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用賢絕婚案

趙用賢是江蘇常熟人，吳之彥是江蘇太倉人，兩人可以説是同鄉，巧合的是兩人同年考取功名，同鄉之上又加上了同年這層關係，使得二人惺惺相惜私交甚好。吳之彥有一子名曰吳鎮，恰巧趙用賢喜得一女，於是在趙用賢的女兒三個月大的時候兩人便許為兒女親家，並且趙家也收了吳家的聘金。萬曆五年（1577年），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照規定張居正應放下職務回家丁憂，但是皇帝下令慰留張先生，下令張先生不必回家丁憂，應奪情起復。這件事在朝廷引起了軒然大波，一大批官員認為祖制不可違反，反對張居正奪情起復，趙用賢便是其中之一。後趙用賢因此事而被廷杖為民，吳之彥忌憚張居正的勢力，怕這件事情連累自己而心生悔婚之意，於是刻意疏遠趙用賢而深結張居正。此時，吳之彥被調往福建任官，在經過家鄉時，居閒在家的趙用賢設酒宴款待他，吳之彥便藉此機會激怒用賢，“其幼子吳鎮，趙婿也，斥為婢子，不令與諸子齒，”並達到了退幣絕婚的目的“用賢憤然，封還前幣，之彥父受之不報。” ^[1] 

趙用賢在張居正死後的第二年即萬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任用，直到萬曆二十年（1592年）官任吏部左侍郎，而這時吳之彥卻失勢了，面臨被罷免的危機。於是吳之彥又起了巴結趙用賢之心，於是就在萬曆二十一年（1592年）也就是趙用賢剛剛升任吏部左侍郎不久後的某一天，吳之彥便讓其兒子吳鎮抬着轎子吹吹打打地上門迎娶趙用賢的女兒，真可謂是上演了一場鬧劇。因為此時，趙用賢的女兒已經另嫁他人，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吳鎮也已另娶他人。事後吳之彥又指使其子吳鎮以“論財逐婿，滅法棄倫”的罪名彈劾趙用賢。吳之彥這麼做的原因，根據文獻的記載，多認為是受當時的首輔王錫爵的指使，也有人認為這只是吳的個人行為。 ^[1] 

案發之後，皇上即命相關官員展開調查，朝廷大臣紛紛上書發表自己的看法及處理意見，最終萬曆皇帝採納了首輔王錫爵的處理方法。王錫爵認為“今趙女既嫁，無復歸前夫之理，是被告之體面當惜也。吳男未婚，無反坐誣告之律，是原告之情法當平也。……莫若俯從臣等折衷至公之言，將用賢準令病痊敍用，之彥免其降處，庶兩造俱得其平”[6]。表面上看，此方法秉持了公正的原則，實際收益方為吳之彥。因為此時吳之彥將要被罷免，最後卻因為提出這樁陳年舊事而免遭罷免；而趙用賢本在吏部左侍郎任上剛想有一番作為卻因此事被拉下馬，被賦閒回家從此再沒有被錄用。

其實，此事早就無從查起。作為此案的兩方即趙用賢、吳之彥各有各的説辭，二者爭論的中心是當年趙用賢是否退還了聘金，而作為此事見證者之一的吳之彥的父親（趙用賢聲稱將訂婚用的“二幣”封還給了吳父），也已在多年前去世，可以説是死無對證了。筆者在上面也提到最終的判決是採用了王錫爵的建議。明朝的法律明確記載“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疾、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寫立?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疾殘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知情與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財禮”。參看王錫爵首輔的判決理由，我們可以看到，他並不是根據法律條文來處理此案的，而是根據倫理道德來衡量的。倫理道德的解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與法律相比缺少了權威性，再加上明朝廷內部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因此此事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在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1] 

“趙用賢絕婚案”到後期已經脱離了案件本身，演變為為個人利益、各自集團服務的工具。 ^[1] 

在吏部與內閣矛盾的背景下，發生涉及吏部官員的“趙用賢絕婚案”，在當時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一批為趙用賢求情的朝廷高官被貶謫，其中的高攀龍、安希範等人後來成為了東林黨的核心人物。王錫爵也因此事為後人所詬病。從某一方面來説它推動了萬曆朝黨爭的發展。 ^[1] 

趙用賢絕婚案過去了十幾年才被吳鎮重新提出來，早就成了一樁説不清道不明的糊塗案。其實鬥爭雙方、身涉利害關係的官員也無意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而是喜歡借這種涉及高級官員又説不清是非的案件來攻擊政敵，這從事情發生後朝廷各方的行動中可以得到證明。其實，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任何涉及高級官員的事情都會被拿來大做文章，而趙用賢絕婚案恰恰迎合了這種鬥爭的需要。趙用賢絕婚案背後折射是吏部與內閣之間激烈的矛盾鬥爭，它是是吏部和內閣鬥爭的延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