果沒有武裝，清朝皇帝能退位嗎?現在蔣介石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象你這樣掌握槍桿子的人，想為窮人謀利益都辦不到。假如共產黨不搞武裝鬥爭，那救國救民、保護工農不是一句空話嗎?” 接着，趙醒吾進一步啓發地問羅炳輝:“我們在廣 東出發時有什麼口號?”“打倒貪官污吏、豪紳地主、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擁護工農解放......羅炳輝毫不猶豫地説。“對了， 今天我們應當堅持這個主張”。趙醒吾肯定地回答。一席話，解開了羅炳輝多年思索的疑竇，他的態度更加明朗化了。於是，趙醒吾説:我是受共產黨的派遣來找你的，因為我們覺得你有參加革命的思想基礎和條件。最後趙醒吾深人淺出地向羅炳輝宣傳共產黨的綱領和最終目的及黨的方針政策，闡明瞭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真理。革命的真理象甘露一樣滋潤了羅炳輝的心田,他深信共產黨的政治方向是對的，毅然接受了趙醒吾的建議，決定加入共產黨。1929年 7月9日，經趙醒吾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江西省委軍事巡視員蔡申熙介紹，羅炳輝化名為羅南煌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9年10月的一天，趙醒吾從南昌趕到吉安，和羅炳輝商量，決定以羅炳輝掌握的吉安靖衞大隊為基礎，聯合楊必恭的靖衞隊，由地方紅軍二、三、四團配合，預定在蘇聯“十月革命節”(11月7日)的前夜，舉行一次以吉安為中心的武裝大暴動。

正當趙醒吾等積極準備起義時，共青團江西省委書記曾道鱗叛變，中共江西省委被抄。敵人在抄出的文件中發現了“羅楊兩部的工作須即予以加強”的秘密。同時，南昌的一個小報也登出“趙某往來吉安策劃，羅楊有異動......希吉安當局予以注意”的消息。

白色恐怖籠罩着吉安，憑着革命者敏鋭的政治嗅覺，趙醒吾深知自己的身份已暴露，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但他想到為了使黨儘快增加一支武裝力量，即使自己拋頭顱，灑熱血,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他毅然決定不離開江西，並迅速與羅炳輝取得聯繫，提前組織起義。不料，敵人趕在前頭。駐吉安的湘軍第四十八旅旅長成光輝佈置了吉安市大搜捕，趙醒吾在準備與羅炳輝接頭時，不幸被捕。

趙醒吾被捕後，敵人如獲至寶，企圖從他的口裏瞭解吉安地下黨和參加暴動的全部人員，以便實行“一網打盡，根除後患”的狂妄計劃。趙醒吾被押在軍警督察處，敵人對他實行秘密審訊。他在法庭上鎮定自若，與敵人開展了一場場唇槍舌戰，把法庭當成了揭發國民黨反動派滔天罪行的講壇。敵法官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趙醒吾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不但是共產黨員，還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吉安有多少共產黨?他們在哪裏?”“吉安的共產黨員多得很，在你們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都有共產黨監視着你們......”

敵法官審訊了幾場，沒有從趙醒吾口中撈到什麼東西。殘暴的敵人惱羞成怒，搬出了最後- -招，毒刑逼供。趙醒吾在監獄裏四個多月，被提審毒打80多次，受盡了種種法西斯刑法。敵人妄圖從肉體上征服他，對他施用了撥眉毛、敲牙齒、踩軟杆、烙火印、夾手指、跪碎瓷、“老牛拔樁”、“鴨子浮水”等各種酷刑。趙醒吾多次昏死過去，但他鐵骨錚錚，對黨忠貞不移。敵人始終一無所獲。兇狠的敵人無計可施，只好將他判處死刑。趙醒吾昂首挺胸，面無懼色，義無反顧走向刑場。一路上，他慷慨激昂地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必勝!.....”

趙醒吾犧牲時年僅34歲。吉安人民永遠懷念這位為中國革命英勇獻身的烈士。噩耗傳到紅四軍,朱德讚揚他大義凜然、高風亮節的氣質，並悲痛地説:“此仇我們一定要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