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西林

1927年下半年到1932年，是昌樂地區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時期。1927年10月，昌樂地區黨小組正式成立，其成員有孟繁銬、劉存山和我。黨小組成立後的主要任務是:在昌樂地區發展黨的組織，團結聯繫農民羣眾，領導教育農民，反對苛捐雜税，反對土豪劣紳，反對軍閥戰爭，跟敵人開展合法的和非法的鬥爭，減輕人民負擔。我們這個黨小組直屬濰縣縣委領導。縣委為了加強對昌樂地區工作的領導，曾派王全武同志來昌樂對我們進行具體幫助。他來到昌樂後，在北展街西頭的灣東沿賃了李昇平的一所房子，開辦西藥房，以此作為合法職業掩護，開展黨的活動，指導昌樂地區黨的建設工作。我們趁着趕北展集的機會，到藥房去開會研究工作 ^[1]  。

那時，我們黨小組和中共濰縣縣委之間，完全靠着政治交通員姜公璞來聯繫。縣委委員王全斌也常到昌樂巡視工作。姜公璞是濰縣大寨人，雖出身地主家庭，但幹革命立場堅定，有膽有識，工作積極，不怕犧牲。他對黨忠實可靠，總能勇敢機智地去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他父親很頑固反動，得知他參加革命後，便到濰縣官府去告發。當時濰縣反動政府曾張貼布告，畫出肖像，懸賞捉拿他。從此，他便與家庭決裂，脱離了父子關係，成為兩個階級的對立關係。他經常住在趙家淳于，楊家淳于及北李家河，一心投靠革命，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交通員任務，向我們及時傳達了縣委的指示，我們本着縣委的指示，結合昌樂的實際情況，研究佈置開展工作。

隨着革命鬥爭形勢和建黨工作的發展，1928年上半年，我們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在昌樂黨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共昌樂中心區委。其領導成員是:孟繁鍔、尹志剛、劉存山和我，由孟繁鍔任區委書記。我們仍受中共濰縣縣委領導。區委的主要任務是：在昌樂發展黨的組織，有黨員3人以上的村建立村支部，領導農民反對苛捐雜税，反對土豪劣紳剝削壓迫，反對軍閥戰爭，教育農民用拖、抗、罷的辦法，反對官府加在農民身上的財政經濟負擔和壯丁訓練。

為了掩護黨的活動，加強黨與羣眾的聯繫，黨的領導同志和黨員都必須有個合法的公開的社會職業。孟繁鍔經過多方爭取，獲國民黨縣政府批准，在北展街建立了一所小學，並擔任校長。這是昌樂城外惟一的一所高小。我開了個“華興成”油房。我們利用這些合法的社會職業，掩護來往同志和聚會，秘密開展黨的工作。

我們曾採取多種形式宣傳羣眾、組織羣眾，例如組織貧農積極分子，特別是進步青年上夜校。通過這些合法的組織形式宣傳共產主義、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黨的主張，聯繫黨外羣眾，擴大黨的影響，啓發羣眾的政治覺悟和革命要求。再如利用社會上流行的“當會”辦法，搞“經互會”等一些羣眾性自發組織，以利黨員聚會，團結羣眾開展黨的工作。參加"經互會"活動的都是經過選擇的、有覺悟的貧僱農和進步青年。通過這些合法羣眾組織，秘密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現培養積極分子。對那些覺悟高、有入黨要求、具備入黨條件的，就吸收入黨，對一些不具備入黨條件的，吸收他們參加共青團，擴大黨的外圍組織，不夠共青團員條件的，就作為黨外同情者。

1928年，朱德同志領導南昌起義，部隊到井崗山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全國的革命形勢有了新的變化。工農紅軍的壯大，蘇區的擴大鞏固，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之間的矛盾，對我們的革命發展極為有利。1930年，在中央身居要職的李立三同志推行一條“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只看到新軍閥爆發戰爭，我們的紅軍發展、蘇區的擴大鞏固、白區工作的恢復和發展，而不承認敵強我弱，主觀地要紅軍攻打城市，要羣眾只要大幹，不要小幹，革命一轟而起，影響了全國革命的發展。1931年王明取得了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王明的“左”傾錯誤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使我黨遭受了重大損失。“為了更有利地與國民黨反動派作戰，蘇區紅軍必須要有飛機，因此，應在黨員中發動捐款買飛機。”我們昌樂地區黨組織為了響應這一號，便在短期內募集了120塊現大洋，派政治交通員姜公璞，秦立峯帶款往濰縣縣委去送。誰知他們從我家走後，行至隋姑山，姜公璞被吳家莊一個姓劉的壞蛋開槍打死在隋姑山下。他身上帶的捐款也全被劫去。姜公璞同志的犧牲，使我們黨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李立三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我們昌樂黨組織也有影響。為了準備組織武裝起義，我們昌樂中心區委於1930年又吸收了一位具有豐富武裝鬥爭經驗的老同志劉煥彩。他是昌樂東耿安人，與孟繁鍔是親戚。他原在馮玉祥部下當團長時人了黨，後因暴露身份才不得不跑回家來。經過黨組織對他了解審查，吸收他參加了中心區委的領導。這個同志很有活動能力，並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為了掩護黨的地下活動，他在本村東耿安開了個“旭日煙社”，做土製煙捲。煙捲的牌子叫“旭日”，意思是旭日東昇滿地紅，即未來的中國是紅色政權滿天下，把我們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昌樂中心區委自吸收劉煥彩參與領導後，便為昌樂黨組織重視領導開展武裝鬥爭創造了有利條件。當時我們區委的其他領導成員都沒有武裝鬥爭的經驗，也不知道毛澤東同志關於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開展武裝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戰略等重要論述。我們只是在現實鬥爭中有一種樸素的認識:敵人為什麼能統治我們，鎮壓羣眾，就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槍，因此我們也必須搞到槍，和敵人進行武裝鬥爭。那時，也不重視武裝羣眾，只由共產黨員單槍匹馬搞槍支，組織武裝。那時山東土匪較多，為了搞到槍支幹革命，1931年，我們讓劉煥彩通過關係，把共產黨員楊勳普打人當地土匪王小孩那裏，摸清情況謀取其槍。有一天晚上，楊勳普趁王小孩熟睡之機，把他打死繳獲兩支短槍。從此，我們昌樂地區黨組織才第一次有了同敵人進行武裝鬥爭的武器，兩支短槍鬧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叛變革命，國共兩黨分裂後，共產黨領導解決農民迫切要求的土地問題，實行土地革命。中央蘇區實行打土豪、分田地，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因山東處於白區，所以黨的口號是反對苛捐雜税、打倒土豪劣紳，解除人民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痛苦。濰縣茂子莊有個惡霸地主、國民黨員王全乾，非常反動，曾勾結官府捕殺我共產黨員。中共濰縣縣委委員王全斌(與他同村)，就是他勾結敵人殺害的。濰縣縣委為了除掉這個土豪惡霸，便組織昌樂和濰縣的幾位同志，用從土匪王小孩那裏繳獲的兩枝短槍，把這個壞蛋擊斃在他自己的煙地裏，除掉了一霸，支持了羣眾，為死難的王全斌同志報了仇。這時，昌樂淳于鄉民團團總王士林，發動地主、富農買土造步槍“防匪保安”，其實是想擴充自己的力量，稱霸一方，保護地主豪紳利益。在他的強迫命令下，十幾個村子買了三四十條土造步槍。為了奪取更多的槍支幹革命，我們便佈置黨員暗中掌握這些槍支。打土匪，地主富農子弟不敢去，我們黨員去，以便熟練地掌握這些武器，準備將來武裝起義時使用。後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們成立抗日別動大隊第十七大隊時，這些槍支就被我們拿到手裏了。

李立三路線對我們昌樂地區黨的建設和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那時昌樂地區的黨組織是一直向前發展的。到1932年時，昌樂地區在中心區委領導下，共建立了二十幾個村支部，黨員發展到160人左右。當時，有許多工作開展得好的支部，如耿安支部，幾乎半公開，有“小莫斯科”之稱。該村不僅有黨的組織，而且還有共青團的組織。那裏的“旭日煙社”中青年工人大部分是共青團員，政治生活十分活躍。他們學唱《國際歌》，讀馬列主義小冊子，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1932年，王明掌握中央領導權，推行一條脱離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教條主義路線，確定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武裝大暴動。山東黨組織要在這年的8月舉行武裝暴動，大規模的暴動地點為廣饒、沂水、益都、膠東等地。我們昌樂中心區委也執行了這一指示，召開了幾次第五區的支部書記會議，研究暴動的準備工作和暴動後的行動計劃，決定8月18日晚在西黃山集合，舉行暴動，命名“青龍山起義”。當時參加者有300多人(包括臨朐一部分)。由於8月18日這天益都暴動失敗了，我們得知這一消息，經過研究分析，又得到上級指示，所以才停止了進一步的行動。參加暴動的同志當夜回到各自的原地。

這次大規模的集合儘管是在夜間秘密組織的，但還是暴露了目標。敵人雖然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但時隔不久就對共產黨實行了大逮捕。山東省組織遭到空前大破壞，昌樂地區的黨組織也受到嚴重的摧殘。國民黨縣黨部和縣政府的反動頭子，親自帶領反動軍警到處逮捕共產黨員。我們的中心區委書記孟繁鍔被捕了，小解召共產黨員劉慈源也被捕了，敵人逮捕劉煥彩、楊勳普他們乘機逃走未被捕去，其他未被捕同志轉入地下，更加隱蔽地進行鬥爭。我們暗中串聯，堅持與敵人開展秘密的鬥爭，偵察敵人的動向，穩定黨員的情緒，教育黨員堅定立場，不動搖、不妥協，與敵人鬥爭到底，爭取勝利。這樣惡劣的環境，經過半年的時間才緩和下來，我們對黨組織進行恢復整頓。這次敵人對我黨組織大破壞，昌樂的共產黨員除張太巖外逃後叛變外，其他黨員沒有一個妥協外逃的，大家都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和敵人進行鬥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