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澄謀

1958年至1963年在浙江大學學習。

1963年起在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工作，歷任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編輯、助理研究員、專業組長、副研究員、研究員、管理和政策研究部副主任、主任。

1987年9月至1988年9月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做資深訪問學者。

1989年起任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碩士生導師，1998年起任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導師。

先後擔任多項國家和部委級重點研究課題項目負責人，完成《21世紀初戰場與武器裝備預測研究》、《新時期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等幾百篇研究報告、論文和著作。1987年在美國武裝部隊通信和電子協會第8屆西部會議上發表論文“軍用雷達技術展望——挑戰和對策”並在美國《Signal》雜誌上轉載。1997年在聯合國第13屆行政管理和財政專家會議上發表論文“中國軍轉民的政策和實踐”。

主持完成的研究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三等獎等獎勵，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被評為全國科學技術情報系統先進工作者 ^[1]  。

在《解放軍報》一篇介紹“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的長篇通訊中，我們讀到了這樣的字句：“……在共和國一次次扣人心絃的科技創新和武器裝備更新換代的變革中，總能看到他們追潮逐浪的身影，但在灑滿鮮花的前台卻很難尋覓到他們的名字。”

文中專門提到了我軍著名的裝備管理專家趙澄謀。由於工作性質的緣故，很長一段時間，“趙澄謀”這個名字並不為大眾所知。可無論歷史風雲如何變換，他卻始終將人生座標定位在“人梯”、“基石”上，無怨無悔。

日前，經他的老同學、常州新聞界前輩沈毓昌先生的介紹，本報記者在北京專訪了趙澄謀教授。

在青果巷的足音里長大

趙澄謀教授是清代文學家、史學家趙翼的後裔，“老宅就在前北岸，後來全家居住在青果巷。”

和趙教授初一謀面，我們的話匣子就從“青果巷”打開。珍藏在那條狹狹長長江南小巷裏的童年記憶，伴隨在趙澄謀腦海中雖已大半個世紀，卻從未褪色。那時，父親是青果巷郵政支局的局長，“樓下辦公，一家人就住在樓上”。

青果巷的晨曦和餘暉中，趙家孩子們童年的腳步，歡快地蹦達在青石板路上。有趣的是，青果巷裏漂亮的鄰家女孩朱藴如，後來成了他一輩子相濡以沫的伴侶。

趙家的子女多，趙澄謀有7個兄弟姐妹。大人忙碌工作，這麼多孩子圍在身邊實在有些力不從心。於是，剛滿5歲的趙澄謀就被送去“樂凱小學”唸書了。“讀到三年級就解放了，就轉到了‘龍城小學’，也就是現在的‘局前街小學’。”

1952年，趙澄謀考進省中邊上的“武進中學”讀初中。平素愛讀“雜書”的趙澄謀，找到了寫作文的“訣竅”。趙澄謀還記得，第一篇登在板報上的那篇作文，“老師在上面劃了好多表示嘉許的圈圈，讓自己信心大增。”

後來等到自己也開始帶學生了，趙澄謀意識到，“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來自老師的激勵非常重要。”現在從事“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情報研究”的王沙騁博士，就是趙教授在北大信息管理系帶的第八個情報學博士研究生。他至今記得當初“投在全軍最著名的國防情報學專家趙澄謀門下”時的緊張，“但老師的鼓勵讓我信心倍增。”

1955年，趙澄謀考取了“常州三中”的高中。擅長文藝的趙澄謀，成了班級的文娛委員、學校廣播站的播音員。

在班主任趙逵老師的眼裏，這是個多才多藝的學生。而同學們也鼓勵趙澄謀“以後去考音樂學院”。可是陰差陽錯，趙澄謀卻於1958年報考了浙江大學無線電系。原因説來也簡單：因為叔叔畢業於浙大。

大學生穿上了新軍裝

進入浙大，趙澄謀仍然是系裏、校裏的文體骨幹：學生劇社的舞台上、歌詠隊的行列中、操場的拉拉隊裏，到處看得見趙澄謀活躍的身影。

與此同時，趙澄謀的學習成績一直在班上排在前幾名。“那時候，浙大‘又紅又專’的意識非常濃郁”。雖然時值三年自然災害，但和當年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趙澄謀“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大三時，各項表現優異的趙澄謀，被從無線電專業分到一個保密專業繼續學習。

大學畢業時，“老師和招生的同志來徵詢意見，問我願意不願意去部隊工作？願意不願意搞科研？”二話沒説，趙澄謀就此穿上了軍裝，被分到北京某部。這個當時還是以數字編碼的某部，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在這裏，趙澄謀一干就是40多年，直至2010年退休。

沒有綢繆未來的先手，就無法迎戰明天的風雨。這支部隊就是為了搶先掌握綢繆未來的“先手”而組建的：1959年3月14日，為給剛剛起步的“兩彈一星”工程探尋破障之策，在周恩來、聶榮臻等親切關懷下，在錢學森、朱光亞等著名科學家悉心指導下，這個單位正式組建。在隨後幾年內，他們先後編譯了和導彈有關的珍貴資料，成為“兩彈一星”研製人員的啓蒙教材和重要參考。撰寫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報告，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導彈組織體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一份報告中寫下了這樣的批語：“你們能把導彈制導系統的設計原理集中在一起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説白了，他們擔負着國防科技的“耳目”與“尖兵”使命。

但是穿上新軍裝的趙澄謀並沒有立刻被安排工作，而是被派至酒泉基地的基層連隊當兵鍛鍊，過好從“大學生”到“軍人”這一關。

回到北京後，趙澄謀被安排在單位的編輯部，從普通編輯做起，學習着在點滴中梳理信息，為上級提供決策依據。一直到現在，趙澄謀還記得老一輩們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比如錢學森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嚴謹，報去的每條信息都會逐字逐句‘摳’。”

正準備在實踐中大展身手，“文革”開始。趙澄謀被下放到東北盤錦的“五七”幹校，一呆就是3年……

嘔心瀝血，只為“搶灘最前沿”

“真正把工作重新拾起來是從1977年開始的”。趙澄謀告訴記者，“四人幫”下台之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那一陣，“大家都憋足了勁，想把浪費的時間奪回來。”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趙澄謀一心撲在“軍事電子信息和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上，並取得了許多引人矚目的成就，對我國電子對抗技術、毫米波技術、精確制導技術和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研究的興起，趙澄謀在其間起的促進作用現在已經被公認。

為了以“軟實力”提升科研“硬實力”，趙澄謀和他的夥伴們一起，把眼睛瞄準了世界軍事發展的最前沿，對世界國防科技發展及其動向進行系統的跟蹤和研究：

1987年2月，趙澄謀的一則題為《軍用雷達技術展望——挑戰和對策》的論文，在美國武裝部隊通信和電子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後，迅速被美國一家權威雜誌轉載；同年9月至1988年9月，趙澄謀被派至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做高級訪問學者。其間，趙澄謀完成了題為《新技術及其對國際安全的影響》研究報告。

“誰能搶先一步，誰就多一份勝算！”現代軍事發展的大潮中，趙澄謀和他的同伴們總是爭分奪秒搶在最前頭：1978年，我國“巨型計算機”研製工程上馬。他們聞令而動，提供了600餘份珍貴資料。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張震寰評價説：“這些資料，對研製人員起到了很大作用。”1992年1月，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啓動。他們又征戰寒暑，秉燭苦攻，先後提交了《國外載人飛船發射、測控、返回和安全救生系統及經費情況》等近百萬字的報告，為中國人夢圓飛天擦去了第一道迷霧。1993年，直面海灣戰爭的疾風，他們敏鋭捕捉到第三次科技浪潮拍岸的濤聲，在國內率先開展了新軍事革命研究……

新世紀曙光初現，圍繞我軍新時期軍事鬥爭準備和打贏需要，趙澄謀和同事們一起，先期預研，有針對性地推出了一批關於我軍武器裝備的研究成果，為我軍武器裝備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完成的許多重大課題，為推動我軍裝備採購制度改革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

長期從事武器裝備和國防科技工業建設的管理和調整改革的研究工作的趙澄謀，作為全軍裝備採購制度改革研究的學術帶頭人，不僅有許多成果在國家和相關部位的評獎中獲獎，還被國務院、中央軍委和總裝備部採納應用。

作為我軍裝備建設的一件大事，中央軍委2005年底轉發了四總部《關於深化裝備採購制度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在《意見》下發後，趙澄謀專家諮詢組作為主要參與者之一，參與了改革實施方案的研究，為這項改革提供決策諮詢保障。

1998年起，趙澄謀還兼任了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導師，帶出了一羣有志國防的青年才俊。

“獻身國防，是我這輩子最光榮的、最無悔的選擇。”趙澄謀動情地説。