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蘿蕤

趙蘿蕤自幼長在蘇州，14歲走出古城，開始了她此後70年的學術人生。她的父親趙紫宸出身貧寒，早年就讀東吳大學，是黃摩西的學生，後來又留學美國。到她上學時，趙紫宸已是東吳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了。她在蘇州聖約翰堂附近的幼稚園玩了3年，7歲進入景海女子師範學校就讀，同年開始學習英語和鋼琴，受的完全是美國式的教育。趙紫宸是個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極深的學者，他生怕教會學校不注重中文的培養，就親自在家裏為女兒教授《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趙蘿蕤一直覺得那種對古詩文的吟誦就像唱歌。由於家庭教育的合理，她的語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不久就從二年級直升四年級。六年級時，她的語文成績被評為全校第一，語文素養甚至達到並超過了高中三年級的學生。12歲那年，女作家蘇雪林來班上教國文，她重視學生的寫作能力，趙蘿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雙行密圈。

趙蘿蕤離開蘇州是因為父親趙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一職，他們全家遷往北京。這一年（1926年）趙蘿蕤14歲，當年，她就考上了燕京大學附屬中學高三，父親因愛女年幼，囑她改讀高二。

1928年，趙蘿蕤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業於郭紹虞、馬鑑、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名教授。翌年，美國老師包貴思女士勸她改學外國文學，理由是既然酷愛文學，就應擴大眼界，不應只學中文。中國文學可以自修，外國文學學好了，能使中文更上層樓。她遂徵得父親同意，轉系攻讀英國文學。這一改變決定了她一生的事業與西方文學的建樹。

在英文系就讀期間，趙蘿蕤在燕大朗潤園的草坪上用英語演出過莎翁的名劇《皆大歡喜》，她扮演那位女扮男裝的羅莎林，贏得了學生和教授們的交口稱讚。當時桑美德教授開設小説課，指定學生閲讀的英文原著，她幾乎全部讀過，因為這些書在父親的藏書中都有，她早已選讀過狄更斯、薩克雷、哈代等名家作品，這令桑教授驚訝不已。

從燕大畢業時，趙蘿蕤真是太年輕了，這麼早就面臨了職業選擇，她在追憶當年的情境時説：“作為女性，我能夠選擇的生活道路夠狹窄的。我大學畢業時才20歲。父親説怎麼辦呢，還是上學吧。清華大學就在隔壁，去試試考一考。那裏有個外國文學研究所。”當時清華的外國文學研究所除了英語外，還要考兩門外語。結果，趙蘿蕤法語及格了，德語卻吃了一個零分。不過，她的英語確實過硬，考了一百分。吳宓老師説：“行。德語等入學後再補吧。”就這樣，趙蘿蕤被錄取了，並且還得了一年360元的獎學金。她在清華學習了3年，聽了吳宓的“中西詩的比較”，葉公超的“文藝理論”，温德的許多法國文學課：司湯達、波德賴爾、梵樂希等，還跟吳可讀讀了英意對照的但丁的《神曲》。

她在燕大讀書時，就常為聞一多創辦的那個“短命”的《學文》雜誌翻譯外國文藝理論文章，進入清華第3年，應戴望舒之約開始翻譯艾略特的長詩《荒原》。這是一首以晦澀難懂、徵引淵博著稱的現代派長詩，艾略特為寫該詩引用了33個不同作家的作品以及多種歌曲，引入36種（包括梵文）外國語，還特別強調了有關聖盃的傳説和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的《金枝》和太洛紙牌、漁王、耶穌等傳説。譯文先在雜誌《新詩》上發表，1937年由上海新詩出版社出版，她的老師葉公超作序。20世紀80年代初，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的《外國文藝》的某期上，我讀到了趙蘿蕤重新修訂的《荒原》，那晦澀的意藴、豐厚的旨趣，被趙蘿蕤表達得恰如其分，不由不令你欽服叫絕。雖然後來《荒原》又有了裘小龍的譯本，但趙蘿蕤的《荒原》譯本仍然是無可替代的。

《荒原》中譯本的發表，使趙蘿蕤一舉成名。但是當年的讀書界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需要具備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和中西文學功力的這位翻譯者，竟是一位才20出頭的妙齡閨秀。當時邢光祖先生評論説：“艾略特這首長詩是近代詩的‘荒原’上的靈芝，而趙女士的這冊譯本則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作為《荒原》的第一位中譯者，趙蘿蕤在1940年受重慶《時事新報》“學燈”版主編宗白華先生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艾略特與〈荒原〉》的文章，全面評析了《荒原》這首無一字無來歷的艱澀長詩的藝術特色。這篇文章是國內評論艾略特的先驅，開了把西方現代派文學譯介到我國的先河，對我國不少新詩人（如“九葉詩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正值抗戰的艱苦時期，趙蘿蕤在文中指出：艾略特在《荒原》裏寫的“一片人類物質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種種不堪的磨練”也正是我們時代的寫照；全詩最末一節詩人的熱切盼望：“也許我們再能變為燕子，無邊的平安再來照顧我們”也正是作為譯者的趙蘿蕤的在譯這首艱難而冗長的長詩時的期盼。人類的喜怒與哀樂，失望與盼望，悲觀與信仰，正在這個不平凡的大時代裏升沉演化，我們民族的靈魂裏至痛至深的創傷與不變不屈的信心，不就是作者在《荒原》中所要表現出的時代精神麼？

趙蘿蕤是我國少數幾位有幸與那位出生於美國、後加入英籍的詩人艾略特晤面暢談的學者之一。1944年秋，陳夢家受邀赴美講學，在芝加哥大學講授古文字學。1946年夏，陳夢家在哈佛大學會見了回美國探親的艾略特。7月9日晚上，艾略特請趙蘿蕤在哈佛俱樂部晚餐，詩人即席朗誦了《四個四重奏》的片段，並且在她帶去的兩本書《1909-1935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上簽名留念，還在前者的扉頁上題寫了：“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的英文題詞。

趙蘿蕤從清華外國文學研究所畢業是1935年，轉入西語系任助教，1936年與陳夢家結婚。

“七七事變”後，夫婦倆輾轉跋涉到昆明，陳夢家任教於西南聯大。聯大雖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但仍循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一學府任教。這樣，趙蘿蕤便作出犧牲，在家操持家務，但仍勤讀不輟。1939年至1944年，她在雲南大學和雲大附中任教，同時翻譯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內的反法西斯小説《死了的山村》。

1944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先生給陳夢家聯繫了到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教授古文字學的工作。趙蘿蕤因此有了在美國第一流的芝大英語系學習的機會。20世紀40年代的芝大英語系正是它的全盛時代，聚集了不少世界知名的一流學者。文藝理論與18世紀英國文學的專家是克萊恩教授；莎士比亞與玄學派詩人的專家是喬治．威廉森教授；19世紀小説文本精讀的專家是法國著名學者卡薩緬的高足布郎教授；狄更斯與英國文學專家是沙伯爾教授；古英語、中世紀英語與喬叟專家是赫伯特教授；美國文學專家是維爾特教授，他同時任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趙蘿蕤得以在他們的門下學習和研究，真是非常幸運。維爾特教授問她有多少時間學習，打算學三年還是四年？這使她想起了10歲時與祖父的一段對話。

祖父説：你將來想得一個什麼學位？

趙蘿蕤説：我只想當一個什麼學位也沒有的第一流學者。

此刻在維爾特教授面前她猶豫了。陳夢家則竭力説服她：一定要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她選擇了4年。此後的4年，趙蘿蕤把它稱之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4年”，先後與周鈺良、巫寧坤、查良錚（穆旦）等同學。

趙蘿蕤在芝大的第4年決定專修美國文學，是出於對美國小説家亨利·詹姆斯的興趣，她幾乎鑽研了作家的全部作品。1948年，她以研究詹姆斯為題的論文《〈鴿翼〉源流考》獲得芝大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國際上最早研究這位作家的學者之一。在研究的同時，她廣泛收集有關詹姆斯的一切資料，維爾特教授説，趙蘿蕤已算得上美國的第3名詹姆斯圖書收藏家了。當時詹姆斯還遠沒有今日的盛譽，從這裏可以看出趙蘿蕤高超的藝術修養和睿智的文學眼光。那幾年的留學生活，是趙蘿蕤人生中的極樂時光，她涵泳在美國社會所能提供的一切高雅的文化藝術的海洋中，如魚得水。

1947年陳夢家先行回國，任教清華。翌年冬趙蘿蕤也回到了當時的圍城--北平，三週後，北平易幟，她與丈夫團聚。隨後，她任燕大西語系教授，後又兼系主任。1952年，全盤蘇俄化，隨之院系調整，燕大壽終，她乃調入北大西語系任教授。

1957年陳夢家被打成右派，文革初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自縊身亡。趙蘿蕤遭此沉重打擊，一度精神分裂，住進了安定醫院。她的學生梅紹武、屠珍夫婦去探望時感到“其情甚為悽慘，令人潸然淚下”。翦除四凶之後，她繼續執教，並任博士生導師。她讀了近十餘年來美國新出版的有關惠特曼的著作，又借赴美探親的機會到國會圖書館查閲惠特曼的手稿，終以驚人的毅力花費12年工夫完成了帶有大量註釋的《草葉集》全譯本，1991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這一成就震驚了學術界。《紐約時報》評論説：“一位中國學者竟能如此執着而雄心勃勃地移譯我們這位主張人人平等的偉大民族詩人的作品，真使我們驚訝不已。”芝加哥大學為此在建校百年時向她頒發了“專業成就獎”。

趙蘿蕤的一生執教五十餘載，桃李滿天下，生前兼任外國文學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美國惠特曼出生地協會會員、中國艾略特-龐德研究會顧問和燕京學院英語系名譽主任。她還榮獲”中美文化交流獎”和“彩虹翻譯獎”。

主要譯著包括《荒原》（1937）、《哈依瓦薩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叢林猛獸》（1981）、《草葉集》（1991）《中國翻譯名家自選集．趙蘿蕤集》（1995）和《我的讀書生涯》（1996）等。

趙蘿蕤一貫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一校訓的燕京精神，一貫恪守燕大校歌中“服務同羣，為國效藎忠”的燕京學子的宗旨。

錢穆先生的《師友雜憶》是一本懷人含蓄、憶事婉約的書。他在追憶抗戰初期西南聯大的生活時，有一段説到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同事陳夢家，先以新文學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獨賞夢家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味。”“及是夫婦同來聯大。其夫人長英國文學，勤讀而多病。聯大圖書館所藏英文文學各書，幾於無不披覽。師生羣推之。”這位名校花，就是外語界老一輩中的大學者趙蘿蕤先生。

1

我與趙蘿蕤先生的認識始於1960年初秋。

那一年的新學期開始，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根據中宣部加強外國文學教學的指示，對西方文學教研室進行調整擴充，為此我和英、德、法專業的個別同學提前一年畢業，留在教研室當助教。那時外國文學教研室的中心工作除教學外，是編寫《歐洲文學史》，分別由楊周翰、吳達元和趙蘿蕤三位教授擔任主編，馮至則受中宣部委託同時主管《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這兩項編寫工作。趙蘿蕤先生當年不到五十，她在不惑之年就已是二級教授（當時的正教授分三級），這個級別的女教授當時全國只有兩名（另一名是山東大學的馮沅君，馮友蘭的妹妹）。因為是初創階段，教研室務虛會很多。我發現，在教授行列中，那位面貌端正、儀態雍容、舉止優雅的唯一的女性，總是靜靜地聽着，很少説話。我對她一無所知，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於是一次會後就主動向她自我介紹，以便慢慢認識她。沒想到，她第一句話就是：“我一看你就是個浙江人！”口氣中帶點讚揚的味道。我趁勢説：“看來您也是浙江人囉？”“當然嘛，不然我怎麼會一猜就中呢！”我的心情輕鬆起來。在知道了她是湖州人以後，我説：“那就是説，‘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她拋出“哈哈哈哈……”一串笑聲，説：“原來我們‘同飲一江水’啊！”於是我們儼然成了“同鄉”。趙先生很為浙江自豪，説：“國內外就我到過的地方而言，浙江是最美的，而富春江則是浙江最美的身段。”“看來，你愛人也是浙江人吧？”她説：“你猜對了！”我很快知道，他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

我原本只想寒暄一下，沒想到第一次接觸就談得那麼投機，那麼愉快。聽説她年輕時曾是燕京大學有名的才女、校花，但一點也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見的驕矜。那年她48歲，正好大我一倍。我們的忘年交就這樣開始了。那時她在學校的宿舍是未名湖畔一字排開的德、才、均、備四座教師樓中的均齋（後遷備齋），我住德齋，相距很近。她希望我有空就去聊聊，我也高興那樣做。因為作為師輩，無論學問，還是生活閲歷，她都比我豐富得多，這是多麼好的學習機會！此外，我們還有兩個共同業餘愛好：詩歌和音樂。而這兩方面她也是我的理想的師長。我經常寫一些不像樣的詩請她指教，每次她都和我一起推敲修改。趙先生年輕時就是詩人，而今則是英美詩歌的研究專家，不但善於翻譯，也喜歡朗誦。在彼此感興趣的話題談完的時候，她就朗誦英文詩歌給我聽。她那麼講究詩的音步、音調和音韻，即使你聽不懂內容，也感覺得到那種音樂的美。通過她的朗誦，進一步激發了我閲讀英美詩歌的慾望，尤其是拜倫、雪萊、朗弗羅、惠特曼等等。自然，她也經常讓我用德文朗誦她熟悉的那些德國名詩，比如歌德的《野玫瑰》，海涅的《羅蕤萊》和《菩提樹》等，都是她指名的。正好這些詩都被譜上了名曲，便一一唱給她聽。唱《菩提樹》時，她是跟着我搖着頭一起哼的。然後她説：這些曲子久經考驗，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了詩歌中的美；但朗誦本身也是一門藝術，成功的朗誦也能增添詩歌中藴含的美。接着，她朗誦了雪萊《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的一個片段，又讓我用原文朗誦歌德的名作《普羅米修斯》。聽完後，她連連説：“好聽，好聽——包括你的嗓音也好聽！”

大家都知道趙蘿蕤先生的英文詩朗誦得好，雖然當時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老教師（按年齡她還是中年，但按留過洋的知識背景她已被劃入“老教師”隊伍了）已不那麼吃香，可西語系的青年教師還是以團支部生活擴大會的名義舉辦過一次晚會，專門請趙蘿蕤先生講詩朗誦。她的演講和示範獲得一片掌聲。

在音樂方面我們也是談得比較多的。但我的愛好主要是聲樂，而她則側重於器樂，尤其是西方的交響樂和鋼琴曲。因她彈得一手好鋼琴，所以經常談起肖邦，認為肖邦的魅力是“憂鬱與歡樂相交織”。對於德奧兩大巨頭，莫扎特和貝多芬，她更喜歡後者。她認為莫扎特的樂曲固然很典雅，很優美，但“多少帶點孩子氣”。而貝多芬的作品“既有柔美、輕快，更有雄渾、沉鬱，有時如萬馬奔騰”。其他如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和柴可夫斯基也在她興趣範圍內。我想，這位寧靜、端莊的女性內心裏，裝的是浪漫主義的激情。難怪她在文學研究和翻譯中多半都跟浪漫主義詩人打交道。

北大校園很大，趙先生髮現我沒有自行車，就説：“我借給你一輛自行車吧！這是我從英國買的女車，很好騎的，很輕。”我説那你自己呢？她説：“我年紀大了，不喜歡騎車。”當她知道我沒有無線電收音機時，又説：“把我這台拿去用吧，一個音樂愛好者沒有收音機怎麼行！”我説：“那怎麼行，你自己沒有了！”她説：“我家裏有呀！而且我本來就想買一台新的，體積更小，技術更先進。”她一開始就直呼我的名字，我彷彿聽到兒時母親喊我的聲音。但母親在我七歲時就去世了，那久久失去了的母愛，如今彷彿在這位師輩面前得到了補償，我感到無比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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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經常談詩論詩，卻從不提及身邊的大詩人陳夢家。有一天我問：陳先生近來詩寫得多嗎？她淡淡地説：“早就不寫了！解放以來不是一直在搞考古嘛。”便不想多談了。我趕緊把話題岔開。後來我帶着疑惑向別人打聽。原來陳先生1957年倒了黴，戴上了帽子；趙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嚴重刺激，住過院。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來，想：原來她心裏裝的不只是浪漫主義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隱痛。

有一次我説起：“我很想見見陳先生。”她説：“好啊，我本來就想請你去我家坐坐，請你吃我們浙江人愛吃的黴乾菜煮紅燒肉。”她告訴了我錢糧衚衕19號的地址。

錢糧衚衕19號不是四合院，卻是名副其實的深宅大院：進門後一位中年保姆領我穿過一條長長的甬道，往左拐幾步則是橫向長方形天井，再往右走十幾步才進入大門，進屋後也很深（這是很少見的舊式住宅結構）。只見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側身坐在一張四方桌旁的條凳上，左腿勾起，光腳板擱在凳子上：他在摳腳丫子。見我進去，他把臉轉向我，只見他眼睛大大，兩腮塌陷，直咧着嘴笑。我心想：莫非這就是陳夢家？怪不得有“不修邊幅”之説。我説了聲“陳先生好”，他只是點了點頭，仍不停止他那個不雅的動作，直到趙先生過來向他介紹，他才開始跟我寒暄。趙先生領我大致看了看他們的整個住宅，除了“深”和“大”，還應加上“古”：古舊的樑柱，古式的傢俱，古雅的字畫。可惜當時太缺乏文物意識，沒有向陳先生請教一下這座房子和其中的陳列品的年代與故事。後來知道陳先生也是明代文物專家，收藏了大量貴重的明代傢俱，想必我那時所見的就是他的收藏的一部分吧。吃飯時，趙先生兑現了她的黴乾菜燉紅燒肉，説這道菜是她特地讓阿姨為我燒的，務必多吃。陳先生非常隨和、親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對什麼話題都輕輕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涼的，而我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顯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撫慰。幸好他問到一些無關緊要的有關我的家鄉衢州的逸事，才使我們有了較多的話題。

後來至少還去了一趟錢糧衚衕19號。但再後來就無緣了：它被公家徵用，趙先生則搬到更近市中心的美術館后街22號，和她父母與弟弟住在一起了。那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大型四合院，寬大的院子，花木扶疏，還有一座很氣派的朝南的院門和照壁。她父母住在東屋，第一次去時，趙先生先領我拜訪她的父母。她父親即享譽海內外的神學教授趙紫宸，原燕京大學神學系主任；文學造詣也很深，曾任東南大學教務長和文學院院長。那時他已八十開外，高高的個兒，一頭梳理得很整齊的銀髮，留着花白的髭鬚，正坐在案頭整理什麼文稿。見到我時，他轉過身來，微笑着點了點頭，然後示意讓我到客廳就座。接着她母親近前與我寒暄。這是個顯然年輕時很俊秀的老人，和藹、親切，而且依然耳聰目明。

正屋由她弟弟趙景心夫婦居住，蘿蕤先生則住在西屋。這次去時，我已經從北大調到社科院外文所，宿舍就在單位內，自行車就沒有多大必要了，因而就順便還給了趙先生。她説：“自行車你不那麼需要了，還給我，我就收下，正好有一個親戚也想用。但那台收音機你就不必還我了，因為我不想去北大住了，而家裏已有一台新的。不過你那台舊的也不要輕易報廢，它的木質音箱共鳴效果很好。”我也久久捨不得放棄，一直使用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有了組合音響為止。

”文革”前還去過一趟美術館后街22號，她的老母仍笑盈盈地把我引進趙先生的住處。那間僅十一二平米的房間既是她的卧室，又是會客室。一條彩色而素雅的牀罩覆蓋着那張單人牀，牀頭右側擺着一張五屜櫃，她的寶貝新式收音機則放在枕後的牀台上。剩下的有限空間真的成了主客間“促膝談心”之所。門廳裏放了幾個書架和一架鋼琴，她不喜歡在那裏接待客人，可能她覺得在卧室裏更温馨吧。這也是她長期在學校單身宿舍居住養成的習慣。這段時間我們談得較多的是當時廣受歡迎的幾位歌唱家：李光羲、周小燕、劉淑芳、俞淑珍、張權、樓幹貴、李雙江、胡松華、馬玉濤等。我們都為李光羲幾年內順利拿下《歐根·奧涅金》和《貨郎與小姐》等世界名歌劇而稱讚，也為樓幹貴和張權1957年的遭遇而惋惜。我們還談到了呂遠創作歌曲的個性特色，談到了呂文科獨唱藝術的獨特魅力。這類話題我們都談得很投合。適逢她的詩歌譯作《哈依瓦撒之歌》（朗弗羅）新版問世，她簽名送了我一本。她的工整、漂亮的鋼筆字就像她的人那樣端端正正。

3

這之後我就去江西“四清”了，一年後回來時“文革”已爆發。在一片“造反”聲中我很擔心趙先生的處境。經打聽，還好，學生們沒有找這位與世無爭的老師的麻煩。但等我“大串聯”幾個月回來後，還是傳來了令我大驚失色的消息：趙先生的終身伴侶陳夢家因不堪迫害，憤然辭世了！這對趙先生的精神打擊可想而知：她的舊病復發了，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我很想去看她，但又不敢。我想，醫院裏的她肯定變成另一個趙蘿蕤了，它會毀掉我心目中那個温柔敦厚的形象！幾年後等我從“五七幹校”回來，聽説趙先生已基本康復，趕緊又去美術館后街22號看望她。但這座四合院已經變得不太完整了：正門已不屬於它，之間被一垛牆壁攔斷；在對着中醫研究院那面西牆開了個入口，門臨大街；她原來住的西屋已被不相識的人佔住。只見趙紫宸老先生在被縮小了的院子裏認真地繞步行走，據説每天要堅持走六七十圈，作為抗老的鍛鍊。她的母親依然滿面笑容把我引進屋裏。趙先生不得不住在弟弟的家裏。弟弟趙景心當時是北京外貿學院的教師，以好客聞名，所以碗櫥裏擺滿了一套套很像樣的杯盤碗盞。趙先生留我吃晚飯，又讓保姆做了黴乾菜紅燒肉，顯然她自己也很愛吃這道菜。她晚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尤其是最後五分鐘的國際新聞，一天都不肯錯過，並抱怨五分鐘太短了：“這麼大的世界，每天有多少新聞啊！五分鐘怎麼夠呢？”她説她現在主要是聽聽音樂，書看得很少。音樂仍是我們交談的話題之一。但她不談“文革”中的遭遇，也不提夢家的名字，我也裝作一無所知。我發現她左邊的嘴角有時會微微抽動一下，説話還是容易興奮，她自己有時也意識到了，當場打開藥瓶服了藥。

她的母親見到我總是熱情寒暄，詢問家常。後來趙先生向我透露一個秘密：“你知道嗎，我媽媽可喜歡你了，説：‘要是我還有一個小女兒，我一定要把她嫁給他！’”我很感動地説：“老人家的這句話讓我既温馨，又遺憾，會讓我做很多既温馨又遺憾的夢。”後來老人家以91歲的高齡去世，趙先生特地寫信通知我，並着重囑告：“出殯那天你一定要和我們一起把她送到八寶山呀，她可真的説過那句話的啊！”於是我欣然作為他們家虛擬的成員，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後告別。老人一生養育的三男一女個個才華出眾，而又不事張揚，足見她家教的成功。

4

“文革”後，趙蘿蕤先生簡直判若兩人：她健談了！每次見到情緒都很高昂，侃侃而談。許多她過去從未説過的話，現在也敢説了。顯然，她壓抑得太久了！從此，我們談論文學時，不再僅僅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範圍內打轉，我們談得更多的是現代主義！那時我正在研究現代主義代表性小説家卡夫卡，她非常感興趣，問這問那，並一再囑我如寫了或譯了什麼，一定要告訴她，給她看。這時我才知道，她年輕時的博士論文就是寫美國現代主義作家亨利·詹姆斯——意識流理論創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弟弟；她上世紀30年代翻譯的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更是我國現代主義詩歌翻譯的經典之作。

有一天，她突然給我寄來一封信，説要選個日期請我和夫人孩子一起“下館子”，結果我們在寬街的一家當時堪稱是“高級飯館”裏相聚。看到我的家小，她很是開心，笑聲朗朗。她特別喜歡我們的女孩。這時我心裏不禁產生一種遺憾：趙先生沒有孩子！一個孤寡老人，怎麼能不寂寞？於是我乾脆把心裏話説出來：趙先生那麼喜歡孩子，就領一個嬰兒養養吧；俗話説：有奶便是娘，長大了一樣親。她聽了馬上説：“那算我的兒子還是孫子呀——哈哈哈哈！”停了一會兒又説，“這年頭，想養也養不起囉：過去我每月拿280元工資（這是解放後資深教授的薪酬），總覺得怎麼花也花不完。可現在呢，還是這麼多錢，很快就花完了，老覺得捉襟見肘！”

“文革”後好多年，佔住她西屋的那户人家終於搬走了。趙先生又搬回了老地方，並按原樣恢復了。過了幾年，趙景心先生讓姐姐拿出兩萬塊錢，請人把房子裝修了一下，終於有了點現代氣息。從此門廳也變成客廳了。就是在這裏，我見到了趙先生在美國的低班老同學巫寧坤教授。巫教授是解放初趙先生擔任燕大系主任期間把他從美國請回來的，不料院系調整時被調到了天津，到1957年也戴上了帽子，為此趙先生內疚不已，還痛哭過。

不久，她在美國的弟弟趙景德攜家眷回國探親，她特地把弟弟介紹給我：只見他穿着一件束腰的咖啡色皮夾克，右手夾着一摞書，至少一米八五的魁梧身材，顯得格外健康、精神，聲音洪亮。但沒有説上幾句就匆匆走了。趙先生説：弟弟是當前美國航天技術四大專家之一，所以很忙。她又拿出一部厚厚的新版英文字典，説這是剛隨父親回國探親的侄子送的。但她很過意不去，説他還沒有就業啊，必定是拿自己的零花錢買的。我説：這您就不必心疼了，他父親總還寬裕的吧。她馬上説：“哦，你錯了！美國人對子女是非常嚴格的，對成年孩子是不隨便給錢的，像兩家人一樣！”

趙先生與徐志摩夫人陸小曼也有來往，但她不同意陸小曼對徐志摩的評價：“陸小曼説在中國，詩寫得最好的是徐志摩。這個評價我認為不夠客觀，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贊同。徐志摩是個被寫進文學史的人物，評價應該冷靜、科學，不能讓感情淹沒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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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80年代後期了吧，她徵求我意見：“現在一家出版社約我翻譯惠特曼，但我很犯難，因為李光鑑（我的同事）已經在譯了。”我説：“文學翻譯不怕重譯。您和李各有各的優勢，值得譯。”後來出乎意料：她竟然一口氣把惠特曼全集譯完了，而且廣受好評，這成為她翻譯事業的又一座豐碑。

又過了些時候，已經是90年代初了，我勸她説：“現在我國學術界對外交流很頻繁，趙先生美國回來那麼多年了，您應該去美國或英國看看呀！”她説：“咳，我這人向來喜歡平靜，何況我現在已經老了！”約過了一二年，她來信説：“果然去了一趟美國，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一進門（這次她也是在門廳裏接待我的），她拿出一張英文報紙説：“你看，像我這樣普通的學者去美國，他們竟然在《紐約時報》的頭版報道我，而且用了那麼大的篇幅！”我一看，真的佔了右邊的整個半版。我説：“這才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呀！我還聽葉君健講過：他去瑞典訪問，瑞典的報紙也在頭版頭條用大量篇幅、照片報道他。”她説：“可在我頭腦裏，只有國家總統或政府首腦才有資格享有這樣的新聞待遇呀。”我説：“可見久而久之我們自己也異化了，我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一陣大笑。

她急於想告訴我的另一條重要新聞是：“時代真的進步了。”她説，“我從美國回來時最大的擔心是要經過日本和香港轉兩趟飛機。弟弟一再強調：‘姐姐，你放心走吧，轉機的一切手續我都給你辦好了。’可我心裏總是不踏實。想不到在日本剛走出飛機，真的有一張輪椅等在門口，問：‘您是趙太太嗎？’但我仍擔心到香港會怎麼樣，結果仍然是這句親切的問話。我又擔心到北京恐怕做不到這一步，結果，依然是：‘您是趙太太嗎？’呵呵，時代進步得真快啊！”

想不到這一次歡聚，成了我和趙蘿蕤先生的最後一面。此後一連幾年，我都沒能抽時間去看她，到1998年的一天，突然傳來噩耗！那時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趕回北京，她的後事已辦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內疚和遺憾。但她的音容笑貌，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我是很晚才有幸結識趙蘿蕤的。1948年3月，我從美國印第安那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當時已有數十名中國研究生在那裏深造，多半在“國際公寓”寄宿。我到校後也住在那裏，結識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趙蘿蕤、周珏良、查良錚（穆旦）等人，他們都是國內英語界的精英，我的良師益友，後來數十年中的患難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聯大見過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紹的。當時他已從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級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別九年，倒成了朝夕過從的異國同窗。

趙蘿蕤是西語界資深望重的前輩，無奈我孤陋寡聞，卻有眼不識泰山。當時蘿蕤已完成研究美國小説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説的博士論文，頗得系主任威爾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讚賞。幾年的寒窗苦讀已大功告成，這時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已提前於1947年先行回國，任教清華，因此她有富餘的時間常與珏良和我討論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問題。我們三人都師從克萊恩（RonaldS. Crane）教授等大師，鑽研他們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原理創建的“新亞里斯多德學派”（或稱“芝加哥學派”）的文學批評理論。蘿蕤熟諳中外文學名著和文學理論，分析研究常有獨到的見解，説來娓娓動聽。但不論日常交往，或談詩論文，一向温文爾雅，文質彬彬，從來沒有一點資深前輩居高臨下的神氣。在全體中國留學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遊時，她“龍頭”，我“龍尾”。

1948年秋冬之間，蘿蕤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來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學位。這時平、津局勢緊張，萬一南北交通受阻，蘿蕤深恐不能實現學成回國的願望，便毅然決然在年底以前不顧一切兼程回國，幾經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當時的圍城北平，到燕京大學西語系任教。不久之後，朝鮮戰事爆發，燕大的美國教授紛紛回國，蘿蕤接任系主任職務。由於師資不足，除了原有的學貫中西的青年教授吳興華，和在國內延聘的俞大綱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她又報請陸志韋校長電聘我回國來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蘿蕤親自到前門火車站接我。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風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有些憔悴了，但風度不減當年。

到了燕園，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蘿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夫婦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裏。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傢俱，都是陳先生親手蒐集的精品，客廳裏安放着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這時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兒。趙老不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學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會的亞洲主席，而且是全國聞名的杜甫專家。蘿蕤從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薰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二十歲自燕大西語系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兩年後就將美國詩人愛略特（T.S.Eliot）以晦澀聞名的長詩The Waste Land（《荒原》）譯成中文，受到專家學者的交口稱讚。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所選的研究專題又是以艱深聞名的亨利·詹姆斯長篇小説。我在風景如畫的洞天學府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竟又得在這般清高優雅的人家流連，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怎麼也不會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會一去不復返了。

二

到校後不久，我就上課了。我從未教過書，蘿蕤卻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我只有十來天時間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只好臨時抱佛腳，勉為其難，深恐有負蘿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幾個月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從天而降，不僅要“人人過關”，而且衝擊了教學工作，我教的“英國文學史”下馬，我倒落得清靜，也免得蘿蕤為我操心。

“思想改造運動”一打響，市委工作組進駐燕園，發動全校師生批鬥趙紫宸、陸志韋、哲學系主任張東蓀，要求人人和他們“劃清界限”。作為西語系系主任，蘿蕤不僅僅要檢討個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還要參加各種大、小會議，沒完沒了地檢討在領導教學工作中“重業務，輕政治”的錯誤傾向，疲於奔命。

“思想改造運動”告一段落，緊接着上級宣佈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解散，燕京和輔仁按不同科系分別併入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統一分配。7月，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系教師分配情況。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餘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她讓我放棄未完成的博士論文，萬里來歸，卻只能讓我任人擺佈，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的英語教授陣容，以芝大英語系為藍本建立一個優異的英語專業。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儘管她平日總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既是趙紫宸的女兒，又是陸志韋的乾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説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經得起如許粗暴的衝擊？同時，夢家在清華也遭受猛烈批判，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親在被長期批鬥之後也被迫告別任教多年的燕園。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而只能強作歡顏，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去南開報到。不料又奉命參加“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翻譯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距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換了人間，“新北大”成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開大學任教之後，和原燕園同仁聯繫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調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語學院英語系任教。學院離“新北大”不遠，我有時在週末或假日去看望蘿蕤，但她大部分時間住在市內家中，因此也難得見上一面，説點閒話。1957年我中了“陽謀”暗算，輾轉聽説夢家也落難，蘿蕤受打擊，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發配北大荒，從此顛沛流離，多年與蘿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為“右派”家屬，又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會好過。及至“十年浩劫”臨頭，又輾轉聽説夢家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風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蘿蕤從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劇。

“十年浩劫”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原單位任教，重新見到蘿蕤，真“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當年從燕大調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語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於非命。蘿蕤碩果僅存，但她自己在市內的家、夢家生前精心蒐集的明代傢俱和字畫、她的斯坦威鋼琴，都沒逃脱“橫掃”的命運。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術館后街二十二號一座歷史悠久的四合院內，兩間朝西的小屋，裏面一間放了一張小牀、一張小書桌、兩三把椅子。這是她的卧室兼書房，也是她接待國內外來訪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間放着幾個書架，藏書中包括她當年在美國蒐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説和愛略特簽名的詩作。她畢生以讀書為樂，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節制。她熱愛音樂，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裏傾聽西方古典音樂的錄音。和沈從文一樣，她從來不談個人的苦難經歷。正如楊憲益和戴乃迭從來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獨子之痛一樣，她也從來沒有提到過她的喪夫之痛。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藥，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時抽搐，便問她是否可以減少劑量。她的臉立刻變色，質問我：“你要讓我犯病嗎？”我後悔説話唐突，同時也突然認識到，這麼些年來她形影相弔，不定受到過怎樣的夢境的煎熬。哪怕一個詹姆斯式的悲劇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氣和尊嚴承受她的苦難。

令我感到驚喜的是，泰山壓頂的苦難並沒有使她顧影自憐，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後，有機會去市內，一定和老伴兒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談天説地。或者約她去吃個小館子，打個“牙祭”，反正讓她高興我們也就高興。有時還帶上孩子或親戚或外國友人去拜見這位倖存的國寶，她也樂於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參加一些學術活動。1980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在成都主辦外國文學學會成立大會，雖然路途遙遠，蘿蕤也不畏長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車前往成都赴會。1984年春，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應我的邀請來廣州中山大學作系列演講，她也欣然應邀赴會，談笑風生，而且從來沒有要求特殊照顧。

令我感到更加驚喜並肅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軀，且又老眼昏花，卻堅持不懈地從事教學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歐洲文學史》鉅著由她和另外兩位教授負責編寫的。她擔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導師，傳道授業，既慈祥又嚴格。我曾應邀參加過她的博士生的口試，深為她的敬業精神所感動。她早年翻譯的愛略特的長詩《荒原》久已膾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應上海譯文出版社之約重新修訂。同時，她又毅然投身翻譯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經典鉅著《草葉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僅能“容膝”的小屋裏，夜以繼日一面鑽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關詩人和《草葉集》的學術著作，一面伏在那張小書桌上，用她那一筆不苟的書法，重鑄惠特曼前無古人的詩篇，長達十二年。在這個期間，上海譯文出版社又約她翻譯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説選。她忙於翻譯《草葉集》，只抽空翻譯了《黛茜·密勒》和《叢林猛獸》兩篇，其餘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論文《小説的藝術》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過程也是向她學習的過程，可惜只有一次這樣難得的機會。

1988年，我和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葛鋼（Ed Gargan）談起蘿蕤大姐劫後餘生翻譯《草葉集》全文的“壯舉”，他深受感動，央我幫忙安排登門採訪。葛鋼在那間小屋裏進行採訪之後，寫了長篇報道，登在1988年2月16日《紐約時報》的頭版，引起美國研究惠特曼的學者極大的興趣。為了表彰她畢生獻身文學研究和教學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學邀請趙蘿蕤博士回母校參加建校一百週年活動，並授予“專業成就獎”。

1993年9月，蘿蕤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請，去講學兩週。9月24日，她從中大寫信到美國給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過年初在紐約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寫的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我還在為你的書而感到振奮。”又説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書，“我説不但內容一字動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動不得。”同時，她也知道這本紀實作品，雖然平實之極，卻已經使我們陷入“貧歸故里生無計，病卧他鄉死亦難”的境地。在信的結尾，她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向我們發出深情的邀請：“你和怡楷來京可住我處，我們現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衞生設備。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飯。”蘿蕤大姐老境淒涼，竟然還要為我這個無家可歸的遊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萬千，欲哭無淚。我只能等形勢允許時再作歸計，面謝大姐的關心愛護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語學院邀請我來年返京講學，我指望終於可以重新回到蘿蕤大姐身邊了。怎麼也沒料到，1998年元旦就傳來了噩耗，蘿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風雨人生的道路。當年她領軍的燕大西語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不到四年之後，她度過黃昏歲月的那座被文化專家們稱為“集建築、人文、文物價值於一身”的故居，面臨巨大商業利益的衝擊，也在推土機下死於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國探親訪友，曾在上海作短暫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館，專程參觀陳夢家先生生前蒐集的明代傢俱精品，憑弔兩位故人。55年前在他倆朗潤園家中做客的光景，歷歷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願蘿蕤大姐在天之靈不再為我這個羈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

2006年4月29日上午，湖州師範學院趙紫宸、趙蘿蕤父女紀念館隆重開館。趙紫宸先生的長子趙景心先生與其夫人黃哲等近300人蔘加了開館儀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