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舒翹

趙舒翹父母早逝，家境貧寒，少年時以“好學不倦”而聞名鄉里。

同治十三年（1874）考中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授刑部主事，師從於著名的法律大家、刑部尚書薛允升。歷任刑部員外郎。平反河南王樹汶的冤案（宰白鵝案），河南巡撫李鶴年等人受到處罰。趙舒翹在刑部任官十年，多所纂定，其中關於服制及婦女離異的條例，能參照古義，為時人所傳誦。

光緒十二年（1886），以刑部郎中出任安徽鳳陽府知府。皖北發生水災，趙舒翹拿出俸祿進行賑災。

光緒十七年（1891），考察成績上等，升任浙江温處道。

光緒十九年（1893），升任浙江按察使。

光緒二十年（1894），歷任浙江布政使。升任江蘇巡撫。趙舒翹捕治太湖盜賊葉子春，餘黨恐懼。趙舒翹又積極籌劃善後，革除時弊。

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趙舒翹建議總署重民生，所言皆切中。當時，清政府對刑獄訴訟十分慎重，因為趙舒翹精通律令，召為刑部左侍郎。

光緒二十四年（1898），晉升刑部尚書，督辦礦務、鐵路。

光緒二十五年（1899），命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充軍機大臣。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佔據涿州，趙舒翹受命前往解散，義和團堅決要求撤掉提督聶士成的職務，剛毅接踵而至，招撫義和團，答應了義和團的要求，得到趙舒翹的附和。

義和團進入北京，趙舒翹與載漪、徐桐等人親自迎接。義和團攻打使館，趙舒翹與剛毅坐城樓，飲酒歡呼。許景澄、袁昶聯名彈劾趙舒翹等人“居心狡獪，工於逢迎”，激怒了慈禧太后而被處死。

八國聯軍至通州，李秉衡兵敗自殺，慈禧太后於是命令王文韶與趙舒翹拜訪使館，以求議和。王文韶以年老推辭，趙舒翹説：“臣威望淺薄，不如王文韶！”於是拒絕前往。不久，趙舒翹隨御駕至西安。八國聯軍要求處置元兇載漪、載勳、載瀾、溥靜、毓賢、李秉衡、董福祥、剛毅、趙舒翹、英年等二十一人，於是趙舒翹被罷職留任，後改斬監候。

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國聯軍催促清政府處置趙舒翹，西安士民集中數百人為趙舒翹請命。慈禧太后在帝國主義壓力之下，以“查辦拳匪”，“草率貽誤”為藉口，將趙舒翹作為替罪羊，賜趙舒翹自盡，命岑春煊監視。趙舒翹本來就不支持義和團，又對老母九十餘歲還見到他自盡的下場而痛心，頗為悔恨，對親友説：“這是剛子良（剛毅）害我的”。趙舒翹起初吞金自殺，後先後服用鴉片、砒霜未死，最後以皮紙悶死，他的妻子也服毒殉葬。 ^{[1-2]  [3]} 

趙舒翹的著述甚豐，除其在官函牘收入《慎齋文集》、《慎齋別集》外，還撰有《温處鹽務紀略》、《慎戰要言》、《慎疾箴言》等。法律方面，他採輯“古人有關刑政嘉言懿行及現行例案，足資出治者，依類札記”，著成《像刑錄》一書。 ^[2] 

趙舒翹所撰《提牢備考》四卷，系收集整理清王朝建政以來有關監獄管理的條例、章程以及重要獄務的處理方法等編纂而成的一部著作，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關於監獄學的專著，也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記敍監獄行政的獨立著作，也是明清律學的重要作品之一。 ^[2] 

1895年，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時值趙舒翹新任江蘇巡撫，對於“蘇州開埠通商一事”、他“爭執主權，保全厘金，而鬚髮皆白”，堅決反對將國家的財政收入拱手讓給外邦。後來，日本人又藉口修建店房貨棧，企圖侵佔蘇州附近的良田，對此清廷軟弱退讓，束手無策。這時趙舒翹挺身而出，極力保護領土主權，他朗然表示：“吾為朝廷守土，寧可尺寸失耶！”於是明文告示，按條約所定，日本商人雖可在蘇州經商，但只能在閒棄荒地上建築房屋，並須獲得准許；對其所佔地畝，應按中國的規定交納税租。他同時致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提出“留民生計”、“保全厘金”等具體建議，以維護民族利益。趙舒翹限制日商的行動，受到很多愛國人士的讚許和支持，一些開埠通商的其它省份亦效法頒行，但也由此招致洋人的懷恨和仇視。 ^[2] 

由於趙舒翹入仕之後，長期主管司法，因而有着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同時對於當時官場與刑獄內部的腐敗、黑暗瞭若指掌。趙又以“以法治國”為理想，因而很留心前代有關司法判案方面的經驗教訓，注意運用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則來指導審判活動。所謂“凡釐定例案，解析疑義，多其撰擬，皆見施行”，因而名聲昭著，與當時在刑部供職的沈家本、張承勳等人，並稱為“西曹一時之英”。

趙舒翹所處的社會正是我國由封建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滿清王朝搖搖欲墜，封建法制千瘡百孔。為了挽救清廷的厄運，使封建法制成為維護統治的有效工具。趙舒翹從鴉片戰爭以後的社會形勢出發，主張“變法修律”。認為，“古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云琴瑟不調，則改弦而更張之”。“法貴隨時補救，尤重因地制宜。”他指出，那些雖列於刑典，但已徒具其名、毫無實效的法規，如充軍、流刑中的一些規定，純屬“沿襲虛名、徒滋繁雜”之弊，宜速加“刪減”。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他明確提出“不必拘泥成法，總期於事有濟”的修律原則，以提高法律的效力，鞏固清王朝的統治。

趙舒翹所奉行的是威嚇刑主義，認為“立法本以懲惡”，把整肅法紀，加強鎮壓視為挽救統治危機的重要方法。他抱着“治亂世用重典”的宗旨，認為欲變法圖強，必須從嚴從重。 ^[2]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五·列傳二百五十二》 ^[1] 

舅父：薛允升 ^[3] 

翁同龢：此循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